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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定公知益州，单骑赴任。是时一府官属惮张之严峻，莫敢蓄婢使者。张不欲绝人情，遂自买一婢以侍巾栉，自此官属稍稍置姬侍矣。张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资以嫁，仍处女也。
因为当时蜀地形势险恶，“寇略之际，民多胁从”，遍地暴民，以致王继恩、上官正所统率的皇家军队也不敢轻举妄动，而在那里“顿师不进”，谨慎观望。这种情况之下，张公不带女眷“单骑赴任”，一点也不说明他清心寡欲。而侍候了他四年的婢女，归还其父母时，“仍处女也”。对此，有两种说法。一是面对侍姬，张“中夜心动”，备受欲火煎迫，不得已而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边走边暗自谴责自己“张小人！张小人”，终于把握住了自己。另有一种说法就有点煞风景了：张并非不近女色，而是性趣味略异常人，喜欢肛交。因此，出婢时“仍处女也”。据说这是从他的侍姬中悄悄泄露出来的。
如果张公好“后庭花”之说属实的话，那么清人纪昀述及的一位河南致仕还乡的官员，则正好跟他凑成一对——
郭石洲言河南一巨室，宦成归里，年六十余矣，强健如少壮，恒蓄幼妾三四人，至二十岁则治奁具而嫁之，皆宛然完璧，娶者多阴颂其德，人亦多乐以女鬻之。然其在家时，枕衾狎昵，与常人同。或以为但取红铅供药耳，或以为徒悦耳目，实老不能男，莫知其审也。后其家婢媪私泄之，实使女而男淫耳。有老友密叩虚实，殊不自讳，曰：“吾血气尚盛，不能绝嗜欲，御女犹可以生子，实惧为生后累；欲渔男色，又惧艾之事，为子孙羞，是以出此间道也。”此事奇创，古所未闻……（《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
这位致仕还乡的老爷还算坦率，向朋友诉说了一番他的苦衷：自己无法做到绝欲，但害怕与幼妾性交生子；玩男人则又害怕妻女反被男妓所勾引，不得已而出此颠倒乾坤的下策。这只是此公私下向朋友吐露的隐私。可怜那些从他府上娶了出嫁婢女的人，见新娘尚且处女，还阴颂其德，一般贫穷人家，父母竟非常乐意将幼女卖予他使唤！
峨冠博带的硕儒虚饰矫情，活得很累。一般士人活得更累。袁枚《子不语？卷二十一》载：“李刚主正心诚意之学，有日记一部，将所行事，必据实书之。每与其妻交媾，必楷书：‘某月某日，与老妻敦伦一次。’”这位崇拜朱熹，潜心研读“正心诚意之学”的李夫子，跟妻子性交都小心翼翼坦白交代，并特别强调这活动属先儒认可的“居室人伦”范畴，无淫邪动机！
明人陈献章每次打算跟妻子性交，事前必先请示老母：“献章求嗣，请示裁夺……”要他妈同意了，他才敢跟老婆上床“行事”！而其意欲性交的理由是“为了下一代”。一顾姓朋友听说这事之后大不以为然，讽喻他说：你妈是寡妇，这种事如何能说给她听？陈于是大窘。（事见《古今谭概》）唐人薛昌绪则不是向妈请示，而是书面向妻子请求性交，由丫环转达的请示报告上写道：“薛某以继嗣事重，辄欲卜其嘉会，不知娘子可否慨允？”（引同上）理由同样是“为了下一代”！
可见，性，已经渐渐蒙上了“罪”的色彩；性活动没有被完全禁绝，仅仅是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已。
宋儒先是倡明礼教，于理、欲之辩中放大“理”；理学兴，继而由兴天理、灭人欲导出“万恶淫为首”，终致走向全面的禁欲主义。
