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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民主不行,一味专政更不行,实际郑朗已经在做了,进一步的分权,包括割去宰相的部分权限,以免国家出一蔡京张京,马上使国家走向衰退。同时将各部司权利明确,使各部司权利与职责相对而言集中化。又设立了一些部门,加强了监督职能。还有防止各部司独立,妨碍国政,扩大都堂会议的规模,以便各部司纵相了解,更好的处理政务。
但也不能说它就是最好的办法。
首先各部司职责比以前更明确,也许权利增加了,但也不能扯皮了,再加上增加了监督体制,做事更难。特别是两府与三司。自己在朝堂利用强大的威信调节,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若自己不在,弱执的宰相必呆不长久,强势的宰相为之烦恼,必一步步象王安石与韩琦那样再次将权利集中。
但权利集中更不好,易经重阴阳调节,制度也是如此,集中权的国家必须重监督,减少不公现象,公权重的国家必须重视行政延续性,减少种种掣肘。
在宋朝那怕出现所谓的伪民主机制,也不能忽视监督体制,但得将它们职责说出来。
于是在离开朝堂前,郑朗索性将这个问题讲清楚。当然,郑朗不会说民主,民做主,皇上往哪儿搁?所以只说分权与专权。
赵顼道:“郑公,请说。”
“陛下,专权是权利集中,容易产生权臣误国,又因缺乏监督,官员胡作非为,社会不公,若君明相贤,国家大治,若君昏相邪,国家迅速灭亡也。因此祖宗对各臣职权进行了层层掣肘,进行相互监督。然而说黑白容易,说对错何其之难。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人性的复杂性,以前老臣与范仲淹有过一番谈话,老臣说人性怎能用黑白来区分,正如同天下的颜色,有赤有橙有绿,这才构成了世界的光彩。人性也是如此,如果用一个单纯的善与恶,黑与白来区别,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正因为人性的复杂性,所以人才是万物之灵。臣为分权与专权考虑了很久,也在改制中实行了一些条例。但世上没有单纯的颜色,更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特别是都堂会,老臣扩大它,是为了有一个横向了解,群策群力,取消补短,补漏拾遗,使决策更完美化。但有好的一面,必有坏的一面。都堂会再加上监督机制的扩大,容易造成相互掣肘。办事拖拉。因此老臣最后提议,若是各部司决策为其他部司反对时,交给陛下决策。陛下不能决策,在各部司不损害国家利益前提下,决策又是在各部司职责范围之内,那么就必须执行各部司的决策。”
这也是郑朗一惯的做派,做比说好,争执不下时,不能耽搁做。不然各种政务就扯皮了。
“还有就是各监督机构与言臣。他们职权是监督各官员的德操,与国政的执行利弊,而非是决策与执行机构。言臣有权臣弹劾,但不能干涉各部司的决策与执行权。各路监察司有权督促各州县官员的德操与吏治,但同样不得凌驾于各州各县官员之上,粗暴干涉各州县的政治。”
赵顼点了一下头。
郑朗在没事,不在了。必须将这个轻重说清楚。不然有的言臣同样无法无天。
郑朗又说道:“陛下,老臣说的第三件事就是易。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或物,同样没有永世能存在的制度。就说陛下与老臣,还有诸位臣工发起的熙宁变革,对我朝立国以来种种弊病进行了治理。如今无论经济,或者军事,或者各官员的操守,比以前要好一点。然而为了减少争执,牵让太多,种种改制执行得不彻底。也许在一百年内,只要君明臣贤,它还能是一个治世法策。但过了一百年,又会产生新的弊端,那怕是诸监的契股制度。然而改制更难。熙宁改制侥幸勉强成功,若不成功呢?国家分裂!”
郑朗郑重地说道。
不能说宋朝没事了,就是眼下还有一些危机存在,但是郑朗不敢碰了。
而且改革成功,郑朗利用了金手指做了让利,后来者有没有这个金手指?并且郑朗站在历史的高度,后来者有没有?
