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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晚碰壁大家都牺牲。我就这么个逻辑，对不对大家可以争论。这是第一个，可是不发放消费贷款，银行有这个问题，你到底要干什么，那么按我们说还是有一大部分在工商业贷款。决不能说我们现在工商业里的资本已经过剩了，这个是任何人都不敢说的，统计局里的文件说，我国人均资本是多少，美国人均资本是多少，谁敢说我们的投资过剩了，你要达到美国的富裕，那你的人均资本就要达到美国的水准，咱们现在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贷？那是有钱的个人特别是温州那些人，他们都是做工商业起来的，他现在不做工商业了，做房地产了。那些人不做大投资商，一家人买一套，因为他就那么点钱几十万，辛辛苦苦工商业做的，人家很简单，我是来挣钱。所以现在有的报纸也说嘛，这个温州人是市场经济逻辑，工商业不挣钱，房地产挣钱，我当然买房地产了。那么为什么？我写的《我们今日为什么陷入困境》，主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那里我做了详细分析，说明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缺乏产品市场和投资机会，银行为什么不贷啊？可能咱们银行体制有很多问题，但是银行要相信你这个投资肯定能收回贷款，它还是肯贷的。那我就不相信你能收回，所以不贷了，有风险啊。房子没风险，他就那种逻辑，我贷你一百万，房子在那摆着呢！那就有可能血本无归，我贷什么！温州人更是很清楚，他自己讲，我不敢投资，跨国公司来了，什么都不能做了，大企业我们不敢做，做不了。小东西我们又上不去，总之一句话：不能做！不能做钱拿了干什么，人家温州人有头脑，钱拿了还是要收利，那就做房地产，哪挣钱多，他认为房地产比工商业挣钱多。这就是我们今天真正的危机。所以说我们今天缺的是什么？投资机会，缺投资机会的根本原因在哪？在产品市场！搞企业都知道，我这个产品销售好，我这个投资就是有回报，所以说今天最缺的不是资金，是投资机会，是资金的需求不是资金的供给。而我和韩德强一再讲，多少次到这来讲的都是这个。我们的政策是反其道而行之，牺牲我们的产品市场，牺牲我们的投资机会，外资越多越好。东北到什么情况？我东北老乡告诉我，各地指标，政绩是引进多少外资，我说完不成政绩怎么办？好，没有投资机会我捏造一个投资机会，我保证你一定赚钱，那当然了，能赚钱的都给外资了。这就是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况，不要说国有资金，民营资金也没地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政策，这叫南辕北辙。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产品市场和投资机会，而对外国产品开发本国市场，鼓励外商投资，你想想这是在干什么，只不过是进一步加剧这个困难。在如此优势的外资毫无阻碍地夺走那么多有利的投资机会的背景下，本国银行和个人资金不敢再流入工商业而流入房地产，这本来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日本的泡沫经济就是这么来的，因为日本经济五六十年代高速增长，七十年代还增长相当高，为什么？投资也是有利可图的，到了八十年代开始出现资金过热，过剩，不知道往哪投资了。才大量进入房地产，买下全世界，造成日本经济大泡沫。那其实背后是什么？工商业的利润下降，无利可图，问题是我们中国还没有到日本这个地步，因为日本到八十年代已经到了世界第一的产业水平，汽车打到美国，八十年代，日本汽车把美国市场全占领了。你中国到这地步了吗？你绝对不能说你的工商业投资已经够了，为什么造成现在这样？我们的政策要负很大责任，大量资金流向购买房产这本来是长期中宏观总需求小于供给的产物，这就是辩证法，本来是需求小于供给而因为产品市场不足，然后就不敢投资了，不投资总需求当然不足了，总需求不足又进一步造成不足，然后过剩资金怎么办，买房子去。但他结果反而套过来过热，总需求不足又变成总需求过强。这是投机造成的过热，就像股市一时热，所以说一打马上掉，就像中国股市，我和吴敬连有一点相同，认为中国股市需热，我和吴敬连有一点不同，我不敢打，我每次都知道，只要你一打就起不来，起不来到最后就很惨，很惨以后，政府就得出来救助，有时侯真不能怪政府，你说他老跌我也不愿意他老跌，他毕竟不是一个好事，他一跌就起不来了。就是基本问题没解决，其实他本来就不该往上涨，因为它股市股票的价格取决于每股的回报，他的回报不足本来就是很低价的市场，但偏偏是很低价的市场它就炒出这些事来，它炒出过高的价格，中国现在宏观就是这么怪。现在短期内拉动的房地产以至其他部门投资，造成短期经济过热，只不过这个过热极其脆弱，因为拉动他的是没有可靠资金支持的泡沫，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这个过热极其脆弱，很可能过热一消除，经济就落入总需求严重不足的萧条，这一轮中国经济过热的背景是中国宏观经济动态处于比走钢丝还难的刀刃路境下，整个经济波动性很强，你想不往左边掉就马上往右边掉下去了，你想不往右边掉就马上往左边掉下去了。咱们时时刻刻要掉下去，不是往左边掉就是往右边掉，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大道上。整个经济波动性很强，如果不是处于总需求不足的萧条状态就会马上处于总需求大于生产潜力的过热状态。而且整个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是需求不足的趋势，因为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个，求大于供的过热是很短暂的现象，造成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我在《我们今日为什么陷入困境》做了详细说明。
