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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大洞，真是苦不堪言！
我急忙去告诉巩二，向他道歉并表示愿赔偿损失，他却说：“赔不赔另当别论，只是这事有点奇怪（蹊跷）：据你说已满屋浓烟才去扑灭，为什么不早点灭火要等到快烧完才动手？”
“我糊里糊涂，好半天还不知烟从那里来。”我解释说。
他仍连声说“奇怪，奇怪”。
第二天巩三去公社报案，领取救济款和补助布票。公社秘书得知是我失火烧的，立即指示：“不但要赔，还要组织批斗。”
批斗会上王书记让我交代“作案动机”：“为什么要烧贫下中农的铺盖？”
我说做饭烧火不慎引起。
“我不相信，”巩二说，“为什么刚着火不灭要等快烧完呢？”
我有口难辩。
“你就干脆承认吧，”年轻社员王三说：“你是故意放火烧的。”
“我和他一无冤二无仇为什么要烧他的被褥呢，再说我回来后巩二哥又送我菜又借我粮，对我很好。我也是人，做人要讲良心，我若恩将仇报就禽兽不如。”
尽管我指天盟誓人们仍紧追不舍。
“没有仇？这次把你送回来你肯定对社会不满，不满你就要搞破坏，”王书记上纲上线了，“你不是破坏分子嘛。”
社员们哄堂大笑。
“我若真要破坏也犯不着烧人家的被褥再来赔，岂不是得不偿失。”我坚持以理服人。
“即便你赔了他社会上的财产也少了嘛。”巩三说，“阶级斗争觉悟”之高令人咋舌。
接着又提出一连串问题：
“你回来戴的牌子哪去了？”
“你为啥说巩三是日本人的花姑娘。”
“你担谷为什么半路要放下歇，把谷揉一地，不是搞破坏是什么？”
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永远也讲不清，我干脆缄口不答。王锁觉得这样下去永无了结，便心生一计：不如投票表决。他说：“看来他极不老实，死不认罪。这样吧，咱们举手表决，同意他故意放火破坏的举手！”看着齐刷刷举起的手，他像完成了一项特殊任务，如释重负地说：“好，全体通过，此案是他故意放火破坏，限他十天内赔羊工一付新被褥。散会！”
只听王三嚷道：“十天太长，应限他三天赔上。”
这些原本老实巴交的农民，在长期的贫困中欣然接受左倾路线的不断愚弄，吃得糟、穿得破却为自己有极高的阶级斗争觉悟而沾沾自喜，我悲愤之余不禁扼腕叹息，觉得既可笑又可悲亦可恨；我不能不为有生以来第一次获得被选举权且获全票通过而不勝荣幸之至，悲愤之余又有些忍俊不禁。
过后继母给羊工把被褥重新拆洗缝补，又给他买一条新绒毯，此案才算了结。
正是：
无心失火惹祸由，憨厚乡邻情不留；
左倾愚民显成效，亦怒亦笑亦悲愁。
23。第二十三章 突遭劫难 （四）
六冒名上访
父亲的平反阻力重重。当他第二次去五中时红卫兵组织已分成两派，以王平为首的一派同意给他平反但不掌权；另一派“红字号”坚决反对，还把他的铺盖抢走，把他赶出学校，他的被褥毛毯后来全部丢失。
父亲被赶出学校，哥哥虽近在咫尺却不敢收留，否则也会遭到批斗。父亲流落街头，晚上在火车站候车室过夜，铺一块破绒毯席地而卧。看着六十多岁的老父亲遭此罹难我心如刀绞，却无力解救，只能每月寄二十元钱（我那时是四级工每月工资四十九元六角）再买二十斤黑市粮票供他生活。
我在忠义胡同二十一号继母的大门前徘徊。这里曾是父子们向往的安身之所，也是我和莉花热恋之处；如今房子已被无偿没收换了主人，我连大门都不敢靠近，想到这一切就如万箭穿心。社会竟会倒退到如此野蛮的地步，人身、财产没有任何保障，自由和尊严随意被践踏，这样的局面何时到头？
