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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从事证券承销活动。这里有一种持久的恐惧：银行从事非银行业务会增加银行失败的风险，但这种恐惧忽视了多样化在减低商业风险方面的效应。我们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格拉斯…斯蒂高尔法的真正目的不在于保护联邦储蓄的保险功能，而在于使证券承销人免受银行竞争。同样的怀疑是，限制银行分行制和州际银行制的原因并不是为了保护银行免受最大可能由联邦储蓄保险机构所引起的竞争风险，而只是为了使银行免受竞争。
但是，作为对保护主义银行管制批评意见的反应，像储蓄机构放松管制货币控制法（the Depository InstitutionsDeregulation
Monetary Control Act of 1980）和储蓄机构放松管制法（the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ct of 1982）这样的成文法已稍稍地向银行业开放了许多新的竞争。值得注意的就是，使互助储金会（savings and
loans association，
S＆L）有权提供支票帐户，从而构成了对商业银行的竞争。以前的所有法律不仅使商业银行取得了支票开户垄断权，而且由于禁止银行向这样的开户支付利息而使银行可以对储户实施其买方垄断权（这种权力的渊源是什么？）。当互助储金会一个又一个地破产时，灾难在80年代末降临了。其元凶好像是联邦储蓄保险，而准确地说（而且这是一种必要的改进）是没有对保险实行“经历费率（experience
rate）”。如我们所知（参见6．14），经历费率意指对特定被保险实体的特定风险（违约、事故或其他灾害）实行不同的保险费率，而不是对风险差异无关的全部被保险人实行统一的费率。互助储金会由于其被新授权以支付利息来竞争取得储蓄而会积极追求高收益的投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支付更高的利息，并得以发展。但我们知道，高预期收益意味着高风险。由于联邦储蓄保险没有实行经历费率，互助储金会就不可能将大量的风险推给纳税人。当然，其股东就承担了其额外风险，但他们可以通过适当的组合设计而在多样化后使之化却。〔虽然这样，经理又会如何呢？如果互助储金会不是以公司形式组建而是以互助协会（mutual
association）形式组建又如何呢？〕管制者不可能及时地明白这一问题。储蓄保险经历费率的实施明显地是一种降低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的几率而又不产生重复管制社会成本的改革。
《法律的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著
第十六章 收入不平等、分配正义和贫困
第十六章 收入不平等、分配正义和贫困
16。1不平等的衡量
货币收入的分配是不平等的。经济学家们一直在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衡量这种不平等。在图16．1中，从最低到最高累积的收入百分率是从最低到最高累积的家庭单位百分率的函数。如果一个国家中的收入在所有家庭单位中平均分配，那么这一函数就是一条名为平等线的直线。在这条线的每一点上，为一定百分率的家庭单位所取得的那部分收入，正等于总收入的家庭单位百分率：20％的家庭占有20％的总收入，55％的家庭占有55％的总收入，等等。实际分配曲线越弯，其分配就越不平等。1986年，占全国家庭20％的穷人占有的收入不到全国家庭个人收入总数的4％或5％，而20％的富人却占有个人收入总数的46％～47％。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更为严重。
收入不平等的统计资料并没有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明确的导向。首先，由于它只粗略地计算了一年的收入，所以它错误地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点（points of the life cycle）上的人们进行了比较（如果不计算收益为零的儿童，这种扭曲也只能得到部分修正）。例如，统计资料将一个初入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和另一在同一事务所的年老律师置于两个不同的收入阶层，而实际上他们两人在其一生中的收入量是相同的（年轻的可能赚得更多些）。
其次，由于统计只限于金钱收入，所以收入分配的统计资料忽略了许多对经济福利（即使界定非常狭隘）而言是很重要但又难以量化的因素。譬如我们比较两个家庭：在一个家庭中，丈夫和妻子都工作，每人每年收入2万美元；在另一个家庭中，只有丈夫一个人工作，而每年收入却为4万美元。这两个家庭的金钱收入是一样的，但第二个家庭的实际收入却要更高。在第二个家庭中，妻子呆在家里是因为其家庭服务比其在外边工作更有价值。如果她有知识、精力充沛，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么她从事工作的收入可能与其丈夫一样高或甚至更高（参见5．1）。这是因为同样的品质可以使她成为一个特别合适的主妇和母亲，从而使其在家中的价值可能超过其在市场上的价值。
