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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一场变局更加明目张胆，他们把文宗控制得死死的，使其想有所为而不能为。文宗终日闷闷不乐，心事重重。这个秘密又被善于投机钻营的郑注、李训揣摸出来，二人为了飞黄腾达，决计助文宗诛除宦官。他们先用计搞垮了王守澄，并准备在王守澄葬礼仪式上一举诛灭宦官。但两人各怀鬼胎，都想借诛灭宦官之机同时杀了对方，从而把持朝政。因此李训一伙于大和九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甘露之变”。
这天李训等人经过精心策划，于文宗早朝之时派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杖院后院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似为祥瑞之兆，劝皇帝亲驾观看，以承上天美意。8点多钟，文宗升含元殿，传令李训率中书、门下先去观赏甘露。人去了很久，回来奏称：“臣仔细察看，觉得不像真甘露，不应马上宣布，免劳天下空贺，应再去验视。”于是文宗又派仇士良率全体宦官再去观视。当时李训已在院内布下伏兵，只等宦官入院，来个关门打狗，斩草除根。谁知仇士良等刚一进院便觉气氛不对，又见被风吹起的帷幕后伏有兵甲，急忙大喊“快往回跑”。仇士良等宦官逃出左仗院，直奔文宗而来。他们急中生智，抢得文宗，扶上銮舆，径往后宫逃去。李训明知文宗是取胜的宝贝，谁占有他，胜利便属于谁。但争夺不利，只得骑马逃出宫外。而宦官们挟持皇帝至后宫，大门紧闭，齐呼万岁。并马上假传诏令，派左右神策军以讨贼为名，不管正义邪恶，乱杀乱砍了近两千人，后来又逼迫文宗下令杀了被抓来的王涯、舒元舆、王NE02A等主要官员，并借机对朝中异己势力进行了一次彻底清洗。
甘露之变中宦官们靠挟持文宗获得了胜利，事后便把文宗幽禁起来，任意摆布。为了将来再立可意皇帝，为控制朝政铺平道路，他们设计毒死聪明贤达的太子李永，致使文宗郁闷成疾。有一次文宗在思政殿问宰相周墀：“周爱卿，你看我可比前代哪个皇帝？”周答道：“陛下圣明可比尧舜。”文宗长叹道：“我怎敢和尧舜相比呢？你看我和周赧王、汉献帝相比怎么样？”周墀不解地说：“周赧王与汉献帝都是亡国之主，怎能和陛下相比呢？”文宗凄然而略带怒气道：“赧王、献帝受制于强臣，而我受制于家奴，以此看来，我连他们二人也赶不上啊！”说完二人悲悲切切，相对而泣。仇士良等人得知此事，对文宗恨上加恨，常常冷嘲热讽。文宗受不住如此凌辱折磨，终于在郁闷怨恨中离开了人世。
唐末田令孜挟迫皇帝，用做人质，随意摆布皇帝，比起仇士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黄巢起义已占洛阳，势如破竹。起义军很快又攻下潼关。田令孜不听僖宗皇帝保卫京城之嘱，挟持僖宗逃奔四川避难。到了四川，他又利用手中大权，优待官军而歧视当地守军。偏向不公之心被揭露以后，竟下毒手陷害当地黄头军将领郭琪，致使郭琪率军杀奔行宫，誓言不杀掉田令孜决不罢休。田令孜无奈，只得借护驾之名逼迫僖宗，躲到东城，靠皇帝的招牌护卫自己。光启元年，僖宗回驾长安，田令孜为了个人财源惹怒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逼得王重荣忍无可忍，进兵长安，问罪田令孜。于是田令孜又挟迫僖宗当夜逃奔凤翔，王重荣见僖宗被劫，退回本镇，上表请圣驾还朝，诛田令孜。僖宗得表，便想回朝，但是禁兵为田令孜控制，身不由己。田令孜明白自己已激起民愤，失去僖宗便死无葬身之地，只有牢牢握住这个人质，方免性命之忧。于是他又劝僖宗到兴元去，僖宗不去，他便带了亲信，持刀入宫，从御榻上扯了僖宗就走。僖宗惊慌无奈，只得随着这伙宦官东奔西窜，先到宝鸡，又至大散岭，最后到了兴元。后来田令孜觉得靠僖宗也难保其位了，才抛下皇帝，逃往成都，投奔其弟陈敬ND043