父亲在石家庄露宿街头两个多月仍无平反希望，眼见国庆节来临天气渐凉，我劝他回村等待。父亲走前在阳泉住了十多天，父子俩去平定城游览。三十多年前他正官运亨通，穿大氅戴礼帽，出门坐黄包车躺“架窝”，也曾威风一时。现在竟落得如此境地，时光流转，山水依旧，物是人非，怎不令人触景生悲！
我认为父亲的问题理应平反，因为“逃亡地主”之说纯属子虚乌有，说他是“历史反革命”也站不住脚，他的问题早有结论是“一般历史问题”。他之所以在运动中出事与他的高工资不无关系，那些年轻教师每月只有三四十元工资，他第一次工资改革就定为中教二级每月八十五元，又人老体衰工作能力减弱，怎不令人嫉妒？尽管他待人宽厚，不论谁来求借都有求必应，但在那人人争当“红专”手，不择手段实行政治倾轧的年代，谁还会手下留情。运动初期政治教员、支部成员秦峰首先向红卫兵公布了他的档案材料，并带领“红小兵”向他发起猛烈攻击。
支持父亲平反的红卫兵组织名叫“五中红旗”，负责人王平的父母运动初期也受过冲击。我去他家拜访，受到全家热情接待，谈到父亲的问题，他们说：“我们认为田老师的历史问题不在公安六条（文**革期间公安部发布的划定历史反革命的六条标准）划定的十种人之内，应该给予平反，但另一派组织是清一色的‘红字号’，他们极力抵制，暂时难以解决，只能等待。”
一九六八年三月得知“五中红旗”夺了权，我决定让他们出具证明去北京中央**接待站上访。但两派武斗正激烈，王不在家，他妈说他住在石家庄师范大学。去了师大，只见宿舍楼所有的门窗玻璃早被砸碎，窗户都用砖头堵死，楼门口两个卫兵持大棒站岗。我自报是五中田老师的儿子，找王平，卫兵才放行。见面后王说学校公章在家里，但他不能回去，叫我自己写好介绍信让他妈给盖章；我返回他家时他妈上街了，只有他七八岁的弟弟在家，我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妈回来，就拿桌上的钥匙打开抽屉找到公章在介绍信上盖好，然后动身赴京上访。
我和一个朋友柴宗同行。柴原是化工厂厂部一名“小鬼”，五八年因“挪用公款”（据说是修马蹄表的钱，也就是十几块吧）被送劳教，释放后在阳泉建筑公司当工人。有一次我俩在太原街头邂逅相遇，谈起往事同“病”相怜，遂开始交往，这次我邀他一同赴京他欣然答应。
中央**接待站设在东长安街故宫东侧，全名叫《中*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革命联合接待站》。在接待站华北组，我假冒石家庄五中的“教师”王平，柴宗则充当“五中红旗”的学生代表。我们向接待员——一位解放军军官——介绍了学校两派组织对待父亲平反的态度，谈到父亲的历史问题和他们遣送的依据，并出示了有关证明（成分证明和历史证明，都是我通过板坡村文**革主任药邻开出），要求中央支持“红旗”组织给田老师平反。接待员听罢我们的陈述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如果属实田老师肯定应予平反，但不能操之过急，要做好对方组织的思想工作，争取协商一致办理。”我说：“可是他已被赶出学校流落街头，生活无着，回村又没有住房，因此大队才出具证明支持他平反。这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正因为对方坚持己见无法取得一致我们才上访。请你们写个意见，他们相信中央，这样才容易取得一致意见。”我坚持要带中央信件，接待员终于答应给石家庄市公安局遣返办公室去信。他写道：兹有你市“五中红旗”王平柴宗二同志前来反映田复生老师的遣返事宜，据他们所谈情况和所带证明材料，他既不是逃亡地主也不是历史反革命，中央认为应予平反，建议你们给予办理户口。
