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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看到了我，教育局长在台子上讲话，我们在底下窃窃私语。他惊讶地问，你怎么也回来了？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我当初学习这么好的人，也会想回来当老师。我用无奈的脸色掩饰着内心的惭愧，我说，唉，没办法，我爸妈都老了，身体不好，有我在跟前，能多个照顾。
“那你这几年在哪儿？”他问，高中毕业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别说他，几乎所有的高中同学我都没见，回了汾西也只是找堆堆和杨兵，其他时间就在家窝着，看电视，或者干坐着，路上碰到熟人，也提前远远的避开。
“我现在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教辅类的，高一数学责任编辑。”我一本正经的说。
“那你还肯回来？编辑啊，那待遇一定很高。”他一脸的羡慕，这也难怪，一般人一听说什么报社编辑，杂志社编辑，就觉得很牛，我以前没当编辑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直到真正的涉足到这个行业，以往所有的神秘感都没了，才发现扯淡，和一般的打工族没什么两样。
“哦，也不错吧，一个月能拿个一千七八，再给一些老师发发职称论文，提提成，弄得好了，一个月能赚不到三千。”我说溜了，说完才发现牛皮吹的有点大了。
“那你可是亏了，这么高的工资去哪儿找呢？可是比当老师强多了。”
“唉，也不能这么说，我们单位比较累，经常加班，”我想也不能说得太好了，要不让他怀疑。“再说了，在太原赚三千跟在汾西赚一千差不多，那儿消费高，自己租房子，买饭，坐车。就花不少，而且凭这点工资在太原要想买房子，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说的也是，看来在外面也是不好混啊。”他感叹道。
我们又聊了些别的，都是关于一些高中同学的事迹，因为我都不了解，所以，基本上都是我在听，他在讲。
有振奋人心的，比如周素涛，他爸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本人学习也很好，也是因为上大学打网络游戏，休学一年，最后都没去上，也没领上毕业证。我的心里好受了些，看来，比起他，我还算幸运的了，起码还混到正常毕业了。
还有曹志文，大学上了两年，有一天突然豁然开朗，觉得上这个大学有什么用，还不如回家养猪，经营得好了，一年还能收入几万块。当然别人都不认为他是豁然开朗，都以为他是疯了，精神有毛病了。家长劝，班主任劝，都不听，他从来就是一根筋。没办法，学校特许他休学一年，回家治好病再说，但是这个病一直没治好，曹志文养了三年猪，也没赚下什么钱。
也有令我扼腕叹息的，那个一直笨笨的女同学，王纤红，大学考了个三流学校的专科，却一直努力，专升本，再考研，现在在中科院数学系读研究生。而那个毫不起眼的王瑜，不爱说话，整天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高中成绩一团糟，大学肯定是没考上的了，不过却一直坚持写诗，在核心刊物《星星》，《诗刊》上发表了不少诗歌，一年后，就被保送至南京大学中文系。
教育局长讲完的时候，武强还没有讲完，他意犹未尽，走出教育局的大门，他又拉我在门口半蹲了一会。
我急得要走，可他的始终说个不停，没有间歇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机会提出分手，他的话始终是说一半，留一半，总有第二句话跟着。这样的情况下，我又不好意思说要走，那也太不给人家面子了。
第二十一章 我的缺点
第二十一章 我的缺点
回来的本科生一共有23名，局长拍着挺起的啤酒肚说，这都是人才啊，都要录取。但是他又说，每人都得上台讲一次课，然后再综合决定每人留到哪个学校。
我成天在担心这事，老妈安慰我说，你没必要担心，担心什么呢，你爸认识那么多教育界的人，还给局长送了钱，肯定能留到汾西一中，你上去只要差不多就可以了。
可我还是很担心，我不是担心能不能分到好的学校。这个倒无所谓，分到三中又如何，分到一中又怎样，还不都是个老师，寂寂的过一生，没什么前途。我真正担心的是上了讲台，能不能说出话来。
我从没在大庭广众讲过什么话，在报社，我们数学部开会，就六个人，轮到我发言，也是面红耳赤，讲得别别扭扭的。
这点我和沈从文很像，我相信我甚至还不如他。有这么一个故事，沈从文被胡适聘用为中国公学讲师，他在上第一堂课时就呆呆地站了近10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1小时的授课内容，在忙迫中10多分钟便全讲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无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我以前看了这个，心里很同情他，因为我和他是一样性格的人。但他起码还能坚持把一堂课讲完，要是换了我，有那么10分钟说不出话，早跑了。
只因为那时他已经相当的知名，学生们都是慕名而去的，对一个名人的缺点，大家都很容易谅解。若是换了一般人，学生们早把他哄下去了。
我说话声音很小，像个小女生，从没试过大声说话，军训时是我这辈子喊得最大的声音了，但是过后有一个月，我的嗓子又恢复了以往的莺声燕语。
