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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斯登堡的有力对策、戈培尔的争取雷麦和利用无线电的迅速决定、党卫队在柏林的恢复活动，以及班德勒街方面谋反分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和无所作为——这一切使得许多正要投向谋反分子一边或者甚至已经这样做了的军官，踌躇起来。其中之一是奥托·赫尔福特将军，此人是已被逮捕的科茨弗莱契将军的参谋长。他开始时已同班德勒街合作，设法集合部队，后来看到风势不对，就改变了立场，于下午9 点半左右打电话给希特勒大本营，说他正在镇压军事政变。
弗洛姆将军的拒绝参加，曾使起义一开始就陷入危机，因此遭到拘禁。
他现在却活跃起来了。约在下午8 时，即当他在副官的房间里被拘禁了4 小时之后，他请求允许他到楼下自己的房间里去休息。他以一个军官的荣誉保
证决不想法逃跑或同外界通消息。霍普纳将军不但同意，而且由于弗洛姆说他又饥又渴，还给他送来了夹肉面包和一瓶酒。在此以前不久，弗洛姆幕僚中有3 个将军到了这里，他们拒绝参加叛乱，并且要求把他们送到他们的上司那里去。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居然被送到弗洛姆的屋子里，虽然也是被拘禁起来。他们一到，弗洛姆就告诉他们，这屋子有一个很少使用的后门，他们可以从那里逃走。他背弃了对霍普纳的誓言，命令这些将军们出去组织力量，攻打这座大厦，把他救出来，并平定叛乱。这些将军们乘人不备，溜了出去。
奥尔布里希特手下的一群低级军官，起初有的附和了叛乱分子，有的留在班德勒街观看风色，到了这时，已经开始看到，叛乱正在失败。他们还开始意识到，如果叛乱失败，而他们没有及时起来反对叛乱，他们就都会被作为叛徒绞死。他们之中就有一个人后来这么说。有一个叫弗朗兹·赫尔伯中校的，原本是一个警官，又是一个真心实意的纳粹分子。他从斯本道军火库搞来了一些冲锋枪和弹药，秘密地放在二楼。大约10点半钟的时候，这些军官会见奥尔布里希特，要求他明确地告诉他们，他和他的朋＇1067＇友们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位将军作了说明，他们也不争辩，就退出来了。
过了20分钟，他们又回来了。大约有6 个或者8 个人，由赫尔伯和波多·冯·德·海德中校带头，手里举着武器，要求奥尔布里希特作进一步的解释。施道芬堡听见声音，进来观看究竟，就被抓住了。当他夺门而逃，走下楼梯的时候，他那仅有的一条胳臂中了枪弹。这些反叛乱分子开始胡乱地开枪，虽然除了施道芬堡以外，他们并没有打着什么人。接着他们在曾经被谋反集团用作总部的那层楼上跑来跑去，搜捕谋反分子。贝克、霍普纳、奥尔布里希特、施道芬堡、哈夫登和梅尔茨都被赶进了弗洛姆那间空的办公室。
一会儿，弗洛姆本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出现了，手里拿着手枪。
“诸位先生，”他说，“我现在要以你们对待我的办法来对待你们。”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放下武器！”他命令说，并且告诉刚才逮捕他的这些人，他们已经被捕了。
贝克平静地回答，伸手去摸手枪。“我是你从前的司令官，你不能这样要求我。我自己对这个不幸局面的后果负责。”
“好，让枪对准你自己。”弗洛姆警告说。
这个才能出众、文雅有礼的前参谋总长非常缺乏行动的意志力。这使他在一生中最重大的考验面前最后归于灭亡。直到临死，他都是如此。
“在这一刻，我想起了从前……”他开始说，但弗洛姆不让他说下去。
“我们现在不想听你这一套。我要求你停止说话而采取行动。”
贝克采取了行动，他扣动扳机，但是子弹只擦伤了他的头。他倒在椅子上流了一点血。
“给这位老先生帮点忙。”弗洛姆命令两个青年军官。但当他们去拿武器的时候，贝克不让他们开枪，请求再给他一次机会。弗洛姆点头同意。
接着，弗洛姆转向其他谋反分子。“你们各位，如果想要写信的话，我给你们几分钟时间。”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要了纸笔，坐下来给他们的妻子写封短短的诀别信。施道芬堡、梅尔茨、哈夫登和别人沉默地站着。弗洛姆大步走出了房间。
他很快下定决心要消灭这些人。他虽然拒绝积极参加谋反活动，但好几个月以来他对谋反活动一直是知情的，并且庇护了行刺的凶手，也没有上报他们的计划。因此他要消灭这些人，不但为了灭口，还要使自己成为枚平叛乱的人，向希特勒邀功。在纳粹匪徒世界里，要想这样做已经太迟了，但当时弗洛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过了5 分钟，他又回来，宣布他已“以元首的名义”举行了一次“军法审判”（至今没有发现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曾这样做过），判处以下4 名军官死刑：“参谋总部上校梅尔茨·冯·基尔海姆、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这个我不再知道他姓名的上校＇ 指施道芬堡＇ 和这个中尉＇ 指哈夫登＇。”
那两位将军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还在给妻子写信。贝克将军瘫在椅子上，子弹擦伤处流出来的血满脸都是。那4 个“被判死刑”的军官，像电线杆似地沉默地站着。
弗洛姆对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说：“先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必须要求你们快一点，这样才不致于使别人太为难。”
霍普纳写完信，把信放在桌上。奥尔布里希特要一个信封，把信放进去，封好口。贝克现在恢复了一点神智，要求再给他一支手枪。施道芬堡（他那只好胳臂的袖子浸透了枪伤流出来的血）和他的3 个“被判死刑”的同伴被带了出去。弗洛姆叫霍普纳跟出去。
