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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不在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家〃理〃应如此。
没办法，王夫人还是个〃没面目〃，虚席以待下去也没多大的指望……儿女私情在首去之列，教主尤其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们能指望王有怎么样的姿态呢？让他说家庭是大自然诱骗人的诡计，性欲是用以制造新生命的诱饵？也不太现实。不管他的真实想法如何，他都得将计就计地活下去。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夫人和那个家，并没有给他西方哲人所说的那种家园感，故乡感。
蚕说：我被自己的问题缠绕，我为它而死。禅师说：谁捆住你了？
阳明是蚕，还是禅？
需要爱是因为生命不圆满，但是不圆满总归是事实，这是不可改变的。
王学末流不那么理学气了，他们不怕纯想即飞纯情即堕，他们不以为风流放荡会害道………他们还扬言是秉了祖师遗训，叫做：〃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
凿凿可见的永远是〃学〃而不是〃情〃，这也是中国的〃学统〃〃道统〃的特色，是其学理，道理的一部分。
在阳明将赴龙场前毅然〃纳赀北面〃磕头拜师傅的徐爱，素被视为阳明的第一大弟子，既因其入门最早，也因其最得王学之真。钱德洪作王氏年谱说王早在此前两年已开门收徒弟，又不见弟子的名姓。前面说过，可能只是一般的问业之人。而徐爱是传王学之道的第一门徒。所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及别的记载都说正德丁卯年入门的徐爱是〃及门莫有先之者〃的第一人。王一直说徐是他的颜回，则既因徐最得其真，也因徐不到32岁就死了。徐所创立的〃浙中王学〃一派，是王学嫡传，虽影响不大，但原汁原味。所以，应该单表一番。
徐本是阳明的妹夫，是余姚的马堰人。当初，他和他叔叔同时〃竞选〃状元公的女婿，王华深于识人，他感到徐爱的叔叔略有些放逸，后来果然以〃荡〃败。但是他没有看出爱生命不永来。儒家只看道德，根据道德推测人的吉凶得失。道家才侧重看寿命。王华仕途太顺，觉得没必要学道家那一套。这使得他女儿过早的成为〃未亡人〃。
阳明对徐爱的感情是相当深挚的，爱对这位内兄素有敬意，尽管是一家人，〃纳贽〃还是必不可少的礼仪。〃师〃高于这种亲戚关系………阳明有一个很知心的学生，在阳明死后，不敢以弟子礼祭祀先生，就因为没有走过〃纳贽〃这种形式。阳明有个当家子爷爷叫王克彰，〃听讲就弟子列，推坐私室，行家人礼。〃天地君亲师，既有一体化的一面，也有一码归一码的时候。
徐等三人行过拜师礼后，就进京赶考去了。王还专写一篇《示徐曰仁应试》，教他如何以平常心从容应考。在婆婆妈妈的嘱咐背后，流淌着对儿子才有的深细的关爱之情。这自然是他们之间的私事，但阳明明说这只是以应试为例来讲人生哲学……这便有了指教〃全人类〃的内涵。首先，君子穷达，一听于天，这貌似消极其实为了〃正中〃。它对治的是人们对科名的疯狂追求的流行病。太有得失之念，肯定做不好文章。其次，无论是下场作文还是平时做学问，都须摄养精神，总保持气清心定，精明神澄的状态。扰气昏神，长傲召疾，心劳气耗，都是既伤身亦败事的坏毛病。他提出一个总的原则就是〃渊默〃，不能杂乱心目。忽然有所得时，不要气轻意满，而是要更加〃含蓄酝酿〃之。众人嚣嚣，我独默默。中心融融，自有真乐。用〃渊〃养〃默〃，用〃默〃养〃渊〃。这样，才能出乎尘垢之外而与造物者游〃。
这自然是阳明自己悟出来的最佳人生态度，是铁窗生涯给他的教益。人生不是如同坐大狱么？换句话说，能从锦衣卫的监狱里活着出来，能不磨练出点沉潜的智慧来，那大狱不是白坐了么？狂者阳明能悟到此地，这为他能在龙场活出来奠定了心理基石。现在他以此为最佳人生态度，提出来与徐爱共勉，不但因为这是他坚信的还因为徐爱（字曰仁，号横山）是有希望这样做的。阳明没有看错，徐爱做的也很好。徐体现了阳明学沉静不发散的那一路。
但，这次徐没有考上。其师那套养心术是不能只手打天下的，还需要和别的力量配置。但绝不能因此就说那套养心术没用，阳明自己的获益已如上述，徐爱在正德三年就弄了个〃鳖进士〃。也就是说，下一年就成功了……见效也很快。
他失利后，阳明写信安慰说：〃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足深憾，惟宜修德积学，以求大成。寻常一第，固非仆之所望也。〃他勉励徐：〃养心莫善于义理，为学莫要于精专；毋为习俗所移，毋为物诱所引；求古圣贤而师法之，切莫以斯言为迂阔也。〃他劝徐千万不要〃去高明而就污下〃。还希望徐能来龙场读书，又怕徐离不开老人。
钱德洪在这份信的后面特意写了一段按语：海日翁择婿，人们说爱不如其叔聪明。既后，其叔果以荡心自败，爱终成师门大儒。〃噫！聪明之不足恃，而学问之功不可诬也哉！〃
徐爱收到王老师的信后，稍事料理，便不顾艰难，长途跋涉，来到龙场。象魏晋的雅士一样，他们不谈眼下之事，徐的神态也告诉王，区区科场得失的重要程度在不值一谈之列。他们有更高层次的哲学话题要讨论。徐就是弄不明白老师刚〃发现〃的知行合一之旨，而他正意识到这是个真正的问题，才不远千里，想在与老师的直接交谈中找到具体可感的思路。尽管徐爱记下这段话的时间是正德七年〖壬申】冬南下舟中论学时，但所录并不全是舟中所论。我们不妨挪用于此。
王说：〃试举看。〃
爱说：〃如今人已知父当孝，兄当悌矣，乃不能孝悌，知与行分明是两件事。〃
