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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老师胡适之先生也高度肯定这个学生，称：“所谓傅先生所做的四件大事，除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傅先生手创，且经营较久，并有空前成就以外，其余三件大事，只是做了奠基工作便离开了。”对学生先老师而去，言下不胜唏嘘之意！
孟真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可知他在学生时代即是反日的。1926年，傅斯年在巴黎闻地理学大师丁文江在孙传芳势力下任淞沪总办，极为不满，曾对胡适言回国后“一定要杀他”。
1929年，傅斯年与丁文江在北平经胡适介绍而认识，两人深谈后不久即成为互相敬爱的好朋友。1936年1月，丁文江在粤汉铁路沿线考察时煤气中毒，傅斯年闻讯赶往湖南长沙救护并料理其身后事。又发表《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影》，赞扬丁文江“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生死交情，永为士林佳话。
1932年10月，北大教授马衡企图划北平为中立的“文化城”以苟且偷安。傅斯年闻讯曾加劝阻，马衡不听，进而寄信蔡元培院长表示反对：“斯年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
当时傅斯年先生正在北平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时日寇侵陷东北，平津危急，在北平的一部分学人发起设北平为“文化城”也就是中立区的运动，梦想以这种办法逃避日寇的炮火。傅斯年先生对他们劝说无效，因此不得不申明立场。10月12日，他写信给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两先生，说明他绝未参与这种运动：“北大马叔平先生赴京，运动什么北平设为‘文化城’。此事初发起时斯年即表示不赞成。”对为此事图谋者，傅斯年在信中感慨道：“斯年为中国读书人惭愧也。”后来马衡等人策划的“文化城”之梦未能实现，固然不一定与傅斯年先生的反对有关，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北方的学人中，他是最坚决的反日者。
1933年5月，《塘沽停战协议》签订，傅斯年极力表示反对。
6月4日，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专文，认为当局一时无力收复失地，赞成华北停战。傅斯年接阅此文大怒，要求退出独立评论社，严正表现爱真理甚于爱吾师，他对胡先生素来执礼甚恭，这次却大大地例外，胡适为此非常感伤。最后由丁文江先生写一长信给他，加以劝解，他才打消退社的意思。丁先生的长信，他始终保存着，大概是作为与胡先生友情上的一点纪念吧！
但也显示他积极抗日主张持之益坚，立言退让亦有限度，虽弄得胡先生非常感伤也在所不惜。
正如胡适所称由此也可以“感觉他（傅）骂人的火气，也感觉到他爱朋友、了解朋友、鼓励朋友的真挚亲切”。胡适说，“一点也不怪傅孟真”。
1935年冬，日本特务土肥原到北平，与宋哲元幕中的亲日分子萧振瀛勾结（傅斯年先生一直说萧是汉奸，国人有同感者也不少。近来又有人说他不是汉奸，但说他是亲日分子，大概不会冤枉他），企图造成冀察乃至华北五省的“特殊化”。
日本人通过当时的北平市长萧振瀛邀集北平教育界人士谈话，席间萧以各人的安全为威胁，想迫使他们就范。俨然是为日本招降，至少是要北平教育界闭口。
在大家惶惑之际，胡适之先生和傅斯年先生挺身而起，当面教训萧振瀛一顿，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和誓死不屈的精神，结果大家一哄而散，粉碎了萧的阴谋。于是北平整个浑沌的空气为之一变，教育界俨然成为左右北方时局的重心。接着北平教育界组织起来，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为国苦斗，直到“七七事变”。傅斯年先生骂萧的事，在当时北平各个学校中传诵一时。
傅斯年先生这种伸张正气的精神，使他不顾一切。大家不要忘记，那时候的华北，不但亲日派横行，而且日本特务也公开活动，这是一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局面。
“一二·八”学生示威运动爆发，包括傅斯年在内的部分北大教授举行大会，共同宣誓“不南迁、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作二十年的打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日人及亲日汉奸对傅斯年因之更加忌恨。然傅虽处险境，不稍抑其抗日爱国热诚。
傅斯年为表示其积极的抗日态度，在其夫人俞大彩怀孕时，即对罗家伦言：“如生男孩，即命名仁轨！”罗家伦竟不能喻意，傅当面谓：“你枉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位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1935年9月15日，传其夫人生一男，他当即命名仁轨。可见他内心所蕴藏的是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
抗战胜利时，他在重庆。他在一封家书中说，他一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欣喜欲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拥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又说：“我可以出国治病了。”
