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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1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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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建构以“玉山草堂”为主的园林群体,“日夜与高人俊流,置酒赋诗,觞咏倡和”(《列朝诗集小传》)。他所编辑的《玉山名胜集》记载了当时玉山草堂中文士宴集的盛况,《四库提要》赞为“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文人雅集,向来是带有贵族气息的文化现象,玉山草堂中的集会,则反映了商人阶层在获得财富以后对文化价值的追求。
作为一个儒者、文人兼富商,顾瑛的思想类型在中国思想背景中显出几分特色。如《自题像》一诗:
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向时豪侠处,五陵鞍马洛阳街。
此诗前二句表现思想态度和人生观念的随和、无所固执,后二句再推出一层,写自己的人生最得意的一段经历。据其自述:“年十六,于父之盅,而遂废学焉。性好结客,常乘肥衣轻,驰逐于少年之场,故达官时贵靡不交识,然不坠于家声。”
(见《玉山逸稿》附自为《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其实即指他经商的那段经历。这似乎表明:“儒衣僧帽道人鞋”是他的“自我”的外在装饰,骨子里是个富于“豪侠”之气的商人。
此诗把顾瑛的个性表现得很有色彩。
在中国古代文学里,商人通常被描述为不劳而获的类群,作为贫困农民的反衬出现。顾瑛的《三二年来,商旅难行,畏途多棘,政以为叹,徐君宪以〈雪景盘车图〉求题,观之风雪载道,不能无戚然也,遂为之赋云》一诗以商人的身份写商人生活,堪称难得。诗云:
山盘盘,车逐逐,大车前行后车促。不愁雪里衣裳单,但恐雪深车折轴。行人岁暮心忉忉,天寒马疲牛腹枵。日落不知行路遥,今年月尾度敖鄗。明年月头过成皋,二月三月临帝郊。似闻物低米价高,莫使终岁徒劳劳。城中贵客朱门豪,狐裘绣袍红锦袍。琵琶合曲声嘈嘈,毡房肉陈传羊羔。雪花回风如席飘,卷帘醉脸殷若桃,岂知人间衣食如牛毛!
此诗作于至正十四年(1354),诗里描写商人在寒冬腊月将货贩运至北方,一路跋山涉水,辛苦万状。由于兵荒马乱,米价腾贵,而贩运的货物卖不出好价,这使商人们陷入窘境。最后以京城中达官贵人的享乐奢靡作对比,表达了商人对官僚的愤慨。因顾瑛有经商的经验,所以对商人心理的刻画比一般文士的作品更为真实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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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元代南戏

 
第一节 南戏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戏剧成熟较早的一支,是从宋杂剧、金院本到元杂剧,另有一个成熟稍迟的分支,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流行的南戏,因其最早产生于浙江温州(旧名永嘉),故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或“永嘉戏曲”。它经过长期发展,到元末趋向成熟,后来演化为明清戏剧的主要形式——传奇。
南戏产生的年代,祝允明《猥谈》说是北宋“宣和之后,南渡之际”,旧题徐渭作的《南词叙录》则说始于南宋光宗朝,两者相差六、七十年。又据刘埙《水云村稿》所述,南宋咸淳年间,所谓“永嘉戏曲”在江西南丰一带也已经很流行。在《猥谈》和《南词叙录》中著录的最早的南戏剧目是《赵贞女蔡二郎》和《王魁》,都是写男子负心的故事。可以确定为宋人所作的剧目另外还有几种。宋代南戏也绝少有剧本传世,只有在《永乐大典》残卷中发现的《张协状元》一种,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宋代的旧作。
南戏最初当是在温州一带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形成的,《南词叙录》说它“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此外,它也吸收了宋词的曲调,以及唐宋大曲、诸宫调、唱赚等乐曲成分,并在表演形式上受到宋代官本杂剧的影响。以《张协状元》的情况来看,它的开头是用诸宫调的说唱来叙述故事,然后进入角色的表演,剧中并穿插了不少滑稽取笑的成分。
温州是古老的文化之都,又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南戏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中得以成长,并逐渐扩展到东南沿海一带,进入南宋都城临安。但在宋代,南戏一直不为士大夫所重视,有时还遭到禁止。如祝允明《猥谈》提到“赵闳夫榜禁”事,理学家朱熹知漳州时,也曾禁止当地戏曲演出(见《漳州府志》)。当北方关汉卿等大作家进入到杂剧创作领域时,南戏仍因“名家未肯留心”而未能得到显著提高(见《南词叙录》)。宋代南戏剧目留存极少,也和上述背景有关。
元灭南宋以后,北方剧作家大批南下,杂剧占领了南方舞台,南戏较之已经高度成熟的杂剧显然相形逊色。但是,它在南方民众中的基础是相当牢固的,所以仍旧在民间流行。而且,正是由于北杂剧的南下,造成了南北剧交流的机会,一些北方作家参与了南戏声腔的改造和剧本的编写,一些北方演员参与了南戏的演出。在这过程中,南戏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如改编杂剧的剧目,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杂剧曲牌联套的方法,采用杂剧的一些曲调而形成“南北合套”的形式等等,南戏的艺术因而得到进一步提高。现存宋元南戏剧目共二百多种,除大约六种出于宋代,其余均出于元代,可见元代南戏还是颇为兴盛的。到元末,《琵琶记》等剧本出现,标志着南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并且为明清传奇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宋元南戏由于长期流行于民间,不受文人士大夫重视,有剧本流传的仅十九种,不足存目的十分之一,有残文佚曲流传的为一百三十种左右。现存的南戏剧本,除《张协状元》、《小孙屠》、《宦门子弟错立身》等少数几种,大都经过明人不同程度的修改。