即使是有报酬的工作，其报酬有很大部分往往是非金钱性的。例如，教师收益的一大部分是以其长假的形式实现的，而金钱收入的数字并没有完全责明其实际收入。统计资料不仅遗漏了非金钱收入，而且它将收入中的金钱收项仅看作一种成本补偿。例如，我们知道，那些从事危险和不合意工作（其他情况相同）的人们所取得的工资将比那些工作较少不合意的人们所取得的工资高；而这两种人的实际收入是一样的。在经济不确定性意义上，风险不是危险，但它也是很重要的。假设，一个成功的投资者每年的收入为50万美元，一个破产投资者的收入为零，而投资成功的可能性为十分之一（不计中间几率）。那么，投资者的预期收入就是5万美元，相当于每年保证能得到5万美元的公务员的收入。如果成功投资者的最高收入也只有5万美元，那么因为投资者的预期收入只有5，000美元，所以没有任何人会选择投资职业。在我们的冽证中，实际上90％的成功投资者的高收入都起着补偿其风险损失的作用。（你如何才能将风险偏好和风险厌恶的因素分别计入分析中呢？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贴现率吗？）不仅投资者面临着不正常的风险，而且公务员可以以不征税就业保险的形式取得部分收入。联邦法官的就业保险比公务员还高，而且还可以取得非常丰厚的全额养老金，一位53岁的联邦法官的预期收益的净现值可能会超出年收入很高的私人律师的预期收益的净现值。
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一种简单的收入分配：一个20岁的木匠，收入为2万美元；一个20岁的大学生，无收入；一个30岁的木匠，收入为3万美元；一个30岁的大学毕业生（会计），收入为4万美元。这种情况是一种极大的不平等，在现实中可能是不存在的。学生的无收入是其教育投资，这将以其以后工作年限中的高薪金来补偿。与木匠相比，会计在30岁时的收入要多1万美元，但当他是学生时木匠已开始工作并有收入，所以这1万美元只能表示对其自身或其家庭在其早年上学时所作出的、以学费和放弃收入为形式的部分资本摊缴及其利息的补偿。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及其他一些机构（医院、基金会等）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福利，如教育、治安保护、医疗卫生、养老金、贫困救济和娱乐设施等，所有这些都不是以直接的金钱支付形式进行的。这些福利对不同收入群的整体收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仅衡量这种影响是很重要的，而且决定如何在各不同收入阶层间分配成本（主要是税收）也是很重要的。例如，如果穷人孩子的公共教育经费主要由穷人家庭负担，那么公共教育就并没有造成社会中富人财富的净转移。但在实际上，穷人支付的税收虽然要比人们想象中的多（主要是间接的），但其在财富转移中所取得的比其支付的税收还多，但也许只是多了一点点。
影响实际收入平等的一个因素是声望（名声、社会地位、受人尊敬）。这在我们社会中对许多人而言是非金钱收入的一种形式，虽然它通常不总是与收入呈正相关的。有些收入相对较低的职业，其声望是相当好的，如秘书、军人。但拥有很高的收入和大量的财富无疑至少会取得外在的差异；而且经常也能取得真实的尊敬，这又促进了其财富的价值。但是，收入最低的人有时会受到警察和医护人员不当的粗暴和不关心的待遇，从而更降低了其实际收入。
由于以上情况，图16．1所揭示的关于货币收入不平等的专门解释就不很清晰了。实际收入的不平等也许会大于图16．1所反映的情况，但也有可能会更小些。一个更为困难的估价是纯自由市场条件下的收入不平等，在那种市场中，既没有重新分配的税收和政府支出，又没有管制政策。
16。2不平等即低效率吗？
采用旨在使社会走向平等的政策就能增进社会福利吗？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utility）会引导人们得出一个结论，即从一个较富裕的人向一个较不富裕的人进行财产转移可能会增加两人效用的总量：1美元的损失对百万富翁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1美元的收入对穷人来说也许更有意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即使依据重新分配无需成本这一不真实的前提，从以上这一极端例子中概括和推断出这一结论也是危险的：从高收入人们向低收入人们进行大量的财富重新分配将增加社会总效用。
在图16．2中，纵轴为效用，横轴为货币收入。左边的曲线表示的是以其货币收入为函数的A的效用。他的现时收入为7万美元，曲线以下、7万美元以左的区域是其总效用。曲线的斜率是负的，这表明了边际效用递减：如果A的收入从7万美元升至8万美元，那么其效用的增量（曲线以下7万～8万两数字之间的区域）就会比以前同样收入增加产生的效用增量小。B的收入是3万美元，其总效用是图的右边曲线以下、B收入刻度上3万美元以左的区域。如果将1万美元的收入从A处转移向B处，那么A的效用就会下降，其减少部分即为其边际效用曲线之下、6万～7万之间的区域；而B的效用增加了，其增加幅度为其边际效用曲线以下、同样两点之间（在B的刻度上为3万～4万）的区域。后者区域即为图中画上阴影的部分，它小于用以衡量由财富转移而造成A的效用损失的区域。这样，收入转移就造成了社会总效用的下降。原因是，在A和B都受边际效用递减影响的情况下，A从1美元所取得的边际效用要比B从相关区域得到的高。
由于边际效用曲线的形状和高度不为人知，而且可能是不易为人理解的，所以以下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富人的边际效用曲线一般要比穷人的高。这就表明，如果不知道这一点，似乎最为合理的假定应是，各收入群体之间的边际效用曲线是一样的；依这观点，对收入进行平均化就可能会增加总效用。但是，另一至少也同样合理的假设是，收入和边际效用呈正相关——那些努力赚钱并取得成功的人一般就是那些最看重金钱并为了取得它而放弃了其他（如闲暇）的人。而且，我们始终忽视了收入重新分配的成本。如果成本很高，那么就会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