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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于别的劳动。
《法律答问》另有“葆子狱未断而诬告人，其罪当刑为隶臣，勿刑，刑其耐，又系城旦六岁。”及“葆子狱未断而诬【告人，其罪】当刑鬼薪，勿刑，刑其耐，又系城旦六岁。”秦简所见与城旦相联系之期限凡三处，皆为六年，为此之证。《司空律》“司寇不，免城旦劳三岁以上者，以为城旦司寇。”可注意者，这里提到“三年”的时间，然明言“城旦劳”而非“城旦”。
联系《法律答问》三条，可见城旦劳可以是一至六年，如果服足城旦劳就是六岁，亦即是“系城旦六岁”。如此，被判为城旦须先经过六年一定强度的劳役可明。城旦如此，隶臣妾亦必如此。
汉承秦制，必有所本，汉文帝实行有年而免，其服刑期限据我看来当是本于秦时的服役期限。秦时隶臣妾城旦在一定期限内服特定等级的劳役，到了汉时保留了这点就变成了刑期了。同样，汉朝的法律制度亦是秦时法律制度的孑遗。我们从汉时隶臣妾的刑期大体可以推知秦时隶臣妾的服役期限。
《汉书刑法志》：“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这一段殊为费解，从前半段推来，则隶臣妾当为一岁刑，城旦舂为五岁刑，若从后半段来推的话，隶臣妾当为三岁刑。我的看法是，前半段的“城旦舂”为刑名，“鬼薪”、“白粲”及“隶臣妾”当是以刑名代称劳役名，即城旦舂凡服满三岁城旦舂劳役者，再服一岁鬼薪白粲劳役，接着再服一年隶臣妾劳役即可刑满释放。同理，后半段的“隶臣妾”为刑名，“司寇”，“如司寇”当为以刑名代称劳役名。如此一来，“城旦舂”当是五岁刑，“隶臣妾”当是三岁刑，介于两者之间的“鬼薪、白粲”当是四岁刑。此与秦时城旦舂的六年服役期限似乎有出入，
这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汉时缩短了年限，当是由于汉改易秦严刑苛法的缘故，但是城旦舂三岁后服鬼薪白粲的劳役已经属于减轻刑罚，没有必要再在服刑年限上做文章，但亦不能排除；二是计算方法上的问题，汉时城旦舂服足五年的刑期，已经跨了六个年头，如果秦时按跨年头来计算，而不是按足月计算的话，就会出现实际服刑五年多而被算成六年的情况。根据秦简来看，秦国家各项事务基本上是统一安排的：《田律》“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之”；《仓律》“稻后禾熟，计稻后年，已获上数……以给客，到十月牒书数，上内【史】”；《仓律》“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以十月益食”。参之以上三条，隶臣妾服役期满解脱出来应该也是共同办理，也应当是在一年中某一特定的时间（最大可能在八月至十月之间）。根据以上分析，秦时的隶臣妾服役期限当是三四年，按照秦的计算方式应该是四年。以上大体只是推测，真正成定论还有待于将来地下出土秦简“又系隶臣（或隶妾）四岁”字样的出现。有一点还要补充一下，或者会问前述被判为隶臣者又系城旦六岁，两者皆为奴隶，何以不直接判为城旦呢？皆因隶臣妾可以赎免，而城旦不可以被赎免⑥。故此判为隶臣失于轻，判为城旦失于重，只好判为隶臣“又系城旦六岁”。
前面已经论证过，因犯罪而成为隶臣妾，有一定期限一定劳动强度的劳役。因此就有理由这么认为，所谓隶臣妾的称谓是个大概念，无论在服特定劳役的还是已经服满劳役的隶臣妾都可以这么称呼。而免隶臣妾只是服满了一定期限特定等级劳役之后的隶臣妾，这隶臣妾只是从特定劳动强度劳役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较轻的劳役而已，有时出于紧急情况还会跟服役期间的隶臣妾一起从事“垣”等工作（如《仓律》提到的“免隶臣妾、隶臣妾垣及为它事与垣等者，食男子旦半夕三，女子三。”），然亦只是特殊情况而已。至于秦简中提到的“隶臣田者”（《仓律》）、“隶臣有巧可以为工者”（《均工律》）、“隶臣斩首为公士”（《军爵律》）皆当是免隶臣妾所从事者。我的看法是，隶臣妾要服一定期限一定劳动强度的劳役，这个期限到底多长，初步考证是四年。这个一定强度的劳役大概是垣一类的劳作及“它事与垣等着”，也即是筑墙一类。当服满了一定期限劳役之后就是所谓的免隶臣妾了。因皆是隶臣妾，故总而论之，多数便不细指“免隶臣妾”了。只为与服特定劳役期间隶臣妾相区别时才引出“免隶臣妾”这一概念。
写作背景（外篇） 关于秦国军队与刑徒一日的口粮问题。
秦国是战国七雄之一。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最终于公元前221年实现统一六国的夙愿。这时的秦国“有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庞大军队。同时，还有因严酷刑法造成的大量刑徒。那么，秦国军队和刑徒每天是如何分配口粮的呢？文献记载语焉不详。我们现在根据考古发现的战国有铭铜鍪量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新资料，来谈谈这个问题。
铜鍪的形体别致，颈肩部有耳，便于随身携带，战国中期由巴蜀地区传入秦国后，即作为军队的行军锅使用。目前发现的铜鍪腹部均有烟炱痕迹，说明炊器正是其主要用途。铜鍪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它既可作为军队行军时的饮水器具，如同现代军队中的行军壶，又可在军队驻扎时作为锅，供士卒架锅做饭。