但南戏大部分剧目的剧情,能够从笔记、话本、杂剧、明清传奇中考知其大概。南戏的题材与杂剧既有相同之处,亦有明显区别。总的来说,它的民间色彩更浓,而文人化的气息较淡。有关婚姻、爱情的剧作和揭露社会黑暗的公案剧,在杂剧和南戏中都是重要的题材,这是相同之处。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像杂剧中《梧桐雨》、《汉宫秋》一类借历史故事表现作者自身的人生感慨、历史意识而抒情性很强的作品,在南戏中几乎没有;一是要求维护稳定的家庭关系的伦理剧虽为杂剧、南戏所共有,但在南戏中更为集中和强烈。从《赵贞女》、《王魁》及《张协状元》开始,严厉指斥男子富贵变心就成为南戏最重要的内容。这种剧作有其具体的社会背景:宋代以来,政权通过科举制度向平民开放,许多“寒士”有了一举成名、步入仕途的机会,这容易造成原有婚姻的不稳定。但读书求官,并不只是个人的行为,它常常需要一个家庭乃至家族付出努力。相应地,这些读书人对家庭和家族利益负有一定义务。在中国旧时代的社会观念中,能够接受以纳妾作为婚姻的补充(当然是对男性而言),而婚变则不能为社会的普遍道德意识所赞同,因为它破坏了家庭的稳定和家族的利益(这里需要注意到:道德绝不是抽象的“善”、“恶”评判,它总是同维护某种具体利益相联系的)。南戏的民间气息较浓,所以这一类反映家庭伦理问题的剧作数量较多。
南戏的体制与杂剧有很大不同,归结为一点来说,就是它在各方面都要比杂剧来得自由。它的曲调配合,虽有一定的惯例,却没有严密的宫调组织,可以根据剧情需要作较为自由的选择;它的剧本结构,也不像杂剧那样因为受音乐限制而形成“四本一楔子”的固定模式,而是以人物的上下场的界线分场,可长可短,大都比杂剧来得长;它也不像杂剧那样每本戏规定只能由一个角色主唱,而是任何角色都可以唱,而且有接唱、同唱、多人合唱等各种形式,能把曲、白、科有机地结合起来。到了明代,杂剧渐渐衰微,从南戏发展而来的“传奇”终于取代了它的地位,这一方面同东南地域文化优势的增长有关,同时,也是由于南戏的自由体制,更便于展开复杂的剧情,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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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高明的《琵琶记》

高明,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瑞安(今属浙江)人。生卒年不详。其弟高旸生于大德十年(1306)左右,高明的生年当距此不久;卒年有至正十九年(1359)和明初两说。奇…_…書……*……网…QISuu。cOm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是理学家黄潽的弟子。至正五年中进士后,先后任处州录事、江浙行省椽吏、浙东阃幕(统帅府)都事、福建行省都事等职,官声颇佳。晚年隐居于宁波城东的栋社,以词曲自娱。另有少量诗文传世。
从高明的诗文中,可以看到他对仕途险恶的认识和对田园生活的留恋,以及对民间疾苦的了解和同情。另外,他还写了些表彰孝子节妇的诗文。通过宣扬儒家传统道德来纠正“恶化”的风俗、调和社会矛盾,是高明的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他创作《琵琶记》的基础。在《琵琶记》的开场词中,作者批评一般的戏剧“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宣称“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表明他有意识地利用戏剧作为道德教化的工具。但在这前提下,他也触及了一些较为深刻的社会问题。
《琵琶记》是对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改编,写赵五娘和蔡伯喈的故事。蔡伯喈即蔡邕,东汉末著名文人。但在民间传说中,蔡伯喈只是借用历史人物之名。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由此诗可以看到两点:
一是蔡伯喈故事在南宋已成为民间讲唱文学的流行题材;二是蔡伯喈已被描述成反面人物。《赵贞女蔡二郎》,想必就是从“盲翁”说唱一类民间文艺中演变过来的,《南词叙录》在此剧目下注言:“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另根据元曲、传统戏剧、民间文艺等各种资料所提及的情况,我们可以知道早期民间流传的蔡、赵故事的梗概:蔡伯喈上京赶考,一去不回,不顾父母,遗弃妻子,最后被暴雷震死,是个不忠不孝的反面人物;赵五娘孝顺公婆,艰苦持家,公婆去世,她罗裙包土,替公婆筑坟,背着琵琶上京寻夫,丈夫却不相认,是个孝顺贤惠的苦命妇女。
如前一节已分析的,《赵贞女蔡二郎》是意在维护家庭稳定的伦理剧。《琵琶记》在保存这一核心内涵的同时,又对剧情作了重大改动。最关键的地方,是把原来作为反面人物的蔡伯喈改造成一个忠孝双全的正面人物,把他抛弃家庭、另娶贵妻处理为被人胁迫而不得已。作者这样做,大致有两个目的:一是作为文士,不愿历史上著名的人物蔡邕继续在民间背负恶名,二是可以更好地宣传他所信奉的儒家伦理观念。
改编后的《琵琶记》,通过蔡伯喈的遭遇,揭示了“忠”与“孝”这封建时代两大基本伦理观念的冲突。在蔡伯喈赴考之前,他的家庭和谐完满。当皇帝“出榜招贤”以后,蔡父不顾他的意愿,以事君尽忠、立身扬名方为“大孝”的理由,迫使他上京赴考;考中状元以后,牛丞相强迫他入赘相府,又是以不得违背圣旨为由,用君命和权势来压服;最后蔡伯喈向皇帝要求辞官,仍被皇帝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的理由驳回。辞考不从、辞婚不从、辞官不从,使蔡伯喈无法照顾家庭、奉养父母,结果父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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