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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通龙门之法：1。官场也是市场
古人跻身官场的途径大体不外乎这么三条：一是生来的福气，靠血缘恩荫来获得爵位和官职；二是靠军功，孤注一掷投身疆场，死者长已矣，活下来便可富贵荣华；三是靠科举考试，皓首一经，做诗赋八股以登龙门。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善于投机者，他们能瞅准时机，抓住机遇，一步登天。虽然此举与上述三条途径不同，但却走得更快。
人们常以战场比官场，那不过是着意于它的残酷斗争性。其实，官场之中除斗争性外，还有其生意性。事实上，官场中斗争的双方你来我往，刀光剑影，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获利，而一开始就从获利的眼光出发，径直把官场当作市场来对待，实在是非具有特异眼光的杰出之人不能看得出、做得到的。吕不韦就是这样的人，并且是这一思路的首创者。
战国末年的吕不韦自幼生长在一个珠宝商人的家庭，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意识从少年时代起就滋润着他的心田。成年后他奔走列国经商，在父亲已有家业的基础上，不久便成为远近闻名“家累千金”的巨富。就在他财富滚滚而至、家业飞速发展的时候，吕不韦却不想再像以往那样只是单纯经商，仅仅靠财富来支撑自己的全部生活了，他要拓展自己的思路，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把目标定得更大一些。为此，他决心把注意力由市场转向官场，用经商的办法和心计来从事政治的经营和计算了。人们常说，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吕不韦既然已经决定到政治中去实践一番，一个重大的历史机会就果然撞入他的眼帘，他敏锐的目光盯准了一个人，一个被吕不韦称作“奇货”的人物，这便是秦国公子异人。异人的父亲安国君当时身为太子，异人不是长子，此时正在赵国邯郸当人质。由于秦、赵两国关系紧张，异人在赵国颇受冷遇。吕不韦根据人弃我取的经商术，认定这是个可以进行政治投机的对象。据载，吕不韦与父亲商议此事时其父并不赞成，吕不韦问父亲：耕田能获利几倍？父亲说十倍。又问：经营珠宝能获利几倍？父亲说百倍。又问：帮助一个国家立一个国君，能获利几倍？父亲说无数倍。吕不韦说：“帮助一个国家立一个国君，不仅获利无数，还可以耀祖光宗，传之子孙，我何乐而不为呢？”这正是吕不韦的精明所在。他没研究过政治学，此前他没有从政的实际经验，但他以商人的机敏眼光看到了一个比市场更能赚钱的去处，这便是官场。他在和父亲对话中用几组数字说明利害大小，很形象，也很露骨。这表明吕不韦已经意识到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特征：权力决定一切，权的作用远大于钱。只要有了权力，金钱根本不在话下。
主意打定，吕不韦便主动去拜访异人，提出拿巨额钱财帮异人去秦国活动，让安国君立异人为继承人。异人喜出望外，表示如果此事能成，将来一定把秦国分一半给吕不韦。接着吕不韦给了异人五百金，用以广结宾客；又用五百金买下奇珍好货带到咸阳，送给安国君的华阳夫人。并对华阳夫人说：女人靠美貌取宠，一旦年老便会失宠。为了永保富贵，应该立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夫人无子，可过继贤明忠孝的异人为子，然后立之。华阳夫人被说动了，不断在安国君的枕边吹风，安国君便刻玉符起誓，立异人做了继承人，并聘请吕不韦做了异人的师傅。吕不韦还大方、及时地把自己的一个美貌歌姬送给了异人。歌姬生下的儿子，便是后来出了绝大风头的秦始皇赢政。结果安国君即秦王位后仅三天便死去了，异人继位为庄襄王。按照原来两人的约定，吕不韦担任宰相，从此秦国大权便稳操在吕不韦的手中了。直到异人去世，秦王赢政继位时，包括赢政为王早期，吕不韦一直独掌秦国的军政大权。把商业心理和商业行为移用于政治，把官场当作市场，这是吕不韦的一大发明，而后代学步者比比皆是，只是他们已经把吕不韦的口号内化为实质精神，干得更隐蔽、更不露声色而已。
汉代孝武帝时有个卜式，他的发家史、人生变迁史至今还让不少人想不明白。卜式早年父母双亡，和年幼的弟弟一起生活。弟弟长大以后，两人分家自过，卜式分到的财产是家中的一百余头羊，田宅财产全给了弟弟。卜式进山放羊十几年，他的羊已繁殖到了一千余头，就又买了田宅。由于牧羊，卜式的财产越积越多。当时汉朝正派兵出击匈奴，卜式向武帝上书，表示愿意捐献家产的一半，以补贴边防开支。武帝派使者问卜式说：“你这样做是为做官吗？”卜式说：“我从小放牧，没想到要做官。”使者又问：“莫非是家中有冤情，要申诉吗？”卜式说：“我平生与人没有争执，没有什么冤情要申诉。”使者说：“这样的话，你到底为什么要捐出那么多财产给朝廷呢？”卜式说：“朝廷讨伐匈奴，我认为贤者应该效死疆场，有钱的人应该捐献财物，这样匈奴就能消灭了。”使者把卜式的话都记下来，回去报告给了武帝。武帝弄不清事情的原委，这样一来二往，卜式捐资的事也就搁置下来了，卜式照旧放牧。一年以后，赶上朝廷加紧出兵匈奴，国库开支增大，国家军费十分紧缺。再加上大量贫民迁徙，国库更是紧上加紧。此时卜式又拿出20万钱捐给河南太守，用来提供给移民。河南太守呈奏富人济贫的名册时，武帝又看到了卜式的名字，问：“这是不是以前打算捐献家产补贴边防开支的那个人？”当得到肯定回答以后，武帝下令收下卜式捐献的财产，赏给卜式1000亩土地，并授给卜式中郎官职和左庶长爵位。卜式靠放羊发了财，而靠捐献钱财得了官职和爵位。做官也许并不是卜式的本意，但自从卜式捐出钱财之后，官职和爵位却乖乖来到手中。
由上面可以看到，吕不韦是以经商的思路经营政治，进入官场是为获得更丰厚的利益。而卜式是老老实实地赚钱，而钱财赚到一定程度之后，官职和爵位自然到手。吕不韦和卜式分别从两个不同地点出发，但结果却是不约而同地打通了金钱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身通龙门之法：2。老鼠启示录
