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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马雨的发言可以听得出来，他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
“很明显，这是一起因入室盗窃转化的杀人案件！”司马雨说，“推断的依据有这么几点。第一，现场没发现作案工具，法医在尸体检验过程中也只发现用手掐死者脖子的印迹，这说明凶手在进入现场前，并没有携带作案工具，也就是说没有经过预谋杀人。受害人的出现超出了凶手的意料之外，是在这种意外的情况下用手掐死的受害人。第二，现场被翻动得很凌乱，受害人平日携带贵重物品的提包失踪，说明凶手的作案目的是钱财。第三，现场房间的窗户被人撬过，之前有人提出是伪装的，我认真勘查了那个撬洞，不符合伪装的特点！如果有人站在房间里撬窗户的铁栅栏，必然会在房间里留下用力过程中的对应痕迹，比如留下脚蹬地或者膝盖顶墙的痕迹。但是没有发现这些痕迹！相反，我们在窗户外面的空调外机上发现了鞋印，所以应该是凶手站在空调外机上撬开窗户后进到现场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凶手作案的目的是针对受害人的财物，而不是受害人的人身；凶手作案手法娴熟，一定有过作案的经验，能轻易爬过窗户上的撬洞，说明其个子单薄。我建议，重点对案发前一天所有在辖区活动，具有盗窃犯罪前科而又身材单薄的人进行重点调查，找到犯罪嫌疑人。”
林显著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邓哲把法医检验的情况说一下！”潘云点了我的名。
“好的。”我清了一下喉咙开始发言，“关于尸体的伤势情况，刚才司马队长已经说过了，只是脖子上有一处掐痕——这也正是受害人致命的地方。从皮下的出血，可以看到十处条形状的印迹，所以应该是凶手双手掐颈后造成的。因为死因简单，所以没什么要强调的。下面我要说的是受害人是在什么地方被掐死的。大家可能认为死者倒地的位置是被杀时的位置，其实不是！……”
我稍微停顿了一下，看了一下在场的人，试图引起他们的注意。
林显著低头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潘云掏出一支烟点了起来。所有的人都显得漫不经心。显然，他们还没意识到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对案件的重要性！
只有李智林带着兴奋的表情看着我。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死者的脚上是没有穿鞋的！”我问了一句，并再次停顿了一下。
这次终于有人把目光投了过来，等待我的下文。
“死者家里很整洁，鞋子都摆放在大门口的鞋架上，说明死者讲究卫生。因此，很难想象她在家里不穿鞋！这也可以从她的足底看出来。——足底没有灰尘，说明死前没有踩过地面。”我观察了一下大家的表情。
大家的注意力终于都集中了过来。
“而且死者穿着的衣服很整洁，几乎没有任何褶皱！”我继续说道，“这对于一个遭受暴力侵犯的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这是现场第一个存在矛盾的地方。第二，死者内裤的裤档里有湿润现象，这是人窒息死亡前的一种溢尿现象，当受害人遭到扼喉，窒息后失去意识时，全身肌肉松驰，导致尿液溢出。但是她的外裤却没有发现尿液痕迹，这又是一个矛盾的地方。以上矛盾，说明死者遇害前并不是处于倒地的位置，衣服裤子也不是遇害前穿在身上的！”
除了李智林，其他人听到这里，脸上都呈现出惊奇的神情来。
“而这所有的一切，是发生在现场的房间里！”我说出这句话时，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看着我，“在房间的床铺前面，摆放着一双女式拖鞋，是死者生前所穿的！揭开床单，下面的床垫有尿液浸过的痕迹，这说明死者是在床上被掐死的！死的时候，穿着内裤，尿液溢出后流到了床上。为什么死者后来倒在客厅里，而身上穿着衣服呢？——是有人伪装了现场！”
潘云恍然大悟。
“说下去！”他知道我还没有说完，于是催促道。
“凶手这样伪装现场，出于两个心理原因。第一，将死者的外衣外裤穿好，说明凶手与死者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样做是出于遮丑的原因；第二，不想让人知道死者是被掐死在床上的！因为其死前的活动，是跟床有关系的……说白了，是跟性有关！”我继续说道。
“哦！”所有人叫了出声，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
“所以符合这些条件的，应该是与死者有过两性关系，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人！”我最后下了结论。
“可是窗户上的撬洞怎么解释？”司马雨问，“在窗户外面的空调外机上还有鞋印！这些可不能忽视了！”
“关于窗户上的撬洞……”我回答道，“在靠近窗户里侧的边框上有一处印压痕迹，对照被撬起来的铁条，这里明显是作案者用工具撬动时的支点。而这个支点在里面，按照人的用力习惯，应该是站在里面撬的！——也就是说，有人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站在里面撬窗户上的铁条，伪造成从窗户爬进来的假象！而空调外机上的鞋印，并不是近段时间留来的！因为在这些鞋印的上面，被覆盖了一层细小的灰尘，说明是很久前的鞋印了！”
司马雨不再作声。
“现场有没有提取得精液或毛发？”潘云问道。
“没有。”我回答，“凶手行凶和性有关，但不一定就发生过男女关系！”