近年新出土了两件刻有自身容量的铜鍪。一件发现于洛阳市宜阳县，年代约当秦武王（前310—前307年在位）、秦昭王（前306—前251年在位）之际（图一）。铜鍪为撇口、束颈、圆腹、圜底，颈肩交接处有一绳索纹的竖环耳，耳下有一圈凸棱。口径9。4、腹径13。5、通高12。2厘米。在上腹部刻有“府，二斤十一两，（半）斗”的铭文，标明了自身的重量和容量。经过实测，这件铜鍪容水1000毫升，恰合当时的五升，可容小米920毫升，米重750克。战国时期每斤约合今250克，所容的小米正好折合当时的三斤。另一件发现于山西解州，器型与前相似，高9。4、口径6。9、腹围28。3、腹深9。2厘米。器上有铭文“彘，一升□（大）半升”。前一“升”字后面的字应当为“大”。“一升大半升”约为7升，相当于333毫升。其年代约为秦昭王晚期，实测容量339毫升，与所刻容量基本符合。两件铜鍪腹下均有烟炱痕迹。这两件铜鍪形体较小，而且标明了自身容量，说明它们除作为炊器外，还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容量器具。
那么，秦国军队和刑徒每日的粮食给养数量如何？文献记录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据《墨子…杂守》记载，战国秦汉时期的士卒每天吃两餐，每餐的食量分为五等：
斗＇半＇食，食五升。参食，食参升小半。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
这里的“斗食”应是“半食”的误写，是说每顿吃半斗，即5升粮食。“参食”是三分之一斗，约3。33升。“四食”是四分之一斗，即2。5升。“五食”是五分之一斗，即2升。“六食”是六分之一斗，约7升。“日再食”是说每天吃两顿饭。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记载：
城旦之垣及它事而劳与垣等者，旦半夕参；其守署及为它事者，参食之。其病者，称议食之，令吏主。城旦舂、舂司寇、白粲操土攻（功），参食之；不操土攻（功），以律食之。
这里的“城旦”、“城旦舂”、“舂司寇”、“白粲”都是刑徒的名称，男的称为“城旦”，女的称为“舂”。这段简文是说：男刑徒修筑城墙或从事其他相同强度的重体力劳动时，每日早饭吃半斗，晚饭吃三分之一斗粮食。他们在站岗或从事其他轻体力劳动时，早晚各吃三分之一斗粮食，生病时由主管官吏酌情给予口粮。女刑徒在作重体力劳动时，早晚饭各给予三分之一斗粮食；不作重体力劳动时按法律规定给予口粮。这说明秦国刑徒每天从事各种不同强度的劳动时，按法律规定分配给不同量的口粮。当时的一斗为十升，半斗即五升，三分之一斗约3。33升。由此可见，《墨子》所载战国秦汉之际士卒每天两餐粮食供应的不同数量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各种刑徒每日两餐的供应数量大体上是相符合的。
《仓律》篇还规定：达到免老年龄的男刑徒（隶臣）和女刑徒（隶妾）以及男女刑徒（隶臣、隶妾）等从事筑墙或相同劳动强度的工作时，男子给予早饭半斗、晚饭三分之一斗，女子早晚饭各三分之一斗粮食；给那些受饥饿惩罚的囚犯，每天三分之一斗口粮。这些记载为我们探究秦国军队和刑徒每天口粮的分发情况，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信息。
洛阳发现的秦府鍪量容水5升，正合“半斗”；可容小米750克，合当时的3斤。因此，《墨子》记载士卒的第一等食量“半食”和《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所载刑徒的口粮“旦半”，应折合当时小米3斤，合今0。75公斤；“参食”和“夕参”应折当时小米2斤，合今0。5公斤；“四食”应折当时小米1。5斤，合今0。375公斤；“五食”应折当时小米1。2斤，合今0。3公斤；而“六食”恰好应折当时小米1斤，合今0。25公斤。因此，洛阳发现的秦府铜鍪就是刑徒的早餐“旦半”和士卒第一等食量“半食，食五升”的标准量器，而山西的秦彘铜鍪量正是士卒第五等食量“六食，食一升大半”的标准器具。也就是说，这两件容量特殊的铜鍪既是秦国军队使用的行军锅，也可作为军队及刑徒每天发放口粮的标准器。而这两件铜鍪量的携带者则应为秦国军队的中下级官吏。他们这两件铜鍪既可自己架锅做饭，也可给士卒分发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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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外篇） 关于秦实行的是国有经济
根据云梦秦简及其有关史料，深入剖析秦国的经济基础，我们发现其国有制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不是传统理论所说的主要是地主制经济。这样，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社会性质与所谓地主阶级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需要重新定论。它还关系到商鞅变法乃至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变革中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都需要我们去重新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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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实行“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政策，说明秦国贵族官僚的田宅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