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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浅显的道理是，如果某些个人在没有任何公平和平等的条件下致富，那么这样的个人致富就只能加剧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但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从来就不担心这一点。我们几乎从来就听不到他们对贫穷的劳动者表示过关切，也没见过他们为改善最贫穷者的状况出过主意。5年前我曾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指责对外加工贸易的特殊政策加剧了地区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经贸部的一位官员竟回答说：“我们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信徒就是这样把扩大贫富差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这又以“提高经济效率”为冠冕堂皇的借口。
3。 不要任何秩序的倾向，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又一重要特色。
西方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否认秩序的重要，它一直很关心如何能产生一种有益的秩序。而中国近20年中的经济自由主义却一直有一种破坏任何秩序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前面所引的那位经济学者的话在这方面就很有代表性——暴民、刁民在胡作非为，经济秩序显然已经荡然无存，但是他们还要让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下面的潜台词只能是：为了“坚持改革开放”，可以根本不要任何经济秩序。
为了进一步讲清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需要对秩序的概念作一个简要的说明。象哲学和人文学科中的许多重要的常用词汇一样，“秩序”这个概念并没有很精确的定义。大体上说，人们在谈到“秩序”时，大都用它表示各种各样的安排和次序，这些安排和次序使事物表现出一定的差别和规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秩序表现为人们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分工，表现为人们的行动自觉不自觉地服从各种规则，这些规则相互组合在一起，使社会的生产、流通以致消费都按照一定的规矩运转。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说法，在这些规矩中，最重要的就是物品的生产和流通要按照人们的需要和偏好来配置资源。由此看来，维持一定的秩序实在是社会存在的必要前提。
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两个不同的思想：“社会必须有秩序”并不意味着“只能靠国家的行动来建立秩序”。古典经济学家们在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奠定思想基础时就提出，在政府提供的一个干预极少的法律框架内，个人的自由活动可以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合理的“自然秩序”。当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大师哈耶克更是把这一思想升华为“自生自发秩序”、“自由秩序”、市场秩序或经济自由的概念。在这样的秩序下，政府要作的只限于帮助形成一种“抽象秩序”，它以在抽象规则下分立的“个体利益”为基础，造成一种“总体性中介”，这个中介的作用只是在个体发生分歧和争议时作为第三者进行调解有规则可循，而具体实践是由个体自己在分立的位置上完成。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由于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它强调的就只是要尽可能减少政府在秩序形成上的作用，让个人的自由活动去自发地形成秩序，而不是一般地否定社会经济秩序。
平心而论，在整个中国经济学界中，包括在经济自由主义倾向特别明显的那些人中，并没有哪个多少有点名气的人公开否认秩序对社会经济的必要性、直接鼓吹不要任何经济秩序。就这一点讲，说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主张不要任何秩序，似乎是冤枉了他们。但是，就言谈和行动所表现出的实际思想倾向来说，说他们不要任何秩序是恰如其分的。
秩序的反面是混乱。20年来我国出现过的经济上的混乱可谓多矣。诸如“全民经商”、“全民炒股”、人人吃回扣、个人随意侵吞他人和公共财产、走私盛行、大肆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全国性的房地产投机之类，或者违反了社会分工的规则，或者破坏了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都是这种破坏秩序的混乱现象。但是那些经济自由主义的卫道士们却从来不肯对这些混乱现象作点批评。相反地，倒是经常有人出面颂扬和提倡其中的某些现象。象“全民炒股”、全国性的房地产投机之类的事情，都曾经得到某些人公开的大力提倡，反对这些东西的人则被扣上“保守”“反改革”的帽子。
从有关这些个别问题的争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是敌视秩序的。他们最愿意提倡的，是所谓“搞活经济”。而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了秩序的时候也就是“搞活”了的时候。哪里在进行整顿以建立秩序，哪里就“不活”了，经济就搞糟了。那些强调经济运行需要秩序的人在他们心目中起码也是“思想保守”的，而那些力主进行整顿以建立秩序的人，更是常常被他们指责为“倒退”、“反改革”、“极左”。他们的许多以“改革”为号召的话语，只有在解读为不要秩序时，才可以得到理解。
4。 主张自由放任的政策，对一切都放任自流，反对靠政府的干预来建立秩序，反对政府的任何强制措施。
主张政府尽可能少干预个人的经济活动，反对在建立秩序的名义下进行配置资源式的政府干预，这本来是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共同的特征。不过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在这方面要更走极端，走得更远。在西方有许多社会各界公认的应由政府管制的事情，如行医卖药必须有执照，必须有许多措施以防止诈骗等等。而在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心目中，这些都成了不许政府插手的事情。