他曾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他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作宾先生为他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在逝世前不久，果真刻一图章“孟真遗子之书”，印在书上，作为给儿子的财产。傅仁轨曾在给其母亲的信中写道：
妈妈：
爸爸要把他所有的书籍，都遗赐给我，我非常感动。如果别人有正当需要时，就请你毫无犹豫地借给他，因为有许多好学的学生，是能够读这些书的，要是为我而把这些书藏在箱子中，我觉得那是很自私的，爸爸给我的一切——道德方面的——自应珍视，而且我要尽量地利用它。
为了救国救民，傅斯年可以不顾生死，他常常准备以身殉国。
对外侮他奋起抵抗，对内忧他也勇敢迎战。他认为贪官污吏最该打倒。他强调：“现在革命过程中的一切牺牲，是为民众利益的，不是为贪污官吏中饱的，不是为买办阶级发财的。”他又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他主张“除恶务尽”，他主张“攻敌攻坚”，而且他一动手攻坚，决不肯中途罢手。
有一次，在重庆为了某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爱护他的朋友们为他捏了一把冷汗。会后朋友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说那样肯定的话，他说：“我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大家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所谓“大炮”者可比，也决不是风闻言事者之流。这种有风骨的人，无疑是值得敬佩的。
孟真先生不常做诗，尤其是旧诗。他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时，虽曾发表过几篇新诗，旧诗则在抗战前似乎没有人见过。但在抗战期间，为了景慕忠烈，他曾破例做了几首旧诗。1938年末，山东省专员范筑先先生战死聊城，孟真先生曾写了四首诗哀悼他。
1940年张自忠将军战死于襄阳，1944年张将军殉国四周年，孟真先生有诗追悼，题曰《悲歌》，诗句如下：
泰山重一死，堂堂去不回。
身名牧马革，风日惨云雷。
忠义犹生气，艰难想将才。
中原谁匡济，流涕楚郢哀。
这只蟋蟀不但会斗争，而且能说教，他对教育的重视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他曾强调指明：“今天的教育方案必须是针对着今天我们的‘穷’、‘愚’、‘不合作’。”
为此他写了许多文章解析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他认为：“现代社会的要求有两大项：（1）工业化，（2）大众化。”中国非工业文明的教育意义是必须改正的，中国传统文明之忽视大众是必须修正的。但他强调：“我所谓修正，并不是抹杀之谓，乃是扩充之谓。”“因为传统是不死的，所以也并抹杀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它的缺欠已成为第二天性，抹杀是不可能的，然而必须拿现代的事实衡量一番，其中应该抹杀的东西，不惜彻底地改；应扩充的东西，不惜彻底的扩充。
战前‘本位文化’之说，是极其不通的。”“与之相反便有‘全盘西化’之说，这又不通之至。一个民族在语言未经改变之前，全盘化成别人是不可能的。前者一说是拒绝认识新时代，后者一说原不能自圆其说。”“教育要认清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因而要认定它是完全抹杀不了的。同时也要认定它与时代的脱节，因而要做彻底的修正。”
傅斯年更进一步指陈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应抹杀”与“必须矫正”之所在：“我所谓抹杀不了，并不是应抹杀的，就是人与人中间的关系。中国人的脾气，在合易近人情，争中有让，富于人道性等地方，属于这一类。至于读书人之阶级观、对于外务之不注意、思想上之不求逻辑，是必须矫正的。为前者需要把文化推广到一切人，再不可以‘礼不下庶人’。为后者需要纠正中国人用脑不用手的习惯和对物马马虎虎的观念。假如走这条路，是用力少而成功多的。”
1944年3月，傅斯年因公务忙碌，生活不安定，高血压症增剧，不能支持，入中央医院治疗。7月，出院休养。10月，傅母李太夫人弃养，傅悼念不已。自顾高血压症无法痊愈，唯有拖延时日而已。
他尝寄函胡适述病情及致病由来云：“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欢喜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却出于至诚，而绝非有所为。遇急事胆子也大，非如我平常办事之小心，有时急的强括不舍，简直是可笑。”
傅斯年也知道自己的毛病，也寻找过药方，但都无法阻止他“择善固执”的性格。他也写信给恩师说：“平日好读《老》、《庄》，而行为如此。有此性情，故遇有感动冲动之事，心中过分紧张。这种感情冲动，私事甚少，而为公者极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他自我解嘲又说：“此等性情，自天外人看，未知还有趣否？但在中国却算比较少的了。”
傅斯年也曾经一度想退隐：“近日又读《庄子》，竭力自己为自己想开，何必一人怀千古之忧，一身忧国家之难。读来读去，似乎有些进步，此窍还是半通不通的。古人有以天下事为己任之说，一个人如此想，多半是夸大狂，我向不以此言为然。但自己不自觉之间，常在多管闲事，真把别人事弄成自己的事。此比有此意识者更坏事，以期更真也。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
但他又挂念做学：“今遭此病，事实上不能容我再这样，只好从此以著书为业。所可惜者，病中能著书几何，大是问题耳。”可谓一代学人最珍贵之自画像。
正如程沧波所指陈：“他（傅斯年）对政治，喜欢谈论，而容易厌倦；偶然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