“后世子孙想要我朝立国千年万年,必须不断的调节,可每次调节都会牵连甚广,一定要小心啊。唐初说立国难或是治国难,老臣在这里说一句,立国难,可治国更难!”
这也是郑朗最后交待了。
说了军事,说了制度,说了改革。
然后又说道:“人君是国家重中之重,一怕残暴,二怕愚昧,三怕南唐后主那样分心于小道,可是李后主小令却是天下无双。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诸位,老夫自十七岁为臣,深受章献太后、仁宗与当今太后陛下的宠爱,因此老夫省怕出了差错,这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如今也老了,时光过得真快啊,老夫即将离开京城。如今国事就交给诸位了,望诸君努力。”
郑朗辞去相位,这一回是真的辞去宰相,两府权利将会来次重新大洗牌。
并且郑朗这个正与平,还有三条交待,也未必让所有人一致赞成,然而这时,没有一个大臣说话,一起看着郑朗,许多人眼中忽然出现了感伤。
……
四月到来,大麦已黄。
京城天气开始一天比一天炎热。
郑家上下在忙碌,郑朗随军而行,但还有一个人要去西北,四儿,她是自小服侍郑朗的丫环,月儿少地,她是大小姐出身,又因为她娘家的地位,是做“人质”的好人选,因此最后让四儿先行去萧关。
在四儿离开后,郑朗准备了一下,也迅速离开京城。
宋朝伐夏,这是一件让人无比振奋的消息,可是在这时,许多人却快乐不起来。
九百二十二章 来了
因为带着一些军队,郑朗西上速度并不快。但一路走,一路与郭逵、王韶、章楶书信沟通,同时各种命令在郑朗未到达前线时,就下达了。
此时,国内也有争议声。
非是为能不能伐夏而争,大军都陆续到了前线,物资粮草也大半到了前线,争也起不了作用。争的就是兵力问题。
此前王韶建议兵力不能过多,说了几个原因小说章节。
首先就是粮草物资,孙子兵法说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从敌人手中得到一钟粮食,当抵从国内运输二十钟粮食,从敌人手中得到一石饲料,当抵从国内运输二十石饲料。
这句话听起来颇有道理,可背后的真相是无比的惨酷。从敌人手中得到粮草,何谓敌人,也就是大军到了敌国后,去抢吧,去烧吧。然而宋朝不仅是为了击败西夏,若那样,学习在交趾时的做法,如果做得好,兵费还能节约三分之一。可是宋朝想占领并且以后能正常统治这一片土地,就不能将孙子兵法这套搬来。
王翦是用了六十万大军,以当时秦朝的国力,肯定无法承担六十万大军的粮草物资,多半务食于敌。可是楚国百姓如何?虽楚三户,亡秦必楚。
隋唐递更时,多次大兵团会战,但那时天下已是乌鸦一般黑,非是人间道,而是修罗道,地狱道,不然六百多万户到了唐朝立国时只有二百万户,以至魏征反对李世民封禅时进谏,山东之内(指崤山以东,包括山东、河北河南大部与山西南部广大的平原地区)人烟稀少,满目草木丛生,这是引戎狄进入大唐腹地,并展示我方的虚弱。那时唐朝立国很久,甚至为了鼓励百姓生育。强令百姓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就必须结婚,连寡妇也必须要再婚。所以唐朝立国发起诸大兵团会战,百姓没有怨言。
宋朝此时伐夏是准备完善,可是也将动用天价的钱帛,甚至使整个陕西不得安宁。虽朝廷下令给予了补贴,无论乡兵或民夫,在战争时与禁军待遇相等,以免使其家人受到牵连,减少民夫与乡兵的后成之忧,但大战来临。陕西将调拨二十多万民夫、数万蕃兵,九万乡兵,整个陕西农耕生产会耽三分之一,物价必然横涨,朝廷的补贴远不足物价横涨之数,同时还有官吏的层层克扣。
