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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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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①(《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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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人又有“赋者,古诗之流也”一说(见班固《两都赋序》),当是为了攀附儒家经典,兼考虑到赋的铺张特征。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
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第二节 屈原的生平与作品

屈原的生平资料,比较可信的仅有《史记》中一篇传记。这篇传记似乎存在错乱,有些地方不易读明白。现在加上屈原作品中的自叙,和研究者中较流行的看法,姑且对他的生平描绘大致轮廓。
屈原(约前340—约前277)名平,字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祖先封于屈,遂以屈为氏。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本传),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据推算,他当时仅二十多岁,可谓少年得志。后有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说屈原把他为怀王制定的政令都说成是自己的功劳,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同上)。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这以后,楚国的内政外交发生一系列问题。先是秦使张仪入楚,以财物贿赂佞臣靳尚和怀王宠妃郑袖等人,用欺骗手法破坏了楚齐联盟。怀王发现上当后,大举发兵攻秦。可是,丹阳、蓝田战役相继失败,并丧失汉中之地。此时屈原曾受命使齐修复旧盟,但似乎没有结果。此后由于怀王外交上举措失当,楚国接连遭到秦、齐、韩、魏的围攻,陷入困境。大约在怀王二十五年左右,屈原一度被流放到汉北一带,这是他第一次被放逐。
怀王三十年,秦人诱骗怀王会于武关。屈原曾极力劝阻,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结果怀王被扣不得返回,三年后死于秦。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的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认真地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不能离开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他自杀的日子,可能是五月五日或距这一天很近。五月五日原来是楚地的传统节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其本来意义,反而鲜为人知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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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闻一多《端午考》。又北朝魏收《五日》诗云:“因想苍梧郡,兹日祀东君。”似乎直到南北朝,南方还保存着端午节祭东君的习俗。

屈原与楚国最高统治集团的冲突,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外交方针上,屈原主张与强秦对抗,具有远大眼光。而怀王贪利受骗,顷襄王畏怯妥协,都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确主张,反而因为他坚持己见而加以惩罚。在内政方面,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他向慕儒家传说中的圣君贤臣,对政治抱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同时他又蔑视那些贪鄙的贵族,主张改革内政,这当然也会使许多人与他为敌。此外,屈原的性格,也是造成他的悲剧的重要原因。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感情激烈、正直袒露而又非常自信的人,这种性格加上少年得志,使他缺乏在高层权力圈中巧妙周旋的能力,因而也就难以在这个圈子里长久立足。还在屈原受到重用的时候,上官大夫就轻而易举地使怀王疏远了他,这不能说完全是由于怀王的昏庸(否则无法解释怀王起初怎么会重用他);应该说屈原的性格,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态度,同实际的政治环境本来是难以协调的,何况当时楚国又正呈现衰乱的状态。在历史上,像这种诗人气质与环境的矛盾,不断地造成人生悲剧,同时也造就优秀的文学。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计作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是以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为依据,《楚辞章句》则是为刘向所编《楚辞》作的注释。所以这两种理应是一致的)。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

第三节 《离骚》和《九章》

《离骚》和《九章》,都直接反映了屈原的生活经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其写作年代,或以为在怀王晚年,屈原第一次遭放逐以后;或以为在顷襄王时期,屈原第二次被放逐以后。
《离骚》的题旨,司马迁解释为“离忧”,意思尚不够明白;班固进而释“离”为“罹”,以“离骚”为“遭忧作辞”;王逸则说:“离,别也;骚,愁也。”把“离骚”释为离别的忧愁。二说均可通。
尽管对《离骚》的写作年代和题旨有不同说法,一时难下定论,但仍可这样明确地概括: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以后,面临个人的厄运与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一个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我们可以把《离骚》分成前后两大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着重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并主要通过幻想方式。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面的人物,即诗人自我、“灵修”(即楚王)和一群“党人”,构成激烈的矛盾冲突。
从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开始,诗人使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描述自我的美好而崇高的人格。他自豪地说明他是楚王同姓之臣,既指出自己有高贵的身份,又表示自己对楚国的兴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记叙自己降生在一个祥瑞的时辰(寅年寅月寅日),被卦兆赐命以美好的名字,又强调自己禀赋卓异不凡。在此基础上,诗人进一步叙述自己及时修身,培养高尚的品德、锻炼出众的才干,迫切地希望献身君国,令楚国振兴,使楚王成为“三后”和“尧舜”一样的圣明君主。总之,诗人自我的形象,代表着美好和正义的一方,作者相信他的理想和主张,能够把楚国引向康庄大道。
“党人”即结党营私的小人,是同诗人敌对的、代表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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