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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1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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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宗师式的人物。
四家的诗仍沿着与宋诗相背的轨迹。如杨载主张“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元史》本传),即表明了他们宗唐复古的取向。在诗艺方面,他们发表了不少见解,对诗的结构的安排、声律的调节、字句的锤炼,都加以仔细的探究,巩固和发展了前期诗歌的成就。
但另一方面,他们在讲究诗歌艺术特征的同时也重视文学与“治道”、“教化”的依存关系,创作中又有一种个性收缩和伦理回归的倾向。明人胡应麟评四家,说虞集“典而实”,杨载“整而健”,范梈“刻而峭”,揭傒斯“丽而新”(《诗薮》),指出四家诗风各异;然而从总体上说,他们在艺术上也呈现出明显的整一性,即讲求法度,形式工整,措辞典雅,不追求情感或个性的激烈或纵恣的表现,而崇尚一种合乎正统美学趣味的风格。
对元四家,历来不乏“为有元一代之极盛”的评价,这其实是从“风流儒雅”这一类正统美学趣味而言的。如果单论诗歌写作的精致,他们确实是元代最突出的,但要说由热烈的抒情而形成的诗中的生气,则四家的诗比较前期、后期均为逊色。我们只能说它是元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无法给予太高的评价。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祖籍仁寿(今属四川),迁崇仁(今属江西)。早年受家学熏陶,通晓宋儒“性理之学”。大德初至京师,任大都路儒学教授。后历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侍书学士,曾奉旨修撰《经世大典》。晚年告病回江西。有《道园学古录)等。
虞集历数朝皆受优宠,诗文中不乏歌颂朝廷盛德之作,如《金马图》所谓“太平疆宇大无外,外户连城无闭夜”之类。
但同时不少作品仍带有一种惆怅、哀伤或感慨,实即显示了历史遗恨和种族歧视给汉族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灵创伤。如《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诸子侄》之二:
江山信美非吾土,飘泊栖迟近百年。山舍墓田同水曲,不堪梦觉听啼鹃。
虞集作此诗时七十岁,谢病在乡。这诗表面上是感慨自己的家族离开蜀中故乡侨居异地多年,欲归而不能。但虞集的父亲原任黄岗尉,在宋亡动乱之际迁来江西,所以“江山信美”二句,虽不能说是对元人怀异心,但说其中包含着在元人统治下的无归依的失落飘零感,该是不过分的。后面的“山舍墓田”云云,也令人联想起虞集引为光荣的五世祖虞允文——南宋初主持抗金大战的名相。这诗的情调是伤感、悲凉,但表达得极委婉。另外,虞集有一位宋亡后隐居不仕的从兄,留下不知是否为其本人所作的两句遗诗:“我因国破家何在,君为唇亡齿亦寒。”虞集也特地把它补为完整的诗篇,说是为了替从兄“发其幽潜之意”(见《从兄德观父与集同出荣州府……》)。这里面同样包含了个人无法抗衡的历史的遗憾。
虞集对诗歌主张温厚平和而不失声韵光彩之美,他的作品也就是循这一条路数,题材大多较严肃,是四家中最为典雅的。但他的诗虽然缺乏洋溢的才情、洒脱的风致,却也并不古板迂腐,具有重抒情的特点。
虞集是元代文章的名家,后世如黄宗羲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其风格以追踪欧阳修为主,文辞自然舒展,好谈说习见的儒家道理,同时也常常表现追慕隐逸的情趣。但结构既不如欧阳修那么讲究,又缺乏独特的才情和感受,只是写得熟练,成就是有限的。
杨载(1271—1323)字仲弘,浦城(今属福建)人,后迁居杭州。先以布衣应召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后于恢复科举时,登进士第,官至宁国路总管府推官。有《杨仲弘集》。
杨载在“四家”中多一些浪漫的诗人气质,《元史》本传说他“为文有跌宕气”,他的诗也是如此。《遣兴偶作》云:
“放浪天地间,无今亦无昔。”这样的句子显得有些纵恣,但他的“放浪”是很有分寸的,常体现为一种潇洒,富有雅致的意趣。如在送别友人时,想象“却到江南春水涨,拍天波浪泛轻鸥”(《送人二首》);或者回到久别的家乡,陶醉于湖光山色之中,“小艇欲行无远近,不愁归醉要人扶”(《宿浚仪公湖亭三首》)。他不像虞集等人摆脱不开现实或人事,自述“夜阑每作游仙梦,月满琼田万鹤飞”(《纪梦二首》)。
《宗阳宫望月分韵得声字》一诗,明初瞿佑《归庄诗话》称杨氏以此得名,其中“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寂无声”一联,尤为人叹服,也是写得富于想象力的。这些地方使他能够避免平淡,但显得中气不足,境界不够开阔;“放浪”仅暗示着个性的某种意向,未得到多少发展。
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今属江西)人。出身贫寒,以荐举为翰林院编修,后任福建闽海道知事。有《范德机诗》。
范梈喜作歌行体,在声调、结构上颇用心,但总显得创造力不够。他的一些绝句颇有情致,如《浔阳》一诗:
露下天高滩月明,行人西指武昌城。扁舟未到心先到,卧听浔阳谯鼓声。
此诗写作者思乡情切,在归途中,已心驰神往。但这类诗仍不脱唐人的风调。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富州(今江西丰城)人。
少时家境贫寒,读书刻苦。延祐初,以荐举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后迁应奉翰林文字、翰林侍讲学士。至正初,奉诏修宋、辽、金三史,为总裁官。有《秋宜集》。