在楼下的院子里，一部陆军汽车用防空布罩罩上的车灯，射出了微弱的光线。这4 个军官很快地被行刑队打死了。目击者说，当时人声嘈杂，主要是卫兵们的吆喝声。他们急急忙忙，因为怕空袭。那年夏天，英国飞机几乎每晚都飞临柏林上空。施道芬堡在临死时喊道：“我们神圣的德国万岁！”
这时，弗洛姆给霍普纳将军自己选择。3 星期之后，在绞刑架的阴影下，霍普纳对“人民法庭”说出了当时经过。
“＇ 弗洛姆说＇ 唉，霍普纳，这件事情真使我伤心。你知道，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和好同志。你让自己卷进了这件事情，不能不承担它的后果。你要同贝克走同样的路吗？要不，我就要立即逮捕你。”
霍普纳当时回答说，他并“不感到这样有罪”，他认为他能为自己“辩白”。
弗洛姆握一握他的手回答：“我理解”。霍普纳被送进了摩亚比特的军人监狱。
当他被带走的时候，他听见从隔壁房间门口传来贝克的疲惫的声音：“这次要是不行，那就请帮忙吧。”接着传来手枪射击的声音。贝克第二次尝试自杀又告失败。弗洛姆从门口伸进头去，再一次要一个军官“给这位老先生帮一帮忙”。这个不知姓名的军官拒绝帮这个忙，而让一个上士去做。这个上士把第二次受伤后昏迷过去的贝克拉出房间，颈上加了一枪，结果了性命，这时已过午夜。在德意志第三帝国11年半的时间中，这仅有一次的反希特勒严重叛乱，在11个半小时内就被平息了。斯科尔兹内带了一队武装的党卫队来到了班德勒街。他是一个警官，知道不应该杀掉那些人，因为他们如加以严刑拷打会供出关于谋反活动规模的十分有价值的证据。因此，他禁止再处决人，把另外的谋反分子加上手铐，送进了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监狱。他又命令侦探们收集那些谋反分子来不及毁掉的犯罪文件。希姆莱在这以前已经到了柏林，在戈培尔的宣传部里成立了一个临时总部，宣传部现在已由雷麦的警卫营的一支部队保卫着。他打电话给希特勒，报告叛乱已经平定。在东普鲁士，一辆广播车正从柯尼斯堡向腊斯登堡疾驰，以便元首发表预告已久的广播演说。德意志广播电台从下午9 时起，每隔几分钟就预告一次元首即将发表广播演说。
快到深夜1 点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的嗄哑的声音在夏天夜空中响起来了。
我的德国同志们！
我今天对你们讲话，第一是为了使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安然无恙；第二是为了使你们了解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罪行。
由一些野心勃勃的、不负责任的同时又是愚蠢无知的军官组成的一个很小的集团，合谋杀害我，以及与我一起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领。
施道芬堡伯爵上校放置的炸弹在离我右边两米的地方爆炸。它使我的许多真正的、忠贞的合作者受了重伤，其中一人已经去世。我本人除了一些很轻微的碰伤、擦伤和烧伤之外，安然无恙。我把这看作是上天降大任于我的证明……
这些篡夺者的圈子是很小的。它同德国武装部队、特别是同德国人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个犯罪分子的匪帮。这个匪帮将加以无情消灭。
因此，我现在命令，任何军事当局……都不得服从这群篡夺者的命令。我同时命令，人人都有义务逮捕任何散发或持有他们命令的人，如果遇到抵抗，可当场格杀勿论……
这一次，我们将以国家社会党人常用的方法来对他们实行清算。
血腥的报复
这一次，希特勒也是说到做到的。
纳粹对待自己的德国同胞的野蛮，这时达到了顶点。在疯狂的逮捕之后，接着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严刑拷打、草率的审判和死刑的宣布。死刑的执行大多数是缓慢地绞死，把死难者用钢琴琴弦吊在从肉铺和屠场借来的肉钩子上。嫌疑犯的亲戚朋友，成千上万地被抓起来送进集中营，许多人就死在集中营里。少数有勇气掩护逃犯的人都被立即处死。
希特勒在万分震怒和难以餍足的报复欲望支配之下，拼命督促希姆莱和卡尔登勃鲁纳，更加努力去搜捕所有敢于谋害他的人。他亲自定下了处理这些人的办法。
在腊斯登堡爆炸发生后举行的最初几次会议中，有一次他咆哮说：“这回对罪犯要毫不客气地干掉。不用开军事法庭。我们要把他们送上人民法庭。
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法庭要用闪电速度进行审判。判决宣布两小时之后立即执行。要用绞刑——别讲什么慈悲。”
这些来自上面的指示，都由“人民法庭”庭长罗兰·法赖斯勒严格地执行了。法赖斯勒是一个卑鄙恶毒的狂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了俄国的战俘，成了一个狂热的布尔什维克。后来，即使在1924年他成了一个同样狂热的纳粹分子以后，他还是赤色恐怖的热烈崇拜者和这种恐怖统治方法的热心仿效者。在30年代中，在莫斯科曾举行过多次审判，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和大部分高级将领都以“叛国罪”被清算。这些审判的总检察长是安德烈·维辛斯基。法赖斯勒就曾专门研究过维辛斯基的技术，所以希特勒在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上曾赞叹道，“法赖斯勒是我们的维辛斯基”。
人民法庭的第一次审讯于8 月7 日、8 日在柏林举行。受审判的7 月20日事件的谋反分子有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霍普纳将军、施蒂夫将军和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