王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复那本体（马克思《巴黎手稿》强调〃人性复归〃），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给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夫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赞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能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悌。又比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爱说：〃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王说：〃此失却了古人宗旨也。某一再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领会得明白，只说一个知已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的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摩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是要将知行分做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毛泽东强调在干中学）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又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这篇〃说话〃讲透了知行合一的全部思路，一点也不玄虚深奥。完全是日常生活经验的例证法，也没有更深奥的思辨逻辑。但还是稍微解释一下才能准确地知晓个中深义，徐爱说的〃知孝〃是一般人对孝这种伦理准则的知性了解，阳明觉得这才是知道什么是孝，就象不会烹饪的人也会背菜谱，不会打拳的人也会背拳谱一样，这种知不是真知；真知是确实知道怎样去做得很好的实际行动，〃就如称某人知孝知悌，必是某人曾行孝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绝对不能根据他会说些孝悌的话头儿便说他知孝知悌。而八股取士就是〃以言取人〃，谁还真去砥砺圣学境界，象练武一样一招一式的去实练，只要能背会拳谱就能提拨上去，就有人夸你好武艺；会背圣贤语录即是知孝悌。真能行否，官方不管，或者说权力系统管不了；那么道德系统若不能拿出一个可以操作的又意义深远的〃章程〃来，人将在闲说话中瞎糊弄着轮回生死。现在阳明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做到来当知道的标准，来对治知道做不到还硬说自己已经做到了；知道自己做不到也不想去做到依然标榜自己既知道且能做到，等伪善势利的几乎是全民性的症侯。
阳明从理论上做的区分就是厘清〃知而未行只是未知〃。前一个知是通常意义的知，后一个知是本体意义的真知。两者之间跨度很大，在没有别的推进办法时，就变成了信不信的信仰问题，怎样对待之的一个〃态度〃性的原则………就看你去做不去做！就看你起信不起信，若能发起信心，着实去实行，就把所有的问题拉回到〃当下此即〃，把所有的天文地理，郡国利病，天理人欲，治乱兴衰，都变成了与你〃这一个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所有人的思维活动，如学问思辨，明察精觉，只有实实在在地去从事才算是行，也就是行。所谓知行合一就是知行“只是一个”。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知之真切笃实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便是知。”知行只是同一工夫过程的不同方面，或者说是从不同的方面描述同一过程。
这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一原则的必然推演。因为所谓圣人之道就是成为道德上的完人，所谓吾性具足除了人性本善这一本体论依据外，就是这个知行原是一个的方法工夫论。其目标不是成为全能的科学家，并不想客观地把握外在世界。圣人之道是精神的道，不是科学的道；是伦理行为的道，不是认知行为的道。阳明是回到了孔孟的原教旨，他针对的恰是把圣学学术化（支离化）的程朱理学………一如理学反拨汉学时想要做的那样（参见朱熹的《四书集注序》）。
理学有感于〃经学〃成了专门的〃学问〃才转过来以寻找原儒的义理为宗。但，〃朱注〃成了“钦定教材〃后，又变成了〃塔〃，而不再是〃法轮〃，成了外在的，无论信与不信都可以空口白说的〃知识〃。用洋名词说：现在，阳明又觉得理学成了无关原儒义理（道）的〃说〃，他要恢复原儒义理的〃在〃的本意和及其直接指导人生的功能。
这就是其〃知行合一〃，强调把知落实到行上的巨大针对性，它针对的是整个官学体系及绝大部分读书人的现行做法。其挑战性，很快引起诸多非议………“纷纷异同，罔知所入”。这是必然的，因为他要对治是借圣学来谋取高官厚禄的普遍学风士气，他在《书林司训卷》中说：
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