这仅是其一。
大军越多,对指挥要求越高。不是王韶小视郑朗,而且郑朗也很小心,将章楶调到身边。作为第二指挥官协助,但这么庞大的军队,一旦开始会战时,即便孙子在世。也难免不会发生差错。
军队混杂,真正的禁兵只有二十五万,其他的军队各色各样,比如乡兵。有河北的,河东的,陕西的。蕃兵更乱,有鄜延路的,有环庆路的,有泾原路的,有熙河地区的,有湟州地区的,还有兰凉蕃人,甘肃瓜的回鹘人,就是蕃人也有吐蕃人、羌人、少量吐谷浑人与党项人。弄不好,就会发生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下场。
因此王韶建议精减军队数量,一要少,二要精,而且西夏国内形势很糟糕,也不需要兴师动众。
郭逵却提出另一种说法。
王韶与郑朗迅速拿下河湟兰州,章楶又将河西走廊五州迅速平定,这是有一定的原因,吐蕃对宋朝一直不恶,没有明显的矛盾,更不要说凉州六谷部与甘州回鹘,五代时就向往着中原文明了,吐蕃自唃厮啰去世后分裂崩溃,没有凝聚力,因此反抗意识不强,再加上宋朝及时的蕃候制度,大规模的投资与种种稳定民心的做法,拿下了也就得到了。
至于以前宋朝轻兵取荆湖、巴蜀与南汉,乃是中原百姓有着大一统意识,包括巴蜀在内,若不是王全斌杀孽太重,就是后面王小波与李顺都不会掀起什么风波。可不能将巴蜀南汉荆湖当成西夏。
西夏正式称王已经好多年,有了国家意识,有了凝聚力,别看现在两派争执,一旦宋朝出兵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西夏自李继迁起,到李德明、李元昊、李谅祚、李秉常,已有五代人,嵬名皇族一氏壮大,遍布西夏各地区,就算宋朝轻兵迅速拿下灵州与兴庆府,各个皇室子弟仍能率领各部不服宋朝的部族,借助横山与沙漠地区反抗宋朝,可能复成李继迁之势。
兵力少,必须是轻兵,然而轻兵就不能平定横山,可横山地区又是西夏的大本营,宋军的必经之地,会被截断粮草,危胁前方安全。
又隐晦地说了另一个问题,胜还罢,若败,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时机,而且宋朝的体制也注定了不可能年年动用军队征战,那怕就是胜利了,以后西夏人死灰复燃,因为争执,又让西夏再次崛起。再说,到时候郑朗也不在朝堂了。至于其他人,郭逵有点儿不大相信。
两种意见到达京城,知道的人不多。
郭逵用兵相对而言重稳,故有这种说法,王韶勇猛,故想轻兵速胜。
郑朗取了后者,两人还没有考虑到另一因素,契丹!
但契丹又是一把双刃剑,就是契丹支援,宋军浩大,问题也不要紧,但另一边河北河东地区与京城多少就兵力空虚了。于是在战前又做了种种迷惑,甚至到大战拉开时,宋朝扬言只出动了二十万禁军,将兵力数字严重缩水,让契丹产生轻视的心理。
郑朗走了,王郭二人的奏折也让许多大臣知道,多认为郑朗调动的兵力太多,其实这些人多是连宋朝伐夏,都不大同意。
无论后方如何争议,前线战事已经打响。
五月初七,宋军正式向西夏发起进攻,但不是打着收复西夏的旗号,而是打着清王侧,诛梁氏的口号,向西夏发起进攻。
军队总共分成三个战区,第一战区包括河西走廊、泾原路。这里是郑朗与章楶亲自负责的,他们不但负责西路战区的调动,也负责着整个会战的指挥。但每一战区又分成几个部分,西路战区总共分成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