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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喝醉了吗？”
“没有。”
他取出一根连着一只尼龙袋的小玻璃管。“您朝里面吹一下气好吗，或者我们让人验一下血？”
“我想我还是吹吧，”我说，“但根本不是我开车。”
“是夫人开车？”
“对。”昂热拉说。
他们让我们俩朝袋子里吹气，把内有晶体的小玻璃管拿到一只手电筒的光下。
“两根都有点变绿。”第一个警察说。
“我们吃饭时喝了啤酒。”我说。
“我没讲你们喝醉了。可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车子，”昂热拉说，“车子一定有什么毛病，在开到‘乳房’餐馆之前还一切正常，后来……”
我想起一件事。
“那个男人！”
“什么男人？”
我讲我在胡安派恩斯看到的那个人，他曾经跪在梅塞德斯车的左前轮旁。
“会不会在咱们吃饭时车子被做了手脚？”我问。我的裤子在往下滴水。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位警察问。
“我叫罗伯特·卢卡斯。”
“对，那又怎么样？”
“您能通过对讲机告诉鲁瑟尔探长我们所发生的事吗？”
“鲁瑟尔？您是不是也在查这件事，那……”
“对。”
“该死！”警察跑向他的车，拿起麦克风讲话。当他返回时，他说：“探长还在中心分局。他马上就来。”
几分钟以后一辆清障车来了。两位装配工将一根钢缆固定在深陷于水里的梅塞德斯车的后杠上。然后，这些男人走向他们的车，发动起车子。钢缆绷直了，梅塞德斯也被拖上了岸，他们一直将它拖到了路上。昂热拉这时已经恢复了。她用被子裹着，站在我身旁。正当装配师开始检查梅塞德斯时——警察们也在场——一辆黑色的标致车从戛纳方向风驰电掣而来，停到我们身旁。鲁瑟尔、拉克洛斯和那位巴黎外交部的迪尔曼跳下车来。我将昂热拉介绍给迪尔曼和鲁瑟尔。拉克洛斯原来就认识她。
“得到消息时我正跟鲁瑟尔在一起。”拉克洛斯说，“我们马上打电话去酒店，找到了迪尔曼先生。他坚持一起来。”
“这不是普通的事故。”我说，重讲了一遍我在胡安派恩斯看到的那个人。一位跟装配工一道检查汽车的警察走过来。
“我们查出来了，”他说，“左前方的刹车管。”
“它怎么了？”鲁瑟尔问。
“被一把钳子绞断了，挂了下来。这种事很容易一下子就做成。您发动车子时，一点也注意不到，在您踩刹车之前，也只会漏出少量的刹车油。反正一切都挥发进了空气里，一点也进不了车轮的刹车瓦。车子打滑。不管是谁做的，显然想要车内人死于非命——或至少是一起严重的车祸。”
然后出现了一阵静默。
拉克洛斯和鲁瑟尔走向梅塞德斯，观看那被铰断的刹车管。我也去检查它。我们走回到昂热拉和平静的加斯东·迪尔曼身边。
“好得很，”拉克洛斯恼怒地对他讲，“企图谋杀。终于又有点新事了。”
迪尔曼的脸上有几秒钟显出一种痛苦的表情。
“企图谋杀……”昂热拉望着我，“可是为什么，罗伯特？为什么？咱们干什么了？”
“你什么也没做。我干得太多了。”我说。
“还是一点也不向外透露，对不对？”拉克洛斯问。他继续抨击迪尔曼。“交通事故。技术故障。幸好没出什么事。《潇洒马丁报》上来一则三行字的消息，再没别的了。”
“再没别的了，没有。”迪尔曼说，“不然您的处境还会恶化，卢卡斯先生。”
“哎呀，您住口吧！”拉克洛斯控制不住了，“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封锁消息。好吧，随您的便，迪尔曼先生。如果您相信这是正确的方法，如果您相信您能对此负责……”
