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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着康复中心的院墙，我默默的转悠，亦不假思索，病房里的灯还亮着，我没有悲伤，只有些许的怜悯，偶尔听到窗子里飘出来的笑声，那笑声格外的刺耳，想天堂里的性的艳笑，又像是地狱中的挣扎。紧紧的抱着丹增骨灰盒的右手有些酸了，我换了左手。骨灰盒是那种并不高档的黑色木制盒子，工艺也粗糙，我突然意识到，我这样死去的后果会是怎样？我该给康宏留下一份遗书，不然我怎么会和丹增一起会西藏？丹增的这点骨灰，该是他的心焚化的，他的心如果不能回去，我岂不是对不起他，我擅自把他的心留了下来，让他陪我一起走，我知道他不会有意见，他当然不会有意见，他愿意听我的，他一直迁就我。
终于，我对丹增说，我们先回家好吗？走的事情，我再想想，不然我们先一起回西藏生活？丹增不理我，我紧紧的抱着他。
回到家里，看看墙上的表，已经十点多了，我把丹增的骨灰盒放在我的卧室的电脑桌上，心一下子踏实了许多。有些累，洗过澡之后，我睡了，睡得很香。
第三章（三）
康宏回到家里的时候，是一个夏天的晚上，他突如其来的打开了家门，我正在看书。大大的背包两个，一下子扔在客厅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叫道：“家真好。”
我去倒水给他，他接过水，静静的看着我，不说话。
“怎么了？”我说，然后坐在他身边。他拉着我的手，依旧静静的坐着，并不回答我的问话。
“为什么不问我怎么样？”我继续问道。
“不用问，我知道，你就像荒野中一直永远舔着自己伤口的母狼，这几个月我一直再想，实际上我帮不上你，我能帮你的只是外在的，而你的内心已经没有人可以走进去了，你封闭了自己的心闸，所以你的病只能自救，事实上我也已经很难判断你是不是病了。”
“为什么这么说？，刚刚回来就这么深沉？”我攥了一下他的手。
“让我说吧，一直想说，一个人在那里想了很多，真的，我发现，你已经没有爱情了，你的爱情永远是一个梦，是你自己异化的东西，不是任何具体的人，或者说是你自己。你并非自恋，但以自恋的情结去爱。”
“你吃饭了？”
“不要打岔。”
“为什么急着说这个？你没有别的意思吧？”
“没有，你放心。”
“跟我一起觉得寂寞吗？”我问。
“是的，有一点儿，好在我已经欣赏别人也很难。”
“我希望你洒脱一些。”我由衷的说。
“我在西藏有了一个女人。”
“爱吗？”我平静的说。
“不爱，但是她比你在意我，当然她不会懂我。我不是因为需要，而是补偿自己。”
“理解。准备离婚吗？”
“不！”
“那怎么办？”
“已经谈妥了，分手。我不再回去了。”
“遗憾。”
“有一些，但估计是情绪化的东西，一旦在一起不会比我们更好。”
我点点头。然后我们一起拉着手走向餐厅，我将冰箱没吃的剩饭热了一下，康宏吃的香极了。
我们没有做那事。
康宏看到丹增的骨灰盒摆在我的桌上，并没有异常的反感，相信他非常清楚我的心态，那只是我心里的一个象征，已经是一种非人格化的东西，我的爱情已经死了，它不是随着丹增的死而消亡，它是自己远逝的，因为，我空谷无音。当然说的是那种精神意义的理解。
而康宏，我们是平俗的夫妻，这一点他信任我。我想，即使是丹增，都不会具备这种理解和信任的层次，遗憾的是，我结识的所以男人都没有能力理解我的全部，但他们每个人的理解又都没有冲突，但他们无法组合成整体。爱情对我，已经失去了完整的意义，我甚至可以放纵的认为，我可以同时爱许多男人了。当然这只是心里上。
刘小伟我对他淡然了许多，毕竟嬉皮士的生活态度我还不能完全适应，不管才华如何。
我感到了深深的寂寞，只有与文字为伍，正应了那句文学是寂寞的说法。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过现实生活是现实关系和内心生活的统一：“所谓现实生活，不仅是指一个人对客观世界的事物和人们的关系，而且也指（一个人的）内心生活；有时候，人生活在幻想里——这时候幻想对他来说就有着（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时间内）某种客观东西的意义；更为经常的是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感情世界中；这些状态如果达到引起兴趣的地步，也可以被艺术地再现出来。
司徒已经出院回家疗养，抑郁走廊诗社渐渐的不太红火了。其实跟我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抑郁症患者进了医院的仅仅是少数，而十个文人八个都有这种抑郁的潜质，重要的还是社会关注。
压力，是突出的根源之一，我自己都如此无奈，路将如何走下去？悲哀。
心灵的倚重毕竟是虚幻的，现实的存在主义即使堕落也是舒缓，无聊中进了刘小伟的博客，发现他居然也是同样的感受，他写到：突然就觉得孤单了；就发现孤独二字很形象。
看来每个人的孤独是不同的，未必所有的孤独者都可以互相慰籍，我没有跟刘小伟联系，致命的孤独是拒绝走出孤独。
康宏继续在康复中心忙碌着，回家后开始写他的学术论文，我相信他的心态和我区别不是很大，从而交流只能是互相干扰，调整自己的心态是没有办法依靠别人的。抑郁，源自缺乏心灵的着附，而抑郁症在于生命更整体的代谢失衡。
这个城市就像一只巨大的木桶，让我在慵懒的沐浴中乏味了，起先的舒适逐渐麻木，而接下来的是沉重的窒息，透不过气来。
每个人都是笼子里的鸟，不管是群居还是独住，都逃不脱笼子的禁锢，而真的自由了，又如此的危险。