由老鼠的生存想到人的生存，并由此而发愤，最终发迹，这似乎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传说，但事实上后来做了秦国丞相的李斯便是这么走过来的。李斯年轻时曾在地方上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此人虽然官职很小，但却有一颗不甘屈居人下的心，总想着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干出一番事业来。据《史记》记载，李斯有一次对两种不同生存状况的老鼠产生了关注之情，一种老鼠生活在厕所里吃的是人屎，一见到人和狗进来就吓得赶紧跑开。另一种老鼠是生活在仓库里，这些老鼠不仅可以自由自在地吃粮食，而且根本没有人去干扰它们。看到这两种情况，李斯大发感慨，说：“人之贤与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矣。”意思是说，人的贤能和无能就像这两种老鼠一样，那就看个人如何选择生活道路和位置了。由此，他明确意识到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就应该像仓库中的老鼠那样，找到一个好去处，占据一个好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为所欲为、尽情享受。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李斯辞去小吏之职，只身投到著名学者荀子门下，向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去了。学成之后，李斯看到山东六国一天不如一天，而秦国却雄心勃勃，发展势头强劲，便拜别荀子来到秦国，先投身吕不韦门下，后又跻身朝廷，以自己的精明、沉着和抱负，很快便发达起来。后来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李斯为秦王出了大力。秦国统一天下后，李斯当上了丞相。以后他为秦王出主意，废分封立郡县，焚书坑儒，可以说在秦国实实在在地大干了一番。无论后人对他的功过是非是褒是贬，如何评价，李斯建立功业、不为人下的主观目的毕竟还是达到了。
以鼠比人，从老鼠的生存联想到人，并因此而立下终身志向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也许仅李斯一人。然而由这一思路出发，刻苦发愤，誓为跃上龙门而奋斗，从而闯出天下者
又绝不仅李斯一个。比如说战国著名纵横家苏秦也是这样的人。苏秦后来倡合纵驰骋山东各国，着实风光了一阵子，但他的发迹也是他个人发愤自励的结果。据记载，早年苏秦曾从鬼谷子学习，学成之后他便去游说秦惠王。由于苏秦的说术和说辞还不精，结果游说未果，只好落魄地回到家中。不料，回到家中“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这对苏秦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苏秦认为，这种“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的残酷现实都是由于自己事业的不成功造成的。于是，苏秦发誓要做出点成绩让世人看看，此后就产生了“头悬梁，锥刺股”那个著名的故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揣摩，苏秦胸有成竹地出发去游说各国君主了。对此，《战国策·秦策》曾有这样一段描写，很能看出苏秦当时游说成功的声势：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匹、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纵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NDF72
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NC968
枢之士耳，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
由这一段洋洋洒洒的描写，你就不难想像苏秦在说赵王成功之后的得意和威风了。更让他悟透人生真理、确信取得高官厚禄的重要的是，苏秦将去游说楚王，路过他的老家洛阳，他的父母听说后，“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他的妻子“侧目而视，倾耳而听”。他的嫂子“NB07B
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当苏秦问嫂子为什么自己上次落魄回家时表现得那么傲慢，这次却这么谦卑时，嫂子回答，是因为苏秦现在“位尊而多金”。又有地位又有钱，就使自己的亲戚也变成了这个样子，这真让苏秦也感叹不已，“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由这一铁的事实证明，苏秦为跃上龙门，为取得地位和金钱而不惜以摧残自己的肉体为代价，也实在是有他的理由的。
身通龙门之法：3。欲进故退
中国人有崇尚谦逊的传统，在这样的氛围中，锋芒毕露是一大忌讳，甚至被视为一种人格缺陷。作为一个仕途上人，越是急功近利、急于谋求升迁，往往欲速不达，难免招致众人的鄙视和排挤；相反，越是表现得淡泊名利，于升官无甚兴趣，往往名声越大，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有大馅饼突然从天而降，被皇帝请求出山做官。这在中国人看来，早已是一个见怪不怪的极有意味的现象。宋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