四家中,揭氏的思想情感有较接近平民的一面。如《祖生诗》写孝子祖生千里寻母的感人事迹,旨在谴责战乱。《临川女》写一个盲女被母兄遗弃,得到善人的救助。“我母本慈爱,我兄亦艰勤。所驱病与贫,遂使移中情”,揭示人性由于贫困和环境的逼迫而异化,写得很深入。再看他的《渔父》一诗:
夫前撒网如车轮,妇后摇橹青衣裙。全家托命烟波里,扁舟为屋鸥为邻。生男已解安贫贱,生女已得供炊爂。天生网罟作田园,不教衣食看人面。男大还娶渔家女,女大还作渔家妇。朝朝骨肉在眼前,年年生计大江边。更愿官中减征赋,有钱沽酒供醉眠。虽无余羡无不足,何用世上千钟禄。
诗较真切地描绘了渔家的生活,并在最后对这种朴素的生活表示羡慕。大抵这一类诗感情真实但通常不表现得很激烈,叙事、议论简洁而紧凑,语言风格较朴实,仍符合于“雅”的规范。不过他也有些诗写得风格不同,如《赠王郎》写一个少年“狂士”的情状,流露出豪侠之气,在四家诗中算是比较特别的了。

………………………………………………
第三节 元代后期

诗文和杂剧、散曲一样,元代后期诗文创作的中心是在东南沿海城市。重要的作家中,除萨都剌是北方人,杨维桢、高启、顾瑛、王冕等都是南方人。关于高启,需要有些说明:习惯上是把高启列为明代诗人的,对他个人情况的全面介绍,我们也依旧放在明代部分;但实际上他的主要文学活动是在元末,入明后仅六年就被处死,所以在论及元末文学的一般特征时,高启作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又不能不涉及。
自元统一以后,东南一带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如原隶属于苏州的昆山、常熟、吴江、嘉定四县,由于户口增长,于元贞二年(1296)皆上升为州。至于杭州、苏州,更是高度繁荣的城市。元代后期诗文作家的生活同城市背景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大都同商贾、市井艺人有较多交往,喜爱城市的繁华生活,有的自身就是富商(如顾瑛)。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带有明显的城市文化的色彩,如高启等“北郭十子”,其名称即带有城市印记;杨维桢的《续奁集二十咏》及其编辑的《西湖竹枝集》,都是由“市肆”刊行而广为流播的。
如果说元初关汉卿、王实甫一类文人是被蒙古统治者抛出了政治轨道,而不得不投身于市井,那么,元代后期作家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科举的恢复和社会文化的进一步“汉化”,已经给知识阶层提供了传统的从政出路,但这些作家却大都不乐仕进,对政治缺乏热情。他们是自觉地流连于市井生活的繁华和自由,在这里找到了人生乐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处世态度、文学观念,以及作品的题材与美学形式都出现一些新的特征,与前、中期明显不同,标志着文学的历史性进步。
这种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世俗性与个体意识的强化。
所谓世俗性,首先是作品中表述的心理层面更接近人性真实,而较少伦理掩饰。作家通常以肯定的态度、生动的笔调描绘世俗享乐,歌咏城市生活之作大都带有秾丽的色调和欢快的情绪,同时反映商人生活、对之表示好感、赞赏的作品增多,由此也曲折地反映了作者自身的生活追求。
作家对世俗生活的兴趣的增长,和人生欲念的坦露,使得传统诗文的艺术规范不能满足抒情写志的要求,而引起审美观念的变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元代后期诗歌在思想情趣和题材、语汇各方面都受到新兴的市井文艺——小说、戏剧、散曲的影响。所谓“雅”文学和“俗”文学的界限被打破了。
后期作家在生活中喜欢表现不同常人的独特个性,思想上也有独立思考的倾向。如王冕“着高檐帽,被绿蓑衣,履长齿木屐,击木剑;或骑黄牛,持《汉书》以读,人咸以为狂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杨维桢更被“礼法士”斥为“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的“文妖”(王彝《文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喜欢描绘自身的精神形象,如杨维桢的《大人词》、高启的《青丘子歌》、顾瑛的《自题像》等,各自不同程度地要求摆脱传统伦理信条的束缚,发展与表现自己的个性。这种要求当然也反映在他们的其他作品中。
从表面上看,元后期诗歌在理论上仍受复古思潮的笼罩。
杨维桢和高启各自领导了一个诗派,前者受晚唐李商隐、李贺的影响较大,后者则追慕汉魏诗风。但他们的创作实际上是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并不怎么为古人所束缚。他们更自觉地强调诗歌的美学特征,如杨维桢所提出的“诗有情、有声、有象、有趣、有法、有体,而禅巫之提唱、武士之叫呼、文墨生之议论,不在有焉”(《来鹤亭集序》),高启所主张的“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独庵集序》),都把“情性”、“意趣”看作诗的根本,并主张自然地、艺术地表达情性。同中期诗人不一样的是,他们并不强调所谓“性情之正”,“载道”或“教化”的意识更是淡薄。可以说,元初以来“力矫宋弊”的倾向,在元后期东南地区新的文化形态发展得更为成熟的历史环境中,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顾嗣立《元诗选》称元后期为“奇材益出”的时期;《四库提要》也以“横绝一世之才”和“天才高逸”这样的赞语分别评说杨维桢和高启。应该说,元后期诗歌在艺术上是获得了特出成就的,过去的文学史对此重视不够。
萨都剌(约1300—?)一作萨都拉,字天锡,号直斋,回族人,或云蒙古人。其祖、父均为武臣,以世勋镇守云、代,遂以雁门(代州的古称,今山西代县)为籍,他的诗集因而名为《雁门集》。
萨都剌少年时家道中落,曾到南方经商。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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