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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辆卡车驶过。又是整幢房子都在颤抖。
“您不想要了？”莫利托尔说，再一次倒满他的小杯子。他喝酒，咳嗽，擦嘴。“当我下一回走过时，赫尔曼先生打开了泽贝格先生的文件箱，在文件夹和文件簿里翻找。再下一回，连办公室里的保险箱也开了。赫尔曼先生当然知道那密码。他站在那里，额头上冒出粗大的汗珠……”
“好了，好了。”
“如果不是这样，我立马就死！额头上冒出这么大的汗珠我还从来没见过，卢卡斯先生！这个人脸色苍白，我向您发誓。他读他从保险箱里取出来的材料。每当我走一圈回来看到他时，他看上去更苍老、更害怕、更绝望了。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坏事，可是会出什么事呢？在赫尔曼银行里？赫尔曼银行里不可能发生什么坏事。我真的担心起来，您相信我这话吗？”
“相信。这时候泽贝格先生在哪儿？”
“在阿根廷参加一个会议。不，您等等，在……在……见鬼，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智利的圣地亚哥？”
“对！那会议本来时间还要长，我相信……”
“到五月十九日。”
“对，没错。可是赫尔曼先生跟他的游艇遇难后，泽贝格先生立即从智利飞到了戛纳，去赫尔曼先生的妹妹家。是她让人打电话给他的。她彻底崩溃了。总得有个人继续管理银行，是不是？”
“谁管理？”
“泽贝格先生。跟平时不一样。警方不让他离开戛纳啊。他通过电话和传真处理一切。这里由格罗塞先生暂时领导。他是第一代理人。不像泽贝格先生那么有权。因此，我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而没有跟格罗塞先生谈。”
“事情如何发展的呢？”
“就像我告诉您的，一整夜。到早上五点半。当时，当我走过时，赫尔曼先生突然站在了过道里——我对您讲，是一个幽灵！他让我放他出去。不让我们当中的其他任何人看到他。我照做了。随后，我上楼去了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那里又全收拾齐整了。材料全放在原位。只有烟灰缸里满是烟蒂。赫尔曼先生在工作时吸烟吸个不停，这是什么工作啊！我也发现了空火柴盒，三只，那种扁的。从‘法兰克福宫’酒店拿的。”
“这您是怎么知道的？”
“那包装盒上不是写着吗？就是嘛。”他思考，“这是全部经过，卢卡斯先生。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听说，那天之后，赫尔曼先生完全崩溃绝望了。下一个星期三，他就飞去了戛纳。”
“这您是从谁那儿听来的？”
“同事们。这种事传得很快。据说赫尔曼先生举止像个疯子似的。好像魂不守舍。彻底毁了。”
“您由此得出什么结论？”
“为什么是我？”
“您对这一切一定有过想法。”
“我当然有过。我想，赫尔曼先生的银行，他的生意，一定出什么问题了。我对此一窍不通。某种无比重要的问题。泽贝格先生也这么认为。因此，他说，要我跟您谈。如果可以的话，不跟警方谈。不然就会被新闻界知道。那银行可就麻烦了。”
“泽贝格先生无法想象，是什么把赫尔曼先生吓成这样？”
“他一点也不明白。”莫利托尔打呃儿，“请原谅。还是这酸菜，我不能吃。它对我是毒药，纯粹是毒药，却是我最爱吃的菜。因此，我的克莱拉偶尔也做一回。吃过以后我就得遭罪……”
第七节
38
我坐车去“法兰克福宫”。莫利托尔为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法兰克福宫”我已认识多年了。我认识那里所有的人，总台、门卫、餐厅、上司和调酒师。我经常在“法兰克福宫”住。我爱这家酒店。那里所有的人都热情友好，乐于助人，幸运的是门卫领班在那里。他一见到我，满脸喜色。我将他拉到一边。
“我能帮您吗，卢卡斯先生？”
“我希望如此。”我说，“您已经帮过我多次了。如果我运气好，这一次也能成功。”
“事关什么呢？”门卫领班问。我们站在“李皮查纳”酒吧的门外。客人们拥挤在接待处和门卫的长柜台前，白人、黑人、印度人和日本人。许多种语言，乱哄哄的。没人能听清我们，我们压低声音讲话。
“您听我说，”我问，“您能查明，你们这儿四月二十五日举行过什么会议吗，座谈会或银行家的什么会议？”
“我们马上就能查到，”他说，“稍等一下。”他走进接待处的一间办公室。两分钟后他又出来了。“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我们店里确实住有大批银行家。他们在这里召开一个工作会议。来自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瑞典、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银行家们。”
“关于什么？”
“这我当然不知道。客人们用的是大会议室。会开了很长时间。在二十五日晚，也就是星期二，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
“谈什么？”
“这记录在我们的资料里。是关于银行家对社会的责任。随后客人们还一同出席了一次盛大的自助餐，在中间的宴会厅。星期三他们全都离店了。赫尔曼先生当然不住在我们店里。他住在城里。”
“您也查明了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数有多少吗？”
“是的，卢卡斯先生。”
“多少？”
