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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美国的经济体制只能适用于美国的特殊环境，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那些要简单地照搬美国制度的推销。
2000年12月笔者在昆明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会上在讨论中国政府开发西部的特殊政策时，德国工商联合会驻中国的代表竟说，美国19世纪开发西部时，政府只是给美国移民一块廉价的土地，除此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别的特殊政策。你们要开发西部，也只须让我们自由地经商投资就可以了。
这显然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推销员，而且他就是以美国的榜样为号召。笔者当即回击说，美国西部有那么多“无主”的土地（实际上也是从印第安人那里夺来的），美国政府当然可以用赠送土地来鼓励移民；而中国西部的可耕地都已有人耕作或在经济上利用，政府再把这些土地赠送给移民，只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冲突。我就用这样一个小小的例子来告诉这位德国资本的代表：在美国可以作得很顺利的事，在中国往往是绝对不可以作的！其实我心里也十分清楚，德国自己的经济体制就绝没有美国那样自由，这位德国人要我们象美国那些样自由放任，不过是要让德国资本可以自由地抢夺中国的市场而已。？
第六节 蜕变中的美国模式
本章的开头曾经指出，20世纪90年代似乎是一个“美国化”的年代，全世界各国好象都在引进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但是实际上，在美国进入了“新经济”的喧嚣后面，一场悄悄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场变化并不意味着“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胜利，而是意味着美国模式的蜕变。美国正在越来越甚地脱离“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带上别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色彩。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对整个经济的行政干预和法律规制大大加强。这以后的美国虽然还是实行着“自由的市场经济”，但是其经济自由主义的色彩已经比19世纪时弱了许多。80年代之后确实由美国带头掀起了一股经济“自由化”和“解除规制”的浪潮，这似乎强化了美国的“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色彩，是对30年代以来的国家干预趋势的反动。但是，80年代以后的美国经济并不是只向着更为“自由化”这一个方向走。在减少国家干预的自由化表明下面，美国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正在蜕化。
蜕变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美国各级政府的规制实际上越来越多。在美国作律师的中国人曾经深有感触地说：美国的经济看起来很自由，但是你一进入美国进行经营，就会碰上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政府“规制”，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触犯哪条规定，遭到罚款和惩处。结果是没赚到钱还会赔上老本。这种政府规制往往是由州或地方的政府规定的。这样的规定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一家银行门口摔伤的老太婆可以向这家银行起诉要求赔款，因为该银行没有树起“雪天小心路滑”的警示牌。我们也经常可以从新闻媒体上得知，美国法院判处大公司（如大烟草公司）向消费者支付巨额罚款，因为其产品损害了消费者的健康。
这些政府规制、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规制之所以越来越多，是因为生活日益富裕使美国人越来越重视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福利。但是这方面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美国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多数人的利益高于任何商业机构的盈利。这也就是我们所强调的，民主在某些地方是与经济自由冲突的。
当然，现在美国的绝大多数规制仍然没有超出“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制轨道，对企业的惩处多数还以有人控告为前提，规制多还只表现在可以根据控告惩处企业的法律条文多。但是这种条文越多，美国的经济自由受到的限制就越大；这种条文多到一定程度，就会使美国慢慢地脱离“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轨道。现在美国就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美国模式蜕变的第二个表现是美国政府开始悄悄地推行“产业政策”。
市场经济国家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利用其政策杠杆有计划地促进某些特定产业的发展。实行特定的产业政策是法国式的行政市场体制和日本式的集体协调体制的特征，美国人传统上是反对由政府出面推行产业政策的。
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都在悄悄地推行某些产业政策，力图通过促进某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一些美国学者的研究报告指出，90年代以来美国某些产业恢复了相对的竞争力，这是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奏效的表现。而90年代末美国信息产业的强劲领先地位，更与美国政府的政策扶持分不开。但是这样一来，美国就在争夺经济霸权的斗争中靠向了别的市场经济模式。
人们都把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银行业改革看作是一种“金融自由化”，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允许同一个银行同时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而在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美国实行的一直是金融业的“分业管理”，要求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开经营，不允许同一个银行同时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当时美国这样作，是为了便于政府部门对金融业的监管，降低银行业的风险。