我感觉自己的眼睛也和别人不同，我无法坦然地面对众多凝视我的目光，可以勉强硬撑上一会，但慢慢就会像得了沙眼一样，眼痒，流泪，脸越来越红，最后就像猴屁股似的。
总结一下，我在生活上的白痴像张爱玲，在举止上的扭捏像沈从文，名人的缺点我都具备了，我就是这么一个小姐身子丫环命的人。当然，这些缺点放在名人身上，会变成是一种优点，瞧，他多可爱。可是到了一个普通人身上，会引来一阵嫌恶。
我在体检的时候再次接受了这种嫌恶，有一项是检查肝功能，需要抽血。我前面很迅速地把其他项都测完了，包括听力，视力，是否色盲，身高，体重，血压，胸透，甚至连验尿都没有丝毫的考虑，很利索地脱掉裤子，顾不得羞涩，用颤抖的手，端着一小杯热腾腾的童子尿。
但是又到抽血了，该怎么办？我从小就怕这个，不是怕疼，肉体的疼痛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真的，比如在屁股上打针，上学时有人拿圆规在我腿上捅了一下，我当时也只是疼，没有感到恐惧。
我怕针管，血，还有胳膊上那些隐约可见的血管。这三样任一个单纯的让我看到，我的目光都会有些异样，而它们放到一块简直就是我的噩梦。
这是我的罩门，又是个贵族病，一般农村吃苦的孩子哪有这些毛病呢。别说自己亲自被拿着针管插入胳膊了，就是看到别人被这样，我心里也很难受，有时候看到爸妈输液前试验，我都会别转脸去，等完了才敢转过身来。看电视上那些吸毒的人，要拿针管了，我马上就换个台。读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我看了好几遍，每次许三观要去见李血头了，我就多翻几页，略过这些。
以前我一直以为，每个人都是这样，都怕针管和血，就好像傻子以为每个人都和他一样。高考时，也需要体检，我看到那些柔柔弱弱的女生，都按住胳膊一言不发的出来了。其他男生更不用说了，出来时还乐呵呵的，不疼，一点也不疼。他们兴奋地尖叫着。我才不关心疼不疼这个问题，我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后来，我跟老师说了一下，他去找医院领导商量，就免了我抽血这一环。都是托了我学习好的福，要是一般的学生去找老师，可不一定管。
说这次体检吧，我知道难逃这一劫，还是跟打算给我抽血的医生说，我不能抽血，胳膊上起反应。他人还算不错，马上就放下了恐怖的针管，他去请示领导了。
一会儿，领导来了，是个五十来岁，有点痞气的人，他不屑地说，在胳膊上抽血怎么会有反应呢，你有没有那么娇气啊。周围的人都笑了。我真想对他们说，真的，我很怕这个，我宁愿你们捅我一刀，我也不愿意抽血。但是，我知道，我这么说了也没人信，只能引来更多的耻笑。
我不说话，可也不让他们抽血，领导说，你是哪个镇的。我说，麻姑头。
“哎呀呀，咱们是老乡哪，我们麻姑头镇可没你这样的熊人啊，别给我们丢脸。”他像是讽刺我，又像是给我打气。
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硬着头皮上了。只是棉花在胳膊上冰凉的搽着，我就害怕起来了，戴口罩的医生说，别紧张，别紧张，手别握那么紧，放松，放松。可我怎么能放松呢，我闭着眼，头还别过去，胳膊颤抖着，我都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抽完血，我扭曲的脸才转过来，睁开眼，看到医生手里拿着的那一大瓶殷红的血，我手脚冰冷，一阵眩晕，差点站不起来。领导说，看，我就说没事吧，有什么反应，现在的年轻人哪，就是被父母惯得娇气了。周围又是一阵大笑。
我没有心情理他，终于结束了，这可怕的一切终于结束了，我摇摇晃晃得往回走，使劲按住棉花棒，生怕一个不小心，那个地方会血流如注。
坐上公交车，也没人肯为我这个浑身发软的病人让座，我只得放低身体，两只脚绷得像鹰爪一样，那姿势就像是在蹲马步。我正暗自佩服自己卓绝的功力的时候，一个急刹车，我差点扑在前面一个中年妇女的胸脯上，我充满歉意得看了她一眼，她瞪着我，又把目光移到我两只粘合在一起的手上。我没办法，小心得拿开棉花棒，针管扎过的部位有个小红点，已经结了痂，成了凝固的一点红。
我用另一只手抓住把手，这只脆弱的手则垂在一旁，像个乖乖的丫环，任凭公交车摇来晃去，紧急刹车。都不敢稍作晃动，只怕那些蠢蠢欲动的血，会冲破结痂的那一点，汹涌的流淌出来。
第二十二章 放弃教师
第二十二章 放弃教师
我上午10点钟讲课，8点在家吃饭的时候还在紧张，之前我已经独自排练了好长时间，但是，自己排练和真正的上场还是有区别的，为了壮胆，我喝了两小杯酒，脸红红的。我觉得应该有效，比如以前我跟同学或者老乡聚会，刚开始都话很少，要是喝上点酒，稍微上了头，胆量就大起来，话也就多起来，而且声音也变了，浑厚的重低音，脸虽然有点红，但也不会再更红了。
我抽的试讲题目是《等差数列的前n项和》，这个还算是比较简单的，高一的内容。内容主要讲到一个故事，我们上小学时就知道的，就是高斯用很短的时间计算出了小学老师刁难的题目：对自然数从1到100的求和。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等差数列的雏形。
当然，我的主要任务不是渲染这个故事，而是讲解计算这道题的原理。我在台上唾沫横飞的讲了起来，也紧张，但，喝了点酒还是很有效，起码说出话来了，台下坐的都是各个中学的正副校长和数学老师，一中的居多，我看到很多熟面孔，我首先看到的是申明生，他现在是一中的校长，是评讲的总负责人，我还看到了郭伟力，杨康宁，郭伟力是我的化学老师，现在都成副校长了，杨康宁则是我高一时的数学老师，对我也很好。他们肯定早看过名单，知道我回来了，我继续讲着自己的课，来不及表现自己的惭愧。
没想到的是，尴尬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