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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午前11点30分阿托利科到德国外交部去见威兹萨克，告诉他，墨索里尼正在同伦敦方面进行接触，建议以归还但泽为解决德波问题的第一步，但是领袖需要一定的“时间宽限”来完成他拯救和平的计划。在此期间，德国政府能不能接见一下利普斯基呢？
利普斯基要求接见之后足足等了5 个多钟头，在午后6 点15分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才接见了他。会见的时间并不长。这位大使虽然疲惫不堪，而且心力交瘁，但是举止不亢不卑。他向纳粹外交部长宣读了一份书面照会。昨夜波兰政府从英国政府方面获悉，英国政府曾与德国政府就波、德两国政府进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交换了意见。
波兰政府正以赞成的态度考虑英国政府的建议，并将于未来数小时内对此作出正式答复。“我还声明，”利普斯基后来说，“我从午后1 点起就一直在等着要递送这份照会。”里宾特洛甫问他是不是受权前来谈判的代表，这位大使回答道，“目前”他只接到指示要他传递方才宣读的照会，说毕就把那份照会交给了这位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说，他还以为利普斯基是作为“全权代表”前来谈判的。当这位大使再一次声明这并不是他的任务以后，里宾特洛甫就站起来送客了。他说，他将报告元首。
“当我回到大使馆的时候，”利普斯基后来说，“就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同华沙取得联系，因为德国人已经把我的电话线切断了。”
威兹萨克和里宾特洛甫之所以询问这位大使的谈判代表身份，纯粹是一个形式，无疑为的是好把他的回答载入记录；因为事实上在中午利普斯基收到华沙拍来的那份照会时，德国人就已经知道他不是如他们所要求的那样以全权代表身份前来的。他们当时立刻就译出了那份密码电报，并将一份抄件送交戈林。戈林把它拿给达勒鲁斯看，并要他火速送给汉德逊，以便让英国政府＇589＇ “尽快地知道波兰的态度有多么顽固”。这是这位陆军元帅后来在纽伦堡法庭的被告席上解释的。戈林在法庭上宣读了当时利普斯基所收到的秘密指示，根据这份指示，这位大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进行任何正式的谈判，而必须坚持他“并未受有全权”，他仅仅受命递交本国政府的正式照会。这位陆军元帅在供词中在这一点上大作其文章，妄图说服纽伦堡的法官们，是波兰“破坏”了希特勒为和平而提出的最后建议；而且照他自己说，他戈林本人并不希望打仗，而且为了避免战争曾尽了一切努力。但是戈林的话的可靠性，比里宾特洛甫强不了多少；例证之一是，他竟进一步在法庭上说，希特勒只是在利普斯基于8 月31日6 点15分来过威廉街之后才决定“第二天入侵的”。
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实际上1939年8 月最末一天下午和晚间，那些精疲力竭的外交家以及站在他们背后指挥的疲惫不堪的政府决策者，在这最后关头急急忙忙进行的活动，完全是水中捞月、枉费心机；而在德国人方面，则完全是一场蓄意的欺骗。
因为8 月31日中午12点半钟，也就是在哈利法克斯勋爵敦促波兰人采取较为和解的态度以前，在利普斯基去见里宾特洛甫以前，在德国人公布他们对波兰的“宽宏大量”的建议以前，并且在墨索里尼试图调停以前，阿道夫·希特勒就已经作出了最后决定，发出了把这个星球投入空前血腥的战争中的决定性命令。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绝密1939年8 月31日于柏林第一号作战指令1。用和平方式处理东部国境上为德国所不能容忍的局势的政治可能条件既已告罄，我已决定以武力解决。
2。对波兰的进攻将按照“白色方案”所规定的准备工作进行，但陆军方面由于目前部署儿乎已经全部完成，故有所变更。
任务分配以及作战目标则照旧。
进攻日期：1939年9 月1 日。
进攻时间：拂晓4 点45分＇ 时间是用红铅笔填入的＇。这一时间规定也运用于格丁尼亚、但泽湾以及德却奥桥的作战行动。3。在西线，重要的是必须使开启战端的责任完全在英国和法国方面。目＇590＇ 前对于无足轻重的侵犯边界活动，应当只用局部行动加以应付。
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的中立我们曾经给予保证，应该认真遵守。在地面，不经我明确准许不得越过德意志西部疆界。
在海上，同一原则适用于一切战争行动和可以视为战争行动的一切行动。4。如果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开始作战，西线武装部队的各部队的任务是，尽可能地保存实力，以便保持必要条件胜利结束对波兰的作战。在此限度之内，尽可能地摧毁敌军及其战争经济资源。但在任何情况下没有我的命令不得转入进攻。
陆军应坚守“西壁”并作好准备，以防西方国家破坏比利时或荷兰的领土主权，假道该两国从北方包抄“西壁”……
海军将攻击商船，主要是针对英国……空军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法国和英国的空军袭击德国陆军以及德国的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 生存空间＇。对英国作战时，应准备用空军切断英国的海上供应，炸毁其军火工厂，并阻止其向法国派遣军队。要把握一个有利战机，对密集的英国舰队，特别是战斗舰与航空母舰，进行有效的袭击。对伦敦的攻击听侯我的决定。
