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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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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黑暗、动乱、肮脏和不合理,批评的锋芒横扫了整个社会,上至宫廷,下至官吏,这是自杜甫以来没有人做到过的。据说这些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与元九书》),恰恰说明它击中了社会要害,刺痛了权势者的神经,也说明白居易是有正义感和勇气的。
如果与杜甫的同类诗相比较,可以看到,在抨击现实的尖锐性方面,白居易并不比杜甫逊色。但从诗歌艺术来说,杜甫的诗大都是实际生活体验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白居易的诗则有明确的服务于政治的目的,当这种目的与他的实际生活感受能够密切结合而蕴涵着热情时,一部分作品也写得很感人,尤其像《新丰折臂翁》等可以说是很优秀的,这种诗在元稹那里是看不到的。但也有一部分作品却和元稹的同类诗差不多,说教气味很重,读起来索然无趣。
白居易对讽谕诗的语言表现有明确的要求,他在《新乐府序》中说:
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
就是说,为了达到讽喻的目的,在文字上力求做到朴素浅显,直接了当,而不追求任何含蓄、曲折,当然更反对艰深晦涩。
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容易明白并受到震撼。这种语言风格的缺陷是过于直露,有时颇为罗嗦,少了些精炼和含蓄。但一些优秀之作,则不仅通俗平易,而且意绪流畅,节奏明快,形象生动,也还是花费了艰巨的功夫的。不管怎样,在当时,它是一种新的诗歌风格,也赢得了最广泛的读者。据说,当时“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由于文学思想和人格上的致命弱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既在成就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也难以持续。他的诗歌理论,是把政治目的、社会功利放在第一位;所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首先是“为君”而作。这不仅在写作立场上造成自我限定,而且当君主并不支持这种创作时,他也必然感到缺乏动力。而白居易又是一个性格很矛盾的士大夫,一方面深切地关心现实,富于同情心,另一方面又很爱惜自己,生一根白头发就终日惶惶然。在他初入仕途、官任左拾遗时所激起的政治热情,随着屡遭挫折而渐渐消退。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回乡后,写“讽喻诗”就少了,更多的是写旷达平和的“闲适诗”。元和十年被贬为江州司马,虽然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全面总结了自己的文学观点,但这只是对前一时期创作的再肯定,实际上此后他已经不再实行这一套文学主张。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往。”
(《与杨虞卿书》)这种消极的念头,使他越发地去问道参禅,排遣忧愁。元和十一年所作《岁暮》诗,也明白地表达了他此时的心情:
名宦意已矣,林泉计何如?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
所以,闲适生活成了白居易后期诗歌的主要内容。
这些闲适诗对后世士大夫影响很大。这不仅因为它比较吻合中国士大夫的心理,而且因为它有明朗自然的气脉和平易流畅的语言,让人读来有亲切的感觉。白居易很推崇陶渊明,在他退居渭上时,写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在江州还专门去访问过陶渊明的故居。不过,虽然他的闲适诗也追求自然淡泊、悠远平和的风格,但并不像陶诗那么古朴,倒有些跳荡的明丽与亮色,也不像陶诗那么浑厚,倒有些悠长的理趣,语言也更显得浅切流畅,像《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不仅写出了在山寺看见迟开桃花的惊喜,还蕴含了人间事所谓“别有一番天地”的理趣。又如《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潮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诗写得浅切平易,但五六两句中“迷”、“没”等字却是极贴切精致的,显然经过了用心锤炼。《问刘十九》是一首小诗: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红炉绿酒,色彩已是十分明丽,而又在欲雪的暮天里,这色彩就越发有鲜明和暖人的感觉,末一句亲切的问语,又使人在阴寒中得到一种友情的温暖。短短二十字,写来趣味十足,色彩鲜明。
在所谓“闲适诗”中,像上述几首那样写得很出色的还有一些。但类似的情怀写得太多,未免重叠复出,令人有千篇一律之感;而且有相当多写得很平庸。尤其是他总爱在诗里表白自己的淡泊高雅,哀叹自己的衰老孤独,谈论佛经的道理,实在没有什么趣味。