这次上访非常成功，达到了预期效果，我心里十分高兴。回到石市立即去找王平，连夜写好给公安局的平反材料和给原籍的平反信件，盖了学校公章，第二天一同去遣返办交涉。工作人员说要等几天，经领导研究后才能签发准迁证。我以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好消息了，遂把所有事项委托给王平办理，返回阳泉上班。
不料风云突变，另一派组织知道后登报声明“五中红旗一小撮坏头头抢章夺权，原五中校章宣布作废”，公安局拒签准迁证，一番辛苦奔波，反给我带来一宗“替父翻案”的弥天大罪。
正是：
亲人遭难心不忍，枉费心机事不成；
一旦狂风卷土来，又是无端罪一宗。
当我再去王平家取平反材料时，“五中红旗”已随着“狂人公社”的瓦解被迫解散，王平躲避追捕逃往外地。前不久石家庄的两大派组织在中央打官司，陈伯达一句“狂人公社是反革命组织”判了它死刑，立即土崩瓦解，头头们东逃西散躲避抓捕。后来一直没有王平的消息，吉凶难料。
五中军管后我从王家拿到那些证明信件去和“支左”部队交涉，王连长说：“要相信党的政策，以后形势稳定一切问题都会妥善解决。”他要我把材料留下，一旦上边有指示就研究解决。我替父平反心切，不顾冒名上访会授人把柄之虞，把全部材料留在学校。
后来我又两次赴京上访，因没有介绍信未被接待，两次都绕道天津找过陈英。第一次正逢她被另一派追捕（大约她是某派组织的头头）逃回北京，没能见着。第二次坐夜车，天明来到日纬路44号大杂院，在21号门前立定敲门，陈英睡眼惺忪开门探出头问道：“你找谁？”我说：“就找你。”
她没认出我，警觉地问：“找我有什么事？”我说：“没什么事，专程来看你。”
她终于认出来了，惊呼道：“哟，是田生玉，快进屋吧。”又回头对屋里喊道：“爸，你看谁来啦。”
陈老师夫妇在这场动乱中也受到冲击，后来刘芳惨遭迫害致死。那时受迫害的人见面都羞于启齿，唯恐别人耻笑；陈老师没有提他和刘老师的境况，只说闲暇无事来看望女儿，并告诉我安华在四川綦江县一个煤矿。我回阳泉后立刻就给他写信，他来信说也正被对方组织抓捕，逃亡在外。陈老师问起我父亲，我也只说退休回家了，不愿直陈实情；其实双方都心照不宣，只是竭力避免触及那个问题，免得大家都不愉快。
寒暄过后陈英要去上班，让她爸陪我上街吃早点，我推说已吃过饭，要去找一位亲戚而离去。陈老师一定要我中午回来吃饭，我上街给陈英六岁的儿子买了些糖果食品，回去草草吃过午饭就告辞。我来的目的是要偿还欠她的人情债——那年回乡资助的钱和粮票；我知道给钱她一定不收，给孩子买成礼物以了心愿。虽然她早宣布和我断交，我却又作一次不速之客突然造访，不知她作何感想。只见她小腹隆起又将有第二个婴儿出世；看她言谈举动与前判若两人，已是一位老练的少妇，说话不冷不热，以往的温情似已抛却九霄云外外；分别时再没有热烈的语言，更没有热情的握手。热情也好，温情也罢，已专注到一个人身上，成为典型的贤妻良母，这就是女人的归宿！
正是：
亲情难断孝须存，舍命奔波事不成；
妖妇兴风爹反目，好汉难禁枕边风。
七前世姻缘
父亲来信说，村里给批了宅基地，要我回去商议盖房之事；再有关于我的婚事，有个姓吴的闺女有意嫁我，年方二十岁，相貌也不错，可回去与她见面。我想既然父亲不能平反，在村里盖几间房也算安了家，娶个农村媳妇再不用发愁没房住。我已到而立之年，除此别无选择，因此心中不胜欢喜，遂带了二百多元钱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