“如果您想寻找某个人或者了解某个人的情况，那可是够难的。”门卫领班说，“包括赫尔曼先生，总共六十三位客人。”他忧虑地望望我，“这是个坏消息吗？”
“这我还不知道，”我说，“差不多是吧。”
“我为您难受，卢卡斯先生。”
他是个善良的人，这位门卫领班，我很喜欢他。我相信他也喜欢我。
我突然垂头丧气地说：“您以为，能从您这儿得到这些银行家的姓名和地址吗？”
“我要问问经理室。这种事不常见。另外……只要经理室能承担一半的责任，您放心，您就会得到一份名单。我马上就去问。”
“好，麻烦您了。”我说，“如果经理室决定帮助我，那就请您尽快将名单交给我的公司——传真，电话。您找勃兰登伯格先生。他的女秘书会记录这些名字的。”
“如果我们可以公布的话。”
“是的，”我说，“当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非常重要。”
“我们会为您做一切，这您知道。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卢卡斯先生。”门卫领班说。
来自七个国家的六十三位银行家……
39
“婚姻法第四十八条：‘若夫妻双方分居三年，婚姻关系彻底破灭，无法愈合，没有重新恢复一种符合婚姻本质的共同生活的希望，每一方都可以请求离婚。若婚姻破裂的责任完全或主要在丈夫，他要求离婚，而另一方反对，就不得离婚，除非反对的一方缺少维持婚姻的诚意和不打算继续维持婚姻。’你就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保尔·冯塔纳律师放下他正在读的那本厚书，越过他的办公桌望着我。他吸烟斗。烟斗熄了。他盯着我，重新点燃。他跟我同龄，脸型狭长，脸上的光泽掩藏了一切激动和感情，棕色鬈发向后梳，像铁丝一样。他对女人有无穷的吸引力，自己却一点也感觉不到。他的大办公室坐落在费利格拉斯街上一幢楼的第三层。橱里放着一排排法律书和档案，办公桌上也堆满了。一扇窗户开着。夜晚温暖，星光明亮。一轮银月高照。姑娘们的笑声。汽车飞驰而过。一只喇叭在鸣叫。从什么地方传来爵士乐。人们交谈着，声音模糊不清。一个孟夏之夜的种种声音……
二十二点二十分，我赶到冯塔纳这里。我在关着的房门旁发现了他的名字和门铃按钮，他走过来为我打开门。他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工作，穿着衬衫和裤子，领带拽松了，吸着烟靠在椅背上，一声不响地听完了我的故事。我也穿着衬衫坐在那里。在我沉默时，他还提了许多细节问题，比如问我搬出家的日期和过程，卡琳当时的反应。然后，他为我朗读婚姻法第四十八条，重新点燃他的已熄灭了的烟斗，说：“你看，这事情可惜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的亲爱的。”
“可我必须离开卡琳！我们的婚姻业已死去多年了，这你知道！如今我遇到了另一个女人，再在卡琳身边呆下去我会完蛋的！”
跟他的镇定、慎重的声音一样，他的脸上也毫无表情。
“这些全是对的。只不过它们跟你的处境根本无关。你以为，新婚姻法的起草怎么会拖得没完没了？根据旧婚姻法，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两三次审理判决后你就能离婚——可我不相信——即使办成了，你也还得多次上法庭，因为生活费用、家用器具、租房、额外收入的处理还需要再三进行审理判决。许多人都这样倒霉。”
“这太可怕了！”我喊道。
“这当然可怕。杜会学家想制定一个新的离婚法，要求一旦查明了真相，一个法庭一名法官就能作出判决——根据新法律，分居两三年之后，你就如愿以偿，算是离婚了。但这部新婚姻法尚未公布。没人知道它何时开始实施。我不想拿现行法规引起的悲剧惹你乏味，但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或亲耳听过的。”
桌上有一瓶“人头马”和两只杯子。他把杯子倒满，我喝了一大口。我需要它。
“可怜的人，”冯塔纳说，“这位昂热拉，你非常爱她吗？”
“远不仅仅是非常。”
“你们俩之间相距数千公里，你看，你们的爱情对你们没一点好处。”
“我绝不会再回到卡琳身边。”我说，又喝了一口，“那我能怎么办呢？我总得做点什么。或者你，你这个讼棍。这可是你的职业！”
烟斗不通了。冯塔纳磕空烟斗头，然后拿瘦削修长的手指使劲堵住它，从一个白蓝色的荷兰瓷盒里取出烟，耸耸肩。
“咱们必须正视现实，罗伯特。按照正在起草的婚姻法，将不再以过错的原则作为婚姻离异的基础，而只看破灭的现状。因此你是在冒险，你惟有冒险一搏。你申请离婚。也许新的婚姻法不久就会公布。也许不会。也许你会离婚——非常快，但届时为了处理离婚以后的麻烦事，你还得跟法庭耗上几年。你的昂热拉受得了这个吗？”
“她受得了。”我说，“我受不了。”
“她也受不了。”冯塔纳说。他又重新点燃烟叶，吞云吐雾。它们散发出沥青和蜂蜜味。“你更加不行。你今天就已经是只剩一副骨头架子了。我了解你。其他人注意不到。跟你握手时，我注意到了。你心神不宁，在这种状态下你连一年都支撑不了。”
一年？一年后会是什么样？我想。我会病得更厉害吗？重病？会保持现状吗？也许在昂热拉和我可以作为男人和女人交合之前，我就已经死了。也许正如冯塔纳认为的那样，昂热拉也无法忍受这种等待。是的，我是个神经极度紧张的人，冯塔纳的话讲得句句正确。
“可是，把两个完全分居的人强捆在一起，这是不人道的！”
“这法律是不人道。”不管说什么，冯塔纳脸上的光泽一直不消，他的声音也保持不变。凭着这一才能他已经赢得了许多诉讼。他平静地说：“因此，我也非常反对你的申请离婚的愿望。如果你想达到目标，那你就得尽可能对卡琳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