这些年来几乎已经形成了一个规律：每当政府要对某一方面进行干预，实行某些强制性的管理时，那就不管这种干预多么合理，多么在经济社会上有必要（当然，任何国家的政府也都可能进行一些不合理的干预），总会有一批人出来指责这种干预“损害了老百姓的自由”，是“反改革”，“经济因此而不能搞活”。作这种指责的人当然抱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态度。
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针对着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混乱现象采取了一系列整顿秩序的措施，以遏止经济犯罪、欺诈、侵吞公共财产等行为上升的势头。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是必要的，也确实起到了恢复经济秩序的良好作用。但是，它们也在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们当中、特别是在那些受经济自由主义精神熏染颇深的人当中引起了非议，说这是“改革的倒退”，是“出现了一股倒退的势头”。在这些人看来，无论社会经济秩序多么混乱，无论经济犯罪如何猖獗、如何欺诈公行，无论少数人怎样肆无忌惮地侵吞公共财产，政府都不应采取强制措施加以制止，否则就是“破坏自由”、“反对改革”，就会“降低经济效率”。这就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逻辑。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如此大反政府的干预和管理，其主要的理由有两个： 一个理由就是那个前边已经指出过的“搞活—效率”论点：只有政府不干预才能确保个人的经济活动自由，才能“搞活经济”；而只有保证了个人自由并“搞活”了，经济才能有效率。至于这样会形成不公平，造成经济上的不平等，那是根本就不值得关心的：不平等是为效率所付出的必要代价，而效率才是第一重要的。
另一个理由是基于社会哲学式的一种价值观，这就是要“站在民一边反对官”。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干预，也有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方面的理由。他们在社会哲学上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极力要维护个人的经济自由，认为政府的干预将危害个人的自由。而相当一部分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这方面的社会哲学上远远不同于他们在西方的同道。在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中，最流行的社会哲学是一种“官”“民”对立的社会观，是一种廉价的反“官”崇“民”的心态。从这种观念和心态出发，反对政府干预就意味着为维护“民”的利益而反对“官”。
其实在社会哲学上，这种反“官”崇“民”的心态更接近于西方人所说的“民粹主义”，而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者是很讨厌民粹主义的。在这一点上清楚地显示出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不同处。
这种反“官”崇“民”的说法最近几年颇为流行，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到处都在鼓吹发展“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这种提法暗中的含义就是把国有企业贬为旧式的“官营”。而仔细的语义分析会告诉你，现在大吹大擂的“民营企业”其实是雇佣许多人的典型的私营企业，而主要不是指下层老百姓所自营的那些个体企业。这一点本身已足以说明，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是在打着“民”和“民营”的招牌掩盖“民”当中的贫富差别，或者不如说是要在同一个“民”的旗号下制造出贫富差别来。
5年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尖锐地揭露俄罗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说他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之初系统地煽动反“官”崇“民”的情绪，利用传统计划经济下官僚有许多特权这一点，大肆宣传国有制下工人没有任何实际上的权利，是被官僚压迫的，以便为他们的私有化方案争取社会同情。而一旦实行了全面私有化，这些人就利用一切手段巧取豪夺，自己变成私人拥有巨型企业的巨富。普通工人在这种企业中的地位比过去的计划经济下还要低下。不仅如此，俄罗斯的暴富阶层还迅速地从反“官”崇“民”转向了支持右翼的独裁者。这时候人们才发现，这些经济自由主义者过去的反“官”崇“民”不过是在骗人，普通的民众感到自己受了骗。
这位老经济学家此言一出，就在中国的“经济学家圈子”中引起震动，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极为光火，大骂这位老经济学家是“反改革”。现在回头来看，这些“自由派”人物作出如此强烈的反映，不过是因为那位老经济学家揭了他们的底。那位老经济学家所说的俄罗斯自由派的那一整套战略，其实也正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今天正在作的。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这样否定政府的任何干预和调节，鼓吹自由放任，起了与邪教法轮功一样的有害作用。此话绝非危言耸听，事实是最好的证明。
邪教法轮功的害人之处，不仅在于它宣传的显然荒谬的愚昧迷信（如李洪志是法力无边的救世主之类），也不仅在于它的迷信邪说导致许多人自杀、延误治疗，伤生害命。法轮功的害人之处还在于，它以信仰自由、练功自由作掩护，打着反对政府干预的旗号，实行自己的有组织的思想专制：谁敢对它的信条表示半点异议，它就组织信众进行围攻，以此来压制任何批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就因为写了点批评法轮功的文章，就引来了法轮功组织的围攻，而且连发表他文章的杂志都被长期包围，一直发展到大批法轮功信徒包围中南海。法轮功组织的这种行为，显然是向政府施压，要政府出面禁止一切何祚庥式的对法轮功的批评。这是显然地破坏言论自由，实行言论专制。
一切哪怕还有一点点维护言论自由之心的人，都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坚决支持何祚庥的言论自由，站出来与法轮功的妖言惑众、以势压人的行为作斗争。在这个问题上，真正主张维护言论自由的自由主义者应当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