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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辟的描述，“It‘stheagegap，notthegendergap。”（这是世代差异，不是性别差异。）
终于，这种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差异在一次对抗中得到最充分最彻底的体现。2007年夏天，安德烈和飞利普都计划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龙应台也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一个做母亲的快乐想像：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
但是现实击碎了龙应台梦想的和谐图景。21岁的安德烈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难道以后我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了，做妈的都要跟着吗？”
龙应台可怜巴巴地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二人眼晴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无奈之下，到了上海，龙应台只得与安德烈和飞力普分住两处。龙应台后来写信对儿子说，作为一个母亲，她当时真的很受伤。“我尊重你们独立自主的‘欧洲价值’，你们能否也照顾一下老妈‘注重亲情’的‘亚洲价值’？”
当然，在双方的信中，话题所至，不仅仅有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差异与交锋，更有对这些差异来由的各自说明；有贫与富、左与右，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这样严肃的话题，也有关于着装品位，谈什么样的女朋友这样的轻松话题。
中年父母与青少年子女的隔膜是一个普遍现象。龙应台与儿子的通信与其说是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答案，不如说是给出了一个交流讨论的姿态。别具一格的家书引起了中年父母与他们的青少年子女的广泛共鸣。“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
“这本书对我的意义很重大，可能超过我的代表作，什么《野火集》啊，《请用文明说服我》那种东西。”龙应台说。
（2007年12月7日《南方都市报》）
《亲爱的安德烈》语录
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龙应台《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十八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
——安德烈2004年10月25日致龙应台信
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
——龙应台给安德烈的电邮
能不能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该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位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安德烈给龙应台的电邮
妈妈，你跟我说话的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权利！对，这就是你的心态啊。也就是说，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
——安德烈2007年8月23日致龙应台信
我让女儿读您和安德烈的通信，然后在饭桌上有很多讨论和激辩。谢谢您给了我们母女彼此沟通感情的机会。但我很渴望知道一点安德烈的成长背景以便正确地理解一些文化分歧。
——上海读者YU致龙应台信
我是多么地享受你和你母亲的对话。而且，我是多么、多么地羡慕你和自己的母亲可以这样开放地沟通。……我非常羡慕你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我的母亲，基于对我的“爱”，已经和我断绝了沟通。她认为我放弃读商而学艺术，是自甘堕落，是辜负了她。即使我打越洋电话给她，她听了一分钟之后，就想挂掉。我今年三十七岁了，但我的母亲把我当十七岁看待。
——加拿大读者余意致安德烈信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作“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龙应台《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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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驾照，可以进出酒吧，是高校学生了。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拿着红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点“冷”地看着你。
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那个让我拥抱，让我亲吻，让我牵手，让我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哪里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后；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他在德国，我在香港。电话上的对话，只能这样：
你好吗？好啊。学校如何？没问题。 ……
假期中会面时，他愿意将所有的时间给他的朋友，和我对坐于晚餐桌时，却默默无语，眼睛，盯着手机，手指，忙着传讯。
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条件是，一旦答应，就绝不能半途而废。
他答应了。我还不敢相信，多次追问，真的吗？你知道不是闹着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写的。
我没想到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我只有一个念头：透过这个方式，我或许可以进入一个十八岁的人的世界。
因此，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书店排队付账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用低沉的声音说，“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儿子会形同陌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对方说话。 ”他的神情严肃，眼中有忍住的泪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样，把文章影印给儿女读，然后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开话题。美国和加拿大的父母们来信，希望取得我们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们在英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能与他们分享。那做儿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跟父母无法沟通；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这么多的信件，来自不同的年龄层，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我们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被其它漂流不安、寻找港湾的船只看见了。
写作的过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说汉语，但是他不识中文。所以我们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这几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写信给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于是我们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会——用英文。
二、我将之译成中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和他透过越洋电话讨论——我们沟通的语言是汉语：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何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这个词的德文是哪个？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后，是不是主题更清楚？我有没有误会你的意思？中文的读者可能无法理解你这一个论点，可否更细地解释？
三、我用英文写回信，传给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将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写一遍——只能重写，不能翻译，翻译便坏。
四道程序里，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和辩论。我常批评他文风草率，“不够具体”，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细节。在写作的过程里，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得从头学起。你得放空自己。
专栏写了足足三年，中间有多次的拖稿，但总算坚持到有始有终。写信给他的年轻读者有时会问他：“你怎么可能跟自己的母亲这样沟通？怎么可能？”安德烈就四两拨千金地回信，“老兄，因为要赚稿费。 ”
我至今不知他当初为何会答应，心中也着实觉得不可思议他竟然真的写了三年。我们是两代人，中间隔个三十年。我们也是两国人，中间隔个东西文化。我们原来也可能在他十八岁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从此天涯淡泊，但是我们做了不同的尝试——我努力了，他也回报以同等的努力。我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他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日后的人生旅程，当然还是要漂萍离散——人生哪有恒长的厮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语，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满怀，我还奢求什么呢。
安德烈：连结的“份”
亲爱的 MM：
我们的书要出版了——不可思议吧？那个老是往你床上爬的小孩，爱听鬼故事又怕鬼、怕闪电又不肯睡觉的小孩，一转眼变成一个可以理性思考、可以和你沟通对话的成人，尽管我们写的东西也许有意思，也许没有意思。
你记得是怎么开始的吗？
三年前，我是那个自我感觉特别好的十八岁青年，自以为很有见解，自以为这个世界可以被我的见解改变。三年前，你是那个跟孩子分开了几年而愈来愈焦虑的母亲。孩子一直长大，年龄、文化和两地分隔的距离，使你强烈地感觉到“不认识”自己进入成年的儿子。我们共同找出来的解决问题方法，就是透过写信，而这些信，虽说是为了要处理你的焦虑的，一旦开始，也就好像“猛兽出闸”，
我们之间的异议和情绪，也都被释放出来，浮上了表面。
这三年对话，过程真的好辛苦：一次又一次的越洋电话、一封又一封的电子邮件、很多个深夜凌晨的在线对谈、无数次的讨论和争辩——整个结果，现在呈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