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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1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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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主张在当时并不受欢迎。柳开叹息说,他本以为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再与韩洎书》);穆修也说自己的古文被人视为“语怪”,被人“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即指以为惑”(《答乔适书》)。
王禹偁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当时有一个叫张扶的秀才携文三十篇向他请教,他读后感觉“茫然难得其句,昧然难见其义”,于是在《答张扶书》和《再答张扶书》中谈了一通自己对文章的看法。他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提出:“夫文,传道而明心也。”“传道”与“明心”并论,实际上就是不把道当作纯粹是外在的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内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范围就比柳开他们所主张的广泛。同时,他又提出,文既然是传道义明心迹的,就不应该“语皆迂而艰也,义皆昧而奥也”,而应该“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
在散文写作方面,王禹偁也作了有益的尝试。骈偶之文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爱好,有其内在的原因,所以机械地反对骈文,在写作上一切与之背道而驰,实际上不会有什么效果。
因此,他的散文,便有意吸收了骈文整齐而容易上口、具有声韵之美的优点,形成既自由流畅又有一定音乐节奏的新风格,如《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如此描绘: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这一节文字亦骈亦散,音节和谐又有变化,具有流畅跌宕的风致。在说理性的文字中,由于王禹偁提倡的是“传道而明心”,不只是以“道”即固有的儒学教条来教训人,而是在阐述“道”的同时表现出自己内心的好恶喜怒,所以也不是那么枯燥乏味。如《待漏院记》为了说明天下安危系于宰相的道德修养这一政治见解,把两种宰相在漏院等候上朝时完全不同的心思,用前后对应的排比句式加以描述,写出“贤相”与“奸相”的形象,虽说难免简单化,但确实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观念(道)和个人爱憎(心),所以尚能使人多少受到感染。而无论说理文还是记叙文,王禹偁通常避免生僻晦涩的词句,文笔显得清丽流畅,这一特点在前面所引的一节文字中可以看出,再举《录海人书》的一节为例:
垣篱庐舍,具体而微,亦小有耕垦处。有曝背而偃者,有濯足而坐者,有男子网钓鱼鳖者,有妇人采撷药草者,熙熙然殆非人世之所能及也。
文章是借传闻描绘理想的社会模式,笔调颇类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正如叶适《习学记言》所说,王禹偁的散文有“简雅古淡”之长。
关于柳开、穆修及王禹偁对后来散文的影响,有一种有趣的现象:从实际创作来说,后来的散文主要是沿着王禹偁的方向发展的;他的文章中既重视表现理念又具有抒情性的特点,和化骈入散、清晓流畅而又具有韵律感的文字风格,在欧阳修、苏轼等散文家那里都得到继承,从而形成了与唐代古文不同的宋文流派。但是,在理论上,后人似乎很少提到他的作用与影响,却把柳开、穆修的地位提得很高,尊之为宋初文风改革的开山人物。如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在论及五代文体薄弱后便说:“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邵伯温《闻见前录》也说:“本朝古文,柳开仲涂、穆修伯长首为之倡。”这是因为:在宋代文学尤其散文中,道统文学观具有压倒性的势力,而柳开、穆修的创作虽无所成就,甚至谈不上是文学家,但他们对于“道统”的鼓吹却远比王禹偁积极有力。后代作家在追溯其文学渊源时,首先不是从散文艺术,而是从“道统”的意义上去寻找一个连结韩愈、柳宗元与自己的中介环节。创作现象常常是复杂的,而理论的归纳往往会被简单化,这是文学史上反复出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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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与苏轼

十一世纪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宋代社会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一系列的变革主张与实践,并因此引起广泛的争论乃至激烈的斗争。宋代文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变革,形成不同于前代文学的风格特征。
这种情形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宋虽立国未久,统一、安定和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满足感就已开始消失,各种危机都已显露出来——对西复、契丹作战不利,使得版图原本狭小的王朝面对外部的强大压迫;冗官、冗兵难以缩减,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民间一再发生反抗活动,使政府疲于应付等等,这些都激起了士大夫的焦虑和社会责任感。其次,中国历史上文官官僚制度在这时已经成熟,文人士大夫既完全依附于国家政权,又是这一政权的支柱,加上宋自开国以来对士大夫采取优容的政策,使他们更具有政治热情和积极表现自己的欲望,高谈激论,成为风气。再有,宋王朝虽以崇尚儒学为标榜,却也同时利用佛、道,所谓“三教合一”的趋向在这时开始形成。而大多数士大夫以儒学为安身立命之地,他们既需要争取和保持儒学的优势地位,也需要对儒学本身加以适当的改造。于是,所谓“变旧更新”成为时尚,正如陈亮所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铨选资格》)倡导变革者,具体主张并不一样,有时甚至彼此冲突,但重心无非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建立更完善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既维持这个高度集权和专制的政权而又能克服它所带来的弊病(由此形成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提倡的“庆历革新”和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一是如何建立更纯正的社会意识形态,以伦理道德的广泛深化、内化来克服社会矛盾(由此形成了刘敞、欧阳修、二程等人对儒学的改造)。
从文学方面而言,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文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变革的发生也已成为必然。不过,当时的文学变革,并非单纯是文学方面的事情,它与上述背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仅由朝廷正式发出要求“矫文章之蔽”的诏令,而且,当时的著名文人,要么是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如欧阳修、王安石,要么与政治活动有很深的牵连,如梅尧臣、苏舜钦、苏轼等。因此,文学受政治及伦理观念的影响之深为前所未有,宋代文学就是在这种受约束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
在上述作家中,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他既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人格上的魅力,能够吸引许多优秀作家聚集在他的周围,在文学上又具有一种包容和调和的能力,能够在当时各种不同的文学主张中找出一条合适的道路,因而成为这一场文学变革的名副其实的领袖。而苏轼既与这一文学变革相联系,又有超出这一变革之主旨的较为豁达的思想,加上他的不可多得的天才,因而成为北宋中期最有成就的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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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道统文学观的盛张