去了。很明显，宦官们挟持皇帝，胡作非为，这与汉末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有区别的。曹氏挟持献帝，借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报负。他南征北战，统一北方，救民于水火，似有积极意义，曹操所言“设使天下无有孤，当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并非全无道理。而中唐宦官们凭借服侍皇帝的近水楼台之便，动辄靠军队刀枪，威逼皇帝，扣为人质，纯属借皇帝之威自保性命，或擅权胡为以满足私欲而已。不过，靠此办法，倒是可于危难之时保持不败。如果甘露之变中仇士良没能指挥宦官抢得文宗皇帝，田令孜在与郭琪、王重荣对抗中失去僖宗这位人质，恐怕他们早已身死对手刀下，命归黄泉了。因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宦官涉政中铤而走险冒死一搏的有效办法。
胁迫百官：1。指鹿为马
宦官们获得皇帝赏识以后，参预政治，侵吞朝臣之权，常常干些随心所欲的勾当，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意志。他们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想蒙骗皇帝一人并不犯难，但是要躲过满朝文武大臣的耳目却并非易事。朝臣们总是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宦官，回敬其侵权行为，所以宦官参政最大的威胁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来自文武大臣的监视与揭露。为了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宦官们常常观察试探大臣的态度，认同者便加以勾结，异志者便严加排挤，在勾结奸佞打击异己的结党营私中运用了许多政治手腕。
指鹿为马是宦官对付大臣的第一招。宦官们一旦获得皇帝的宠信，势倾朝野，总是对威胁自己势位的朝臣严加防范，目的是不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为自己增加麻烦。为此弄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是采取行动的先决条件，指鹿为马就是用来试探朝臣，把握大臣对自己态度，区别知己异己的重要办法。这一颇具戏剧性的检测手段是由秦朝宦官赵高创立的，赵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驾驭皇帝胡作非为的大宦官，他假造始皇遗诏，害死公子扶苏，拥立胡亥当了二世皇帝。他还教唆胡亥大修始皇陵墓，用苛法对付百姓，又大兴土木修建骊山宫城，闹得天下汹汹，起义蜂起。赵高一方面用“频见不尊”之说欺骗二世皇帝，掩盖罪责；另一方面对在朝之臣淫威恐吓，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政治，排挤陷害朝中正直官员。尽管如此，他仍放心不下，于是又创造了指鹿为马这一招来检验在朝大臣的态度。有一天，他请二世皇帝升朝理事，让人把一只没长犄角的鹿牵到殿上。赵高指着鹿对二世说：“陛下，您看这是一匹多么独特的马啊！”胡亥抬头一看，见眼前站着一只鹿，便说：“丞相错了。这哪里是马，不明明是一头鹿吗？”赵高反驳道：“不，这可不是鹿，而是一匹马，不信您仔细瞧瞧。”胡亥左瞧右看，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来看去，总觉得不是马而是鹿。其实赵高如此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就是要借机看看群臣的态度，所以他见二世皇帝执意认定是鹿，便说：“陛下不信，请问一问群臣。”胡亥便向侍立两旁的群臣道：“朕看这是一头鹿，丞相偏说是匹马，你们说是鹿还是马？”群臣们深知赵高的淫威，连李斯丞相都被他弄得满门抄斩，我等怎敢说“不”字？于是很多人都说这是马。赵高一看心里美滋滋的，自以为得计。可就在这时，有三五个不知深浅的人仍争执着说这是头鹿。因此赵高心里已对这几位大臣恨之入骨。赵高一手导演的这场儿戏，是鹿是马成了赵高区分知己异己的衡量标准，用此小计，赵高就轻而易举摸清了朝臣们对待自己的态度。所以刚一退朝，他就派人在路上把说是鹿的几位大臣全都杀掉了。