要作好进攻英国本土的准备，同时切记，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避免以不充足的兵力取得不完全的胜利。
阿道夫·希特勒就这样，希特勒在8 月31日中午12点以后不久正式用书面下达了于次日拂晓对波兰发动进攻的命令。正如他的第一号作战指令所表明的，他还不太清楚英国和法国会采取什么行动。他打算自己先不去攻击它们。但如果对方采取敌对行动，他就准备迎击。也许事情会像哈尔德在8 月28日的日记中所说的那样，英国人只在表面上作一作对波兰信守义务的姿态，“虚应故事地打一打”。如果真是这样，元首是不会因此而“见怪”的。
这位纳粹独裁者的这个关系人类命运的决定，大概是在8 月＇591＇ 最末一天中午12点30分之前不久的时候作出的。前一天午后6 点40分，哈尔德在日记里记下了冯·勃劳希契将军的副官库特·西瓦尔特中校给他的一个通知：“作好一切准备，以便能够在9 月1 日拂晓4 点30分发动进攻。如果由于伦敦的谈判而需要推迟，则改在9 月2 日发动进攻。果然改期，我们将在明天下午3 点以前接到通知……元首说：不是9 月1 日就是9 月2 日。过了9 月2 日，一切作罢。”由于秋季多雨，进攻必须立即开始，否则就得完全取消。
8 月31日一早，希特勒还在声称他正在等着波兰的谈判使节的来到，而德国军队就已经接到了命令。上午6 点30分，哈尔德写道：“帝国总理府的消息，进攻令已下，定于9 月1 日。”那天上午11点30分，他又记道：“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报告，进攻时间定在0445＇ 清晨4 点45分＇。据说西方干涉将不可避免，尽管如此，元首仍然决意进攻。”1 小时以后，正式的第一号指令就下来了。
我记得那一天柏林笼罩在一种阴暗而凄惨的气氛中。每个人都是一副茫然若失的样子。上午7 点25分，威兹萨克给“密谋分子”之一乌里希·冯·哈塞尔去了一个电话，要他赶快来见他。这位国务秘书认为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希望：就是由汉德逊去说服利普斯基和他的政府立刻指派一个全权代表，或者至少是声明打算派遣这样一个代表来。他问解职在野的哈塞尔能不能为此目的马上去拜访一趟他的朋友汉德逊和戈林。哈塞尔去尝试了一下。他到汉德逊那里跑了两次，还去找了一趟戈林。尽管他是外交界的老手，现在又是个反纳粹分子，可是他却好像还没有认识到事态的发展已经不是这种微不足道的努力所能挽回的了。他也没有认清他自己以及威兹萨克和所有那些“好心的”德国人思想糊涂到了什么程度；这些德国人要和平，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要的是建立在德国条件上的和平。因为，到了8 月31日这一天，他们应该已经看清楚，要么希特勒让步，要么波兰人让步，否则就只有战争，可是不论哪一方都丝毫没有让步的可能。然而正如哈塞尔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所表明的，他还在期望波兰人会让步，期望他们会步奥地利人和捷克人的后尘，走上那条国破家亡的道路。
汉德逊向哈塞尔指出，“主要的困难”是由于德国人所用的方式引起的，他们想要“对待傻孩子”那样地把波兰人呼来喝去。哈塞尔竟反驳说：“波兰人一味沉默也不见得就对。”他还表示“一切都取决于利普斯基的出场——不是来提问题，而是宣布他愿意谈判”。可见就连哈塞尔也认为，波兰人虽然岌岌可危地即将在纳粹捏造的罪名下遭到进攻，但也没有提问题的权利。当这位前任大使就战争爆发的问题作出“最后结论”时，他一方面责备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有意冒同西方作战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把许多责任推在波兰人甚至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身上。“从波兰人这方面来说，”他写道，“他们既有波兰人的狂妄自大，又有斯拉夫式的任其自流的脾气，仗恃有英国和法国的支持，把避免战争的最后机＇592＇ 会全都错过了。”人们不禁要问，除了向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屈服之外，他们还错过了什么机会？哈塞尔还说：“伦敦政府……在这最后的时刻放弃了努力，而采取一种‘管他娘’的态度。法国亦步亦趋，只不过更加犹豫迟疑而已。倒是墨索里尼真正竭尽全力避免战争。”如果像哈塞尔这样一个有教养、有学问、有经验的外交家在思想上还如此糊涂，那么希特勒轻而易举地欺骗了德国人民群众又还有什么奇怪呢？
接着，在那最末一天的和平日子行将消逝的下午，还发生了一个有点滑稽的插曲。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根据那天的决定，空军司令戈林要执行次日黎明即将对波兰展开的大规模空袭的任务，这位元帅想必一定忙得不可开交了。事实却不然。中午达勒鲁斯把他邀到爱思普兰德饭店去吃饭，用美酒佳肴殷勤地向他劝杯敬菜。达勒鲁斯请他喝的白兰地真是酒中上品，以致戈林临走时还非带走两瓶不可。提起了他的兴致之后，达勒鲁斯就建议他把汉德逊请来谈谈。戈林在请示了希特勒以后，便邀请汉德逊和福比斯下午5 点到他的寓所去喝茶。达勒鲁斯＇ 汉德逊在他的《最后的报告》或著作中都没有提到有这个人在场＇ 说，他当时建议由戈林代表德国到荷兰去和波兰代表举行谈判，汉德逊应允将这个建议转达给伦敦。据这位英国大使在他那《最后的报告》中的叙述，在这次茶会中，戈林“谈了两小时波兰的罪状以及希特勒先生和他自己同英国友好的愿望。这是一场毫无结果的谈话……我的总印象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