宋初柳开以尊韩和文道合一为号召,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比他稍后的穆修,也未免“曲高和寡”之叹。因此,在这一阶段中,一些以复兴儒道为己任的人,便沿着他们的方向发出更响亮的呼声,乃至提出更极端的主张。
曾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1005—1045),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他和前人不同的地方,一是把在文坛上很有势力的西昆派提出来做靶子,以震动人心,二是不仅涉及古文与骈文之争,而且要在整个文学领域中建立“道”的统治。石介的《怪说》指斥杨亿“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故意使天下人“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韩愈)之道”,因此耳聋目盲,然后“使天下惟见己之道”。本来,西昆派的文学是既有一定成就也有相当缺陷的,在当时确有加以批判的需要,但石介的办法,却是派他们一顶“名教罪人”式的帽子,从世道人心的意义上彻底打倒,以维护“道统”的神圣性。他的观念,是要以道代之,甚至废弃诗文的艺术形式,使文章成为儒家经典、封建伦理的衍生物。而同时持类似观点的为数并不少,如刘敞说过“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难”(《公是先生弟子记》);尹洙认为“如有志于古,当置所谓文章功名,务求古之道可也”(《志古堂记》),他们都否认了文学有自身的价值。
北宋中期理学逐渐兴起,理学家们对文与道的关系提出了更为苛严的看法。周敦颐首先提出“文以载道”的明确口号,更彻底地说明了文对于道的工具性。他把文比作车子,如果不能载运道,则再好看也是无用之物。但他还承认文章的美饰具有使道更吸引人的作用(见《文辞》),程颢、程颐则更趋极端。如石介等人还是尊韩的,只是忽略了韩愈还有爱好文学的一面。对这种不彻底性,以及韩愈本身的矛盾,二程从更纯粹的道学立场上提出了修正。他们认为致力于文章是有害于道的,因而韩愈也根本不值得仿效:
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二程遗书》)
不但韩愈,杜甫的写景诗,程颐也斥为“闲言语”,责问:
“道出做甚?”其实,这是强调道统文学的必然结果,前人不过出于对韩、杜的尊敬,而回避矛盾罢了。
当然,这一类观点并不完全是北宋那一场文学变革的理论基础。欧阳修在对石介表示尊重的同时,也提出了批评;理学转盛,还迟于欧阳修领导的文学变革。但是需要看到:在整个那一段时期中,道统文学观的盛张,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北宋所谓“古文运动”进行得比唐代古文运动顺利,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此。所以,它对欧阳修领导的文学变革,自然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和约制。譬如,苏舜钦很明白地说过“文之生也害道德”(《上孙冲谏议书》),而欧阳修本人,也有着“言之不可恃”,“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送徐无党南归序》),而“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的观念。当然,他也另有一些比较合理、对文学比较重视的论点,后面将会说到。但无论如何,在以道统文这个基本原则上,他和当代的理论思潮是合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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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梅尧臣、苏舜钦的诗

北宋初三种诗风鼎峙的格局,从实质上来说,还是唐代诗歌的延续,而西昆体一时大盛,又使得学诗者争相模拟,在真宗及仁宗前期形成了专事雕琢的诗歌风气。在时代发生变化以后,唐诗的风格已实难保持,而缺乏激情和才华的诗作者对李商隐的模拟,很容易成为空洞的文字游戏。因此,诗歌的变化在这时已不可避免了。于是,梅尧臣率先自树一帜,而苏舜钦与之呼应,他们在吸取唐诗尤其是白居易、韩愈诗歌某些因素的同时,又顺应着时代文化的特点,在诗歌的题材、感情表现和语言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新的尝试,从而打开了宋诗的道路。并且,由于欧阳修的竭力推举,他们在诗坛上造成了更大的影响。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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