“冷静点，路易。”鲁瑟尔说，“你也看得出来，迪尔曼先生对这一切也不开心。他奉有上司的指示。”
“我对这一切全不理解。”昂热拉说，“这是什么意思，迪尔曼先生？”
警察们赶走了最后一名好奇者。许多汽车从我们身旁驶过海岸路，我们只是一小群。
“卢卡斯先生会给您解释的，夫人。”迪尔曼说，“他知道我不能采取其它行动。您的车会被拖进戛纳的梅塞德斯车修理厂修好。你肯定您一点没事吗？”
“是的，肯定。我只是冷得很。”
“警车送您回家。夫人，在您从卢卡斯先生那儿得到解释之后，我也请您保持沉默。在场的所有人都将保持沉默——对不对，我的先生们？”加斯东·迪尔曼环顾一周。
众人慢慢地点头，一个接着一个，最后是拉克洛斯。
“谢谢。”迪尔曼说。
一名警察带我们去巡逻车。我把昂热拉扶上后座，坐到她身旁。那位警察爬到方向盘后面，发动了车子。我转过身。透过后窗我看到加斯东·迪尔曼。他站得离其他人稍远一点，孤单单的。他目送着我们的车。他双肩耷拉着。他站在呼啸而过的汽车的灯光和黑色中泛着银色的狂野大海之间，一个年约五十五岁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看上去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伤感、无助、艰难和负担的象征。
7
“我理解迪尔曼。”昂热拉说。她躺在床上，我光着身子坐在床边。我们一回家就马上换掉了湿衣服。“他没有抢着要这个使命！他眼睛那么善良。他肯定是个善良的人。他只是在完成他的任务。”
“对。”我说，“你又真正暖和了吗？你不冷了吗？”
“我好极了，罗伯特……罗伯特……我为你担心。”
“无稽之谈。”
“绝不是无稽之谈！他们想看到你死去。噢，上帝，万一你出了什么事——那我怎么办？”
“我不会出什么事的。”我说，心想，但愿如此。今天晚上可够险的。
昂热拉突然从床上跳起来，抱住我。
“我怕，怕得很！到我身边来，罗伯特，到我身边来，快！我想感觉到你。”她全身都在发抖。
于是我来到昂热拉身边，我们以绝望的野性做爱。最后，我从昂热拉的身上挪开了我的身体，谛听她平静的呼吸。我熄掉床头灯，睁眼躺在黑暗中，听到火车隆隆地驶过海边。我睡熟了，是昂热拉唤醒了我。她抱着我的胳膊叫我的名字。我好不容易才醒过来。
“什么……事？”
“请原谅，亲爱的，我叫醒了你！我得让你看一样东西。”
她站在床边，俯身向着我。
“几点了？”
“四点半，”她说，“我再也睡不着了。我起床走上平台，于是我就看到它了。”
“什么？”
“我要带你去看。来。”
我从床上跳起来，跟在她身后，急步穿过客厅，跑到室外一片花海的平台上，它沐浴在朝阳的强光之中。我俯瞰城市，它的白房子也亮得刺眼，就跟又变得波平如镜的大海一样。
“不是在那下面，”昂热拉说，“在那上面。在山坡上。”她用手指，“在柏树旁边！”最后，我在房子后面陡峭山坡上的柏树旁发现了它——一棵开满粉红色花朵的杏树。阳光下，这棵树和树上的花朵熠熠生辉，超凡脱俗。
“我观察这棵树多年了。”昂热拉说，“六月里它还从没开过花。今年它开了。您还记得吗——岛上的僧侣、神圣的火奴拉特和他的杏树？”
“对。”我说。
她跑进客厅，又拿着一只相机回来了。
“我得拍下它。”她说，“它是为我们绽放的，罗伯特！我想准备一本相册，里面只放对我们有意义的照片。这就算第一张。”她将相机举到眼前，“它将永远为咱们俩开放。”放下相机时她说。她的目光从我身上下滑。“回去吧”，她笑吟吟地说，“快回来……”
8
空游泳池在太阳下白闪闪的。
保尔·泽贝格也跟我一样，穿着衬衫和裤子。天气一天一天地更热了，我们穿着凉鞋，在杉树、橄榄树和棕榈树的绿荫下来回漫步。灼热的太阳下，透过树干，我看到伊尔德·赫尔曼家门外五彩缤纷的花圃，老是看到那个游泳池。我看到，有几块石板是供跳水用的。池底有几根树枝。小动物在那里来回蹿跳，小蜥蜴。现在是下午一点，公园里静悄悄的。