在讽谕、闲适之外,白居易还把自己的诗歌分出“感伤”一类,其中的《长恨歌》、《琵琶行》,代表了白居易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据陈鸿的《长恨歌传》,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这可以说也有“讽喻”的意味。而且,《新乐府》中的《李夫人》诗中,特别提到“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如斯。君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也正是《长恨歌》创作的主观意图的一个注脚。所以,《长恨歌》从写杨贵妃入宫到安史之乱,都对君主的耽色误国和贵妃的专宠有所讽刺。但是,这一意图并没有贯穿到底。白居易在描述杨、李爱情悲剧本身时,又抱着同情态度,用了许多动人的情节和语言把这场悲剧写得缠绵悱恻,这样就出现了双重主题彼此纠缠的现象。特别是诗中对玄宗与贵妃二人生死相恋、梦魂萦绕的那种带神话色彩的反复渲染,更把前一个主题大大地冲淡了。如诗中写到杨贵妃死后,玄宗的对景伤情: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在这段之后,他又以浓重的笔调继续写玄宗回长安后的孤寂: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盼望梦中相会,却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到这里,可以说是把生死间的苦恋之情写到了极致,但下面推开一层,又写了临邛道士鸿都客为玄宗上天入地寻觅,在仙山见到了死后归仙的杨贵妃。看来似乎生死悬隔的恋人可以相会了,但又一转,杨贵妃的魂魄却不能回去,“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这时读者会代唐玄宗感到一种绝望,然而再一转,又是杨贵妃请道士带去当年的定情物给玄宗,并重温旧日盟誓:
“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一种深深的,又是只留下眷念而永远无法实现的情意,所以白居易在结尾处写下: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因而《长恨歌》留给读者的,主要不是“惩尤物”式的道德教训,而是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的感动。
写于元和十一年的《琵琶行》,则是一首感伤自己生平坎坷的抒情叙事诗。开头记述诗人秋夜在江州浔阳江头送客,听见江上琵琶声,于是便请弹琵琶女子相见: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在听了一曲琵琶之后,女子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原来这女子与白居易一样来自京都,也有一番由繁华而凄凉的遭遇,同病相怜的白居易深有感触:“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最后,沉浸在哀伤中的女子再弹一曲,声音越发凄凉悲切,而同样沉浸在伤感中的白居易听毕之后,更是泪下沾襟。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这一类叙事兼抒情的感伤诗是写得最成功的一部分。首先,在叙事抒情中,他往往采用精致生动、音声色彩与气氛相和谐的意象来勾勒一个个鲜明的画面,烘托出浓重的情绪氛围。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用最能引起人情思的月色、夜雨、铃声,组成有声有色的伤感情景;“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到凌晨,空殿萤飞、孤灯只影、钟鼓之声、耿耿星河,四种色彩、音声都给人以寂寞孤单感的意象,映衬出了玄宗彻夜不眠的苦苦情思。而《琵琶行》里,一开始就挑选了“枫叶荻花秋瑟瑟”这样的意象,以呈现怅惘伤感的氛围,接着以“江浸月”,即江水宁静地映着团团月色这样的意象,再给人以孤寂的感觉;而听了琵琶后,又以“唯见江心秋月白”这样静谧、萧瑟的意象再次呼应,烘托出凄凉寂寞的心境。其次,白居易很善于掌握节奏,他以变化的节奏把画面连缀起来,造成各种不同的气氛。如《长恨歌》写安史之乱中玄宗西迁的那一段,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回看血泪相和流”,画面变换急促,好像鼓点频敲,构成了紧张的叙事气氛;而写玄宗思念死去的杨贵妃的一长段,从“蜀江水碧蜀山青”,画面变换便舒缓下来,显得沉重缓慢,抒情意味便全出来了。这样的不同节奏与内容结合得十分巧妙。又如《琵琶行》描绘琵琶女的演奏,最妙的不是精巧的比喻——这种比喻在顾况、韩愈、李贺诗中也有,而是善于通过描写音乐节奏的变化来表现情绪的起伏。它开始零散,“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继而“低眉信手续续弹”,出现了舒畅的节奏。此后逐渐由慢而快,用了反复排比重叠的字句写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诗的用字造句与琵琶声响交映成趣。最后在一个小小的回旋跌宕之后进入了高潮:“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然后这惊天动地之后又突然煞住:“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舟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归于一片寂静。在这里,不仅所描写的音乐是有节奏感的,诗歌语言本身以及诗中画面的变换也都是有节奏感的。这种绝妙的处理,便造成了起伏跌宕的感人效果。此外,这类感伤诗的意脉流畅而不呆板,明晰而不晦涩,抒情叙事结合得天衣无缝,语言也很明白易懂,这些就是白居易大多数诗歌都具有的共同特色了。
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乐府诗创作为核心的一股新诗潮,以其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和与此相关的平易通俗的语言,突破了过去一段时期内狭隘的诗歌内容,改变了过分雕琢的诗歌语言习惯,恢复了中国古典诗歌关心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优良传统,既开拓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也发展了新的诗歌语言。
但是,这一新诗潮过分偏激地强调诗歌的政治意义和理念化的倾向,也造成了另一方面的弊病。特别是在封建专制主义越来越严厉、个性受到的压抑越来越强烈的环境下,文人的真实感情受到来自外部与内心的双重压力,个人的理想、欲望被潜藏起来,而冠冕堂皇的儒家伦理观念便笼罩了诗歌。
白居易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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