那我最后附带说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大骂房地产商，十几年来房地产商成了暴富阶层的主体，现在有个统计，现有中国100位最富豪有50位全部或部分涉及房地产，很多暴富的就是靠房地产开发而掘得第一桶金，这个我比你们有资格因为我岁数大，知道第一桶金是怎么掘得的，今天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力量之大，口气之大，国务院不在话下，好像国务院要受他指挥，所以我现在就要和他比口气，你比国务院还大，那我比你还大，就这么回事，谁怕谁啊。他们力量之大，足以在2003年阻挠中央银行限制对房地产业限制贷款的举措。我这里要强调啊，这是对供给方的贷款，我刚刚强调的是需求方，是买房子人的贷款，而实际上供给方房地产商的贷款早就应该掐死了，你卖不出去，我给你贷个屁款。需求方还有点道理，供给方是纯数混蛋的贷款，他们都这么暴富了，既然他这么有钱就让他自己投去，你给他贷什么款啊！
2003年中央银行限制对房地产贷款，他们能抬出一个所谓国务院文件来对抗，我记得有一篇文章说是百日维新的失败，说是中央银行发了一个文件限制贷款，然后过了一百天，国务院，人家说国务院大还是你中央银行大，在中国肯定是，在外国不一定，国务院文件说还要发展房地产，当时房地产商就说，这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余永定是很温和的人，绝对不是我们左派的人，那时候他就打电话跟我说，非常气愤地说，这帮人简直就是混蛋，中国还有没有王法！宏观调控还能不能搞，因为他是搞宏观的，说中国的政策谁指挥，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他问我，我说，你问我，我问谁去！党中央的官你比我认识得多，你去问问他们，国务院怎么出的这个文件，我不知道。但是据我知道，有一点可以保证，钱起作用了。为什么呢，我没有证据，我讲点别的事，我家搬家的时候，这个雇的司机，他说我过去是给某某老板开车的，我相信这个司机没对我说假话，他说假话干什么。我问你这老板做什么？做传销，我说那传销违法的啊！我99年搬家，他说我那老板就有那本事，弄下批文，允许他干。我说他怎么搞的？他说，到中南海去。我说你说话可得有证据。他说我开车亲自送去的。人家说出来了，我相信这个司机没对我说假话，没留名噢。中国很多事啊，你花钱，不一定是领导这个人，因为我也进过中南海，重要的是那些秘书，秘书怎么说通，那很简单。秘书把这文件送上去，这是领导程序，我见过，召见过我，到时候秘书给你说几句话，就像家里老婆对你说几句话，那比谁都管用。那就是象太监那么顶用，这都是我猜测，没有事实，是一小人之心比君子噢。这个小人就是我讲的那些事，我比他们那些君子。可能是这样，因为中国以后发生的一些事黑道超出我的想象，我现在只好这样讲，所以说我不是说某一个领导，而是那些秘书，能量大得很。但是我不客气，其实现在这个时代老实说比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好处，我们言论还是比较自由的，随便讲的危险还是比较小。刘勇去年脑袋不是掉了吗？去年我就给韩德强打电话，我们一定要把刘勇脑袋弄下来。发动全体股民攻击，就是那沈阳的刘勇，无法无天，就是黑社会和房地产结合的。为了开发东西，他打死人。
下面就是骂房地产集团了，但是这个利益集团最近两年的种种表演已经暴露出他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敌的本性。第一个，他一贯反对必要的宏观经济紧缩，在1993年那一轮经济过热中，房地产商们就充当了主力，我的话不正确之处是那时他还不是房地产商呢，是空手套白狼呢，好多人都是我的同学，那一下子暴富，他们是反对那一轮宏观控制的中坚。很多反动都是他们挑起来的，对此我在“左氏风波”中早有披露。朱镕基召见我就是因为我要宏观控制，大骂这帮人。所以我跟他们结了梁子了，巴结他们也没用，我十年前就有仇，所以现在也别说什么好话，我是走到这条路上回不来了。今日这个利益集团又动员起来，去年这个百日维新是典型的，反对宏观紧缩，又一次重演了为了自己私利将中国人民拖入通货膨胀泡沫经济的企图。
第二个，他掠夺了中国人民最宝贵的财富为己有，并制造了贫富分化尖锐的社会问题，今日中国的房地产商主要的经营动机，他不是商人，不是资本家，资本家讲，西方讲是求利，利是我经营中满足消费者需求得利，他们是寻租，他们主要的经营动机决不在盖房子寻求合理利润，盖房子要赚钱，这是对的。而是要。北京的房子凭什么卖到一万多块钱，你去问问，盖房子的成本，再好的房子，一千多块钱肯定下来，我听人说，一般说八百块就下来了。那为什么能卖到八千多块，这不能怪房地产商，这个还是因为有需求，因为他在北京市中心，越到城市中心，这个人口密度越高，人均收入越高的地方，房子价格越高，为什么？好做买卖啊，所以十年前我就说最希望党中央在王府井给我批上100平米，我马上暴富，王府井那寸土寸金，我不干别的，我就租出去，拿现钱来，不拿现钱不租，保证暴富。这是包括主流经济学家都承认。你们想想他们开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地租拿到手里，把农民的地租拿到手里，特别城市地租都拿到手里，其实他们不是为了盖房子那点利润。其实问题恰恰在于所有的现代国家，特别是最资本主义的美国，城市及其他地租基本上已通过种种途径变成了政府的收入。今年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