第三章（四）
星期日的早晨，阳光柔和的泻进房间，吱了的叫声平添了几分平和，我起床的以后发现康宏已经出去了，桌上留了纸条，说是中心有病人要处理，让我自己拿锅里的鸡蛋羹当早点，我没有食欲，懒得洗脸漱口。
竟自坐在电脑桌前，丹增的骨灰盒映入眼帘，我的情绪一下子黯然了，他死了，再也听不到我喜怒哀乐的宣泄了，想起他过去在网络上的调情，每句话都记得那样清晰，悲愤和怒火一下子腾起，心咚咚的快速搏动起来，血冲向脑际，双手开始燥热，虚汗淋漓。
电话铃声响了八下，我才烦躁的拿了起来。
“你好吗？”是刘小伟。
“我草你妈！”我莫明其妙的喊道。
“怎么回事儿？”
“对不起。”
“操！你又病了。”
“我没病，就是想骂街。骂了舒服。”
“骂我？”
“赶上谁是谁。我想打碎一切。”
“什么？你家玻璃？”
“玩儿去，我不想跟你调笑，我烦。”
“好吧！原谅你骂我，再见。”
我不知为什么烦躁到这种程度，早晨一直还很好，就是想起丹增的事情，仿佛是个由头，一下子就开始了，我突然希望他活过来，看我如何的堕落，看我当着他如何与男人风情做那事，看我骂街的时候如何的泼妇，我要打破一切在他心中的美好，让他厌恶我，可是他死了，我无法嚣张自己的想法，我虚伪的对所有人客气，包括康宏。
心中的郁结，难以舒张了。
于是我看着骨灰，开始撕扯自己的衣服，将头发抓乱，疯狂的大笑着。
骨灰盒静静的躺着。
“你说话啊！”我对着骨灰盒大叫。
“你个流氓，死了活该！”我继续闹着。
突然，一个声音想起：“别闹了，我理解你，以前不理解，现在真的理解了。你怎么样都不会改变你在我心里的印象，你善良，你爱我，我不会失掉你。”
这是丹增曾经说过的话，脑海里的声音让我平复了许多，我瘫软的坐在椅子上，眼泪止不住的流淌着。
突然我紧紧的抱住骨灰，似乎要把它嵌进肉里。
我并没有疯，我知道的很清楚。
“出去走一走会好些，宝贝儿，听话。”丹增的骨灰继续说。
这依旧是他生前说过的话，是那次我烦闷时他电话里说的。这声音听起来格外的真实，仿佛就发自那骨灰盒里。我依顺的整理好衣服，点点头，走出了家门。
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流，我从没有见到多这么多的人在马路上行走，我觉得他们都长得跟怪物一样，身材矮小的像个侏儒，每个人的脑袋上都充满了枝杈，面容可憎的怒视着我，我并不惧怕，而是觉得像看卡通一样好玩。
我似乎漫无目的的走着，我明白我的意识出现了幻觉，虽然心里非常清楚。我强迫自己走到康复中心，中心离我家住的小区只有500米，我走得很漫长。我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接受强制治疗，我感到了自己疯狂之前的异常暴躁。
这时我依然能够听见丹增的声音，但分不清他说了什么，我感觉他在嘲笑我。
推开康宏办公室的门，康宏一惊。
“怎么了？”
“我想住院。”
“为什么？”
“不要问，我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克制太难受了，我要放弃克制。”
康宏看了我好大一会儿，仿佛在思索，最后说：好吧。
于是，我住进了自己投资的抑郁症康复中心接受治疗。
第三章（五）
我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病房里，作息时间也相对的自由，我需要的是这种彻底的放松，没有任何责任，把自己放在需求的最底线，挑战欲望的极限，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
诊断结果我是强迫性神经疾病，所以我自己明白了一个道理，一直以来我为什么过于沉溺在一些人的只言片语里纠缠不休，是我沉陷在强迫的意识中无法自拔。如今我以一个病人的身份看待自己，一切的需求不再抗争，反而获取了一种轻松，甚至可以随心所欲的喜怒哀乐了。
今天报纸上的一条新闻吸引了我，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的心情一下子疏朗起来。
全文：
画家郭海平选择一家精神病院合作，自己住院三个月。在医院的日子，郭海平每天指导病人画画，画画完全是病人自由画，而他们完全没有艺术创作基础，郭海平为他们提供颜料、纸笔和画册等，并在现场解答他们的问题。病人陆续来到画室，和郭老师打过招呼后就各自在座位上开始画画。每个人都非常安静，有人大笔涂鸦，有人细细临摹。一位刚入院3天的男病人，眼神里尽是对陌生人的防备。有一幅未完成的铅笔画静静地躺在桌子上，画面上有水草、小鱼和铺满河床的小石子。医生说：“你看，画面上每一根水草的叶子都很精细，还有不厌其烦地画的一颗颗小石子，这个病人是典型的强迫症。”
医院在画室的对门为郭海平安排了个人工作室，房间地面上铺满了病人们的作品，也有一些郭海平到精神病院之后画的作品。墙角还放着一张小床，郭海平说这3个月他吃住都在这里。病人们画出的作品让他十分欣喜，“他们从来没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是有些画得太好了。”“这张，看这些鱼的线条，是个80岁的老太太画的，她简直是个漫画大师。”
据介绍，有的病人某段时间特别喜欢画，画一段时间就不画了，记者看到，每个病人画的画风格都特别鲜明，大多和自己的经历有关。有的病人已经迷上了画画，就是郭老师不在的时候也能自己画，然后自己拿给老师看。有一幅油画是鲜红的背景，而中间的人的面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