明代魏忠贤也深谙此道。他百般讨好献媚，得宠于熹宗皇帝朱由校。魏忠贤爬上司礼太监的位置后，又结党营私，不遗余力地打击迫害政敌东林党人，干出许多罪恶勾当。但一些不知廉耻之人，为了借魏忠贤的淫威与势位继续往上爬，便在全国上下刮起一股替魏忠贤歌功颂德大建生祠的歪风。奴颜下贱的浙江巡抚潘汝桢于天启六年六月第一个上疏奏请建立魏忠贤生祠，说什么：“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州县百姓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玩童皇帝”朱由校马上批示：“宜从众请，用建生祠。”从此各地上呼下应，建祠之风越演越烈，很快刮遍全国，上自封疆大吏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之流，下至普通武夫商人以至流氓无赖都竞相效仿。他们强占民田，拆房毁屋，甚至砍伐坟地树木，寻常百姓哪个敢反对！各处生祠都建得富丽堂皇，把魏忠贤塑造成了一个能文能武的救世主的模样。
与建祠之风相应，魏忠贤把对待生祠的态度也当成了衡量人们对自己是否忠诚的标准，很简单，倡导则忠，反对则异。魏忠贤以此为区分敌我的界线，乘机大肆培植私党，诛除异己。潘汝桢请建生祠，御史李之待会稿仅仅迟了一天，立刻被看成异己分子，削职为民。蓟州道胡士容建祠时因没写文章为记，遵化道耿如杞建祠时没有叩拜，都被抓进监狱，判处死刑。随着建生祠之风盛行，吹捧奉承之举也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丰城李永祚连上十疏对魏忠贤歌功颂德，被加封太子太保之号。当时所有奏书都不敢直呼魏忠贤名字，而称“厂臣”，皇帝的奖励诏书也都用最高赞颂之词。人们喊他九千九百岁，崇拜之势，天下如狂。近人岳鸿举《明代杂事诗》中这样写道：“干儿义子拜盈门，妙语流传最断魂。强欲为儿无那老，捋须自叹不如孙。”说的就是人们对魏忠贤的疯狂崇拜。当时百官中奸小之人纷纷拜倒魏氏门下充当干儿，竟有“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多，有个礼部尚书顾秉谦，时已老态龙钟，捋着长须对魏忠贤说：“本想做您干儿子，可惜胡须已白。”于是让他的儿子做了魏氏之孙。魏忠贤喜不自胜，赏给他文银200两，以示嘉奖。
魏忠贤借建生祠之风试探群臣，鉴别敌友进而诛除异己，安插心腹，在熹宗朝作威作福六七年，成为明代三大权阉之一。他虽已势倾朝野，但还是常常做些指鹿为马的花招试探人心，这表明宦官集团猖狂恣肆之中不乏谨慎小心之术，他们常靠这些智术对付朝臣，为的无非是常立不败。
胁迫百官：2。狐假虎威
宦官们费尽心机讨好皇帝，为的就是借皇帝的宠信作威作福，所以一旦有了皇帝撑腰，宦官们也就胆大起来。他们可以乘一时之兴，对朝臣傲慢无礼，欺凌摆布，肆无忌惮，耍尽威风，过尽从奴才到主子的瘾头，这便是宦官对付大臣的又一招——狐假虎威。
狐假虎威对待朝官大臣是宦官们惯用的手法，比如唐元和五年的一个春日，大宦官仇士良被宪宗任为监军，在去平卢、凤翔就任途中，投宿陕西华阴境内的敷水驿，为了显示自己身份不凡，耍皇帝特使的威风，他执意要求在他之前已住进高档上厅客房的监察御史元稹把上厅让给自己。当时元稹年轻气盛，坚持不让。仇士良便指挥爪牙随从对元稹大打出手。结果仇士良强占了上厅，逼得元稹连夜赶路，直奔京城。他回到京城向宪宗状告仇士良，谁知宪宗不仅没责罚仇士良，反而抢白元稹一顿，并在元稹政务中找些莫须有的过失，下诏贬元稹为江陵士曹。为此朝中舆论哗然，翰林学士李降替元稹抱不平无效。白居易也直言上谏说：“中使凌辱朝中名士，不过问中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