但是，联邦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然一直实行“混合银行”或“万能银行”的制度，同一个银行可以同时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德国这样作并不意味着减少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而是要求政府机构有更高的监管水平，对单个银行的监管更细更严密。因此，德国的混合银行制度是它实行法律规制和集体协调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的体现。
美国90年代的金融业改革转向实行混合银行制度，这其实是在向法律规制或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看齐。当然，美国政府机构对金融业的监管可能不会一下子达到德国的水平，但正是这一点造成了90年代西方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而2001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势必会迫使美国政府将其对金融业的监管提高到联邦德国的水平。转向实行法律规制和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的联邦德国式的银行体制，这是美国经济模式蜕变的第三个表现。
在德国和日本式的“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中，通行着大企业之间、大企业与大银行之间的相互持股。而典型的美国式大股份公司是由大批分散的小股东个人持有公司的绝大部分股票，形成了“大公司、小股东”的股权持有格局。股权持有结构上的这种重大差异，是造成美国式大公司与德日式的大公司在治理结构上很不相同的原因之一。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公司股份中个人持有的份额大幅度下降，而机构持有的比例则显著上升。而持有大公司股份的这些美国机构，有很多都有可能发展为股票上市的股份公司。这样的趋势再发展下去，就会破坏美国大公司由分散的小股东个人持股的传统股权结构，转向相互持股的德日式公司的股权结构。如果真是那样，美国的大股份公司就有可能改变其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向德日式的公司治理结构蜕变。
但是，美国式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美国“自由的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而德日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则是“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的产物。美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是美国模式蜕变的又一个表现。
90年代美国的汽车制造业明显复苏，恢复了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但是，美国的汽车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的大汽车制造公司学习和掌握了日本汽车制造公司的管理方法，特别是所谓的“丰田生产方式”。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管理注重科学地控制生产流程，通过使零件供给及时化而尽量降低库存，同时强调按顾客要求调整汽车型号，实行小批量生产。但是这种小批量的汽车生产要求在流水线上作业的工人经常调换工装夹具和机件；为了提高效率，工人调换机件就必须要快，而这又要求工厂的作业人员长年训练以积累经验。这样，为了实行丰田生产方式，就必须稳定企业的职工队伍，建立一种长期雇佣关系。可是长期雇佣又恰恰是“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这样，美国的大汽车制造企业实行日本式的企业管理，实际上意味着美国的企业在向“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学习。这也是美国模式蜕变的表现之一。
深入了解了美国历史和美国人之后，我们就会知道，美国的自由，包括它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创建美国的那几代人的特点。创建美国的那几代人，主要是欧洲移居的自由的农民。他们虽然有敏锐地探究的意愿，但是性格直爽，头脑简单，既看重个人的自由又讲究诚实和相互信任。美国地广人稀的地理特点，给每个美国人留下了极大的自由的空间，也要求每个美国人都有保卫自己的较高能力，因为在早期的美国不太容易得到政府的保护。这就造成了美国社会的两大特点：一方面，美国的公民享有极大的个人自由，美国宪法甚至规定公民有持枪的自由权利，持枪的自由成了美国自由的象征；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中的个人之间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感。本章第四节已经指出，个人自由和相互信任的这种结合，是美国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基础。
但是，现代技术的发展使美国变成了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这种社会中人们的交往极其密切，但是又往往无法知道相互的底细。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美国的那几代农民所具有的那些个人自由和相互信任可能会给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本书已经多次指出，现实当中的“追求自由者”往往会力图利用任何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宣传而为所欲为；在现代的技术条件下，这种为所欲为很容易造成巨大的灾祸，严重地伤害许多人的自由以致生命。
？例证之一是美国人的持枪自由。美国人的持枪自由确实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的象征，但是这种自由也确实在美国造成了越来越大的伤害。最近几年，我们已经习惯于不断听到美国传来的报道，这些报道告诉我们，美国的那些自由的持枪者如何在肆意开枪射杀无辜。特别是频频发生的校园枪击案，更是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极大的震动。这些枪击案本身已经足以说明，美国式的自由正在成为社会祸害——持抢的自由造成的是社会的不幸。不断发生的枪击案也激发了美国人的反思，使美国出现了一个日益强大的运动，要求限制私人持有枪支。美国的右翼分子指责这种要求是反对美国个人自由的基本价值。其实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美国传统的那种极大的个人自由已经无法再维持下去了。
美国人的相互信任也在逐渐消失。典型的例证是美国的电影对总统的描绘。传统的美国电影总是以极为尊重的笔调来描绘美国自己的总统，用种种的艺术处理把他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