泽贝格一回来我就前去拜访，令他猝不及防。我做好了他会拖延、推托的打算，但是他声明，他很想立即回答我的问题。因此，我坐着一辆车出城了。
我汇报了在法兰克福时保安公司的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告诉我的情况，据他说是泽贝格特别强调要他讲给我听的。我只字未提我拜访过所有的银行家，也没提我了解银行家在“法兰克福宫”聚会的一些情况。
泽贝格点头。
“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完全正确。”即使穿着衬衫和裤子，他也显得像个一本正经、绝对正确的银行人士。“莫利托尔打电话找我，我告诉他，他应该将一切都告诉您。莫利托尔讲的情况，对您有什么帮助吗？”
“这我还说不准。因此，我想跟您谈谈。”
“我当然支持您，只要我力所能及。”他又散放出那种“粗陶人”的香水味。他精力充沛，法兰克福的工作、飞行和气候的变化似乎一点也没能影响他。“我不说您也知道，当我听到莫利托尔讲的话时，我自己完全惊呆了。”
“这我可以想象到。获悉您的上司翻找您办公室的办公桌、文件柜和保险箱，就好像您是个罪犯似的，您一定也大吃一惊。”
我这话讲得很挑衅，他反应得也强烈。
“罪犯？为什么？不，不，我不这么看！”
“请你……”
“不，请您听我说！我意识到您猜的是什么。可是您看，不是这样的，不可能是这样的。赫尔曼先生没必要乱翻我的办公室——找某种文件——我像个犯人似的把它藏起来了……每次交易的某些书面材料。”
“他为什么没必要？”
“因为——您不熟悉银行操作，卢卡斯先生——因为在银行里，若非赫尔曼先生同意、亲自安排或亲自执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可能不被他知道。我虽然是全权总代表，但我没有银行里的小银行。外汇科跟其他所有科一样属于这个家庭。因此，赫尔曼先生不可能指望找到什么他不知道的东西。”泽贝格在一根柱子前停下来，它的两面神头像已经风化了，部分长了苔藓。这个头有两张脸，一张脸向前，展望未来，另一张向后，回顾过去。他沉思地打量着那双面的头像。
“他会不会估计，他能找到什么东西呢？”我问，“我是指，他会不会估计或害怕——保安公司的那个人对我讲，他无比激动——他会不会害怕有资料失踪呢？”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眼下就是这样做的。”泽贝格心不在焉地说，“是啊，肯定的，赫尔曼先生有可能担心这个。可这会是什么样的资料呢？如果是那种事关某一桩交易的——让我们假想我真的做了这种事——销毁有关交易的资料对于我也毫无意义，合伙人持有副本。我想，这能说明问题。”
“是的，”我说，“既然为了讨论，我们已经将您自己假想成理论上的作案人，那也就可以推测，您不会将您和另外某个人在银行和赫尔曼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交易的某种资料或其它保密的文字放在您的办公室里……”
“事实上这是个可爱的假想。”泽贝格说，“另外——如果我有什么要隐瞒的东西放在银行里，那我在飞往智利之前无论如何会带上。”
“哎呀，真的，您去了智利呢。”
“出席世界贸易大会。会前我还处理了那边的银行事务。会议开始于四月十三日。我三月二十九号就飞过去了。”
“这就是说，您直到接到莫利托尔的电话，才知道了赫尔曼先生夜里的这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