“这有点难以理解！”潘云笑着说了一句，然后问董建国：“对死者社会交往情况调查得怎么样？”
“除了前夫外，死者还与另两个男人保持着暧昧关系！”董建国站起来回答道，“其中一个是死者的同事，一个是前夫的好朋友。”
“好吧，先从死者的前夫和那两个男人开始调查！”林显著终于开了口，“查清案发时三个人的活动情况，看看谁有作案时间。”
“如果利用作案时间进行排查，可能会有难度。”我说。
林显著示意我说下去。
“从现场看，凶手明显进行了伪装！那么对于作案时间的问题，凶手肯定想好了怎么向警方布置迷魂阵！”
“那么你的看法呢？”
“我认为应该从凶手的作案动机入手。”我说，“为什么要杀了死者？现场给了我们很多信息：受害人死前只穿着内裤，却没有发生关系！——按照常理来说，女方在没有受到暴力的情况下脱剩一件内裤，已经表明了同意发生关系的意向。在这种情况下男方却没有迎合她的意思，而是动手杀了她！说明在这个时候，有什么情况刺激了凶手！而在这个节骨眼上能刺激他的，只能是死者本人的言行或者发生性关系这件事的本身，或许两者都有！因此我认为，凶手与死者关系不一般，但却有着很深的怨恨，两人之间心存介蒂、貌合神离，或许凶手对性根本就不感兴趣！”
“按照你的推断，凶手应该是一个男人，与死者的关系非同寻常，却又与死者有着很深的矛盾？”潘云问道。
“是的。而且从凶手精心伪装的心态来看，这种矛盾是很明显的，他并不想让人一下就想到是他干的！”我回答。
“邓法医的推断，似乎针对的就是死者的丈夫！”董建国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她丈夫都符合你所说的条件。不过他有不在场的证据！”
“我看可以按邓法医的思路去安排侦查工作。”林显著发了话，作了最终的决定，“重点调查死者的社会关系人。”
会后，潘云把侦查员分了组，一组继续进行现场调查，寻找线索；一组由董建国带队，调查死者的社会关系人，确定符合条件的嫌疑对象。
从人员安排来看，他们显然是采纳了我的意见。
侦查工作持续了一天一夜，大伙都没有合眼。
第49章 爱的尽头是什么（四）
第二天清晨，我趴在办公桌上，争取时间打了个盹。稍做休息后，又得爬起来写尸体检验报告！
这时李智林兴冲冲地走了进来。
“案子水落石出了！”他说道，“是死者的丈夫干的。董建国他们正在审讯室审问呢！师父也去听听吧！”
“哦。”我应了一声，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因此心里倒是很平静，“我正忙着呢，不去了！”
“死者被杀前抓伤了她丈夫的脸，潘大队要你去看一看伤势，作为日后的证据。”李智林说。
这倒是非去不可的！我拿了相机和一些取证工具，和李智林去了审讯室。
董建国正在讯问死者的丈夫。
凶手个子单薄，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显得很斯文。
“你什么时候知道女儿不是自己亲生的？”董建国正问凶手。
“比我妻子还要早知道！”凶手用手推了推眼镜，笑了。
“什么？”董建国露出难以值信的表情。对于审讯来说，这是一大忌！因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侦查员表露出的都应该是平静的表情，这样才能给犯罪分子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错觉，从而打消侥幸的心理，老实交待自己的问题！
不过凶手给出的答案确实太出人意料，连我也不禁暗暗吃了一惊。
“你是怎么知道的？”董建国继续问。
凶手低下头，沉默了许久才回答道：“整件事是我策划出来的！”
“什么？！”董建国又叫了一声，难以置信地盯着他。可能他意识到自己的语气会引起凶手的心理变化，于是马上恢复平静的表情，变换了一下问话角度：“那你对自己女儿的事情是怎么看的？”
凶手取下自己的眼镜，在衣角上擦了擦镜片，再重新戴上，却始终没有将头抬起来。
“我问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董建国见他没有回答，加重语气问道。
沉默了一阵，凶手终于抬起头，脸上虽然还挂着笑，然而眼角上却流出了泪水。
“我是爱她的！”凶手答非所问，声音有些颤抖，“我是为了不失去她才那么做的！但是她恨我，从来不肯原始我！……”
“做了什么？你要把事情说清楚！”董建国显得有些不耐烦。
“我身体残疾，不能生育！”凶手沙哑着声音，脸上的泪水越来越多，“……小时候摔过一跤，生殖器受过伤！……后来医生说我精囊萎缩！……结婚时，我没有告诉她，因为我太爱她了！十多年了，我一直想隐瞒这件事，而且我也尽了力！为了过夫妻生活，我寻遍了所有偏方，甚至成了别人用药的实验品！然而适得其反，我的身体越来越差，连正常的生活都过不下去，生孩子简直是痴心妄想！……”
我心里忽然对这个凶手产生了一丝同情：“这么多年，你是怎么隐瞒自己老婆的？”
“因为长时间没有怀孕，她非要去医院做个检查！我拗不过她，跟医生送礼改了诊断书，最后给出是她身体有问题的结论！”
“你可真自私！”我看着他说道。
“我只是想挽救自己的家庭，这样做有错吗？”
“后来怎样？”董建国问，“她不是生了一个女儿吗？”
凶手低下头捂住了脸，沉默了下去。
“我问你后来怎么回事！”董建国又大声重复了一遍。
凶手抱住头，痛苦地说，“我无法生育，老婆却有了小孩，你说是怎么回事！”
“那个男人是谁？”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凶手答非所问，喃喃地重复着这句。
老婆跟别人生了孩子，怎么还是自己的错！我与董建国相互看了一眼，不得其解。
“是我为了不失去她，给她一个孩子，想到让别人帮忙……”凶手终于说道。
“‘借种’？！”董建国睁大眼睛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