当“礼”的绞索渐渐收紧之后，性活动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就不再是理直气壮的事情了。绞索首先就吊死了性的快乐功能，只留下了繁育后代这个勉强被认可的存在理由。如果追求性乐，将被视为淫行。淫为万恶之首，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即使以“求嗣”的名义进行性活动，也像“挖地雷”游戏，搞不好就有动机问题了。性活动成为丑事，成为可羞之事，这是中国伦理文化结出的苦果。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性活动因此被迫转向地下。直至今日，一对中国夫妇在家里性交，也要千方百计避免弄出声音，唯恐外人知道——这就是耻感的心理传承。
在秩序森严的父权社会中，男人要得到一点性乐尚且小心翼翼地假“继嗣”之名，女人则完全不敢以任何方式表达性乐需求：不能表露情欲；不能在性交时让人发现性高潮（比如叫喊、激烈动作等）；当然更不能主动要求性交。
第五章04
阿拉伯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对女人施行割礼：割掉她们最敏感的阴蒂，使她们感受不到性高潮。坦娜西尔在《历史中的性》一书中说，直至20世纪40年代，仍有90％的埃及女孩被割了阴蒂或者阴唇。不能不说，这是非常残忍的行为。幸亏中国人没有这种陋习；幸亏儒学重父母所赐的“身体发肤”。但中国不兴割礼这个事实，于女人是福耶？祸耶？一个生理状况正常的女人，也就会出现正常的性冲动与性欲。礼教保留了她产生性激动的器官，却从精神上对她的欲念施行“割礼”，从而让欲念在“罪”与“耻”这两把钝刀的割戮下痛苦万状。痛苦的惨烈程度，由于当事人讳莫如深，所以很少见诸史笔。据唐人李肃《纪闻》载，唐时仪光禅师，因难以忍受情欲煎熬，自己动手阉割了自己。可见精神钳制比肉体阉割远为痛苦。较男人更柔弱的女人又何堪忍受？据清时青城子记述—— 一节母，年少矢志守节，每夜就寝，关户后，即闻撒钱于地声，明晨启户，地上并无一钱，后享上寿。疾大渐，枕畔出百钱，光明如镜，以示子妇曰：“此助我守节物也！我自失所天，孑身独宿，辗转不寐。因思鲁敬姜‘劳则善，逸则淫’一语，每于人静后，即熄灯火，以百钱散抛地上，一一俯身捡拾，一钱不得，终不就枕，及捡齐后，神倦力乏，始就寝，则晏然矣。历今六十余年，无愧于心，故为尔等言之。”（《志异续编？卷三》）
按当时婚俗，“年少”母亲，恐怕也就十七八岁光景。为了压制性欲，于黑灯瞎火的暗夜中撒百枚钱于地上，一个找不到都不睡觉——这是“注意转移”之法。这“作业”一做就六十年，连铜钱都摸亮了！她为什么要苦苦地折磨自己？另据《开封府志》载，明代有十四岁的单姓农家女三姐，在家中被街邻恶少闯入施暴。单三姐至死不从，以一弱女子攒紧贴身衣裤，强奸者竟力不能使其松手，恶徒一怒之下杀了单女。单女死后，手仍攒衣裤，紧不可解。地方政府听说后，拟申报朝廷给予表彰。难以理喻的是，上报之前，专门对单女进行了尸检，目的是要确定她是否真的没有遭到强奸？如属实，则有表彰价值；如果已遭强奸，“节”未守住，那还算什么“先进事迹”呢？可怜一个小女子，生前本已受辱，死后还要被道学家们抬上公堂验看处女膜是否完整！十四岁的单女死于无知，她的所谓道德观是环境强制灌输的，那么，对于深明事理的女人来说，情况又如何呢？清人沈起凤记述的一则逸闻颇有意思——
赵蓉江未第时，馆东城陆氏。时主妇新寡，有子七岁，从蓉江受业。一夕秉烛读书，闻叩户声，启而纳之，主人妇也。叩所自来，含笑不言。固诘之，曰：“先生离家久，孤眠岑寂，今夕好风月，不揣自荐，遣此良宵。”蓉江正色曰：“妇珍名节，士重廉隅，稍不自爱，交相失矣。汝请速回，人言大可畏也！”妇坚立不行，蓉江推之出户，妇返身复入，蓉江急阖其扉，而两指夹于门隙，大声呼痛，稍启之，脱手遁去。妇归，阖户寝，顿思清门孀妇，何至做此丑行，凌贱乃尔？转辗床褥，羞与悔并。急起引佩刀截其两指，血流奔溢，濒死复苏。潜取两指拌以石灰，什袭藏之，而蓉江不知也，即于明日卷帐归。后其子成进士，入部曹，为其母请旌。时蓉江已居显要，屡申屡驳。其子不解归述诸母，母笑曰：“吾知之矣。”出一小檀盒，封其口，授其子曰：“往呈尔师，当有验。”子奉母命，呈盒于师。蓉江启视之，见断指两枚骈卧其中，灰土上犹隐然有血斑也，遂大悟，即日具题请旌。（《谐铎？卷三》）
赵蓉江在陆家做塾师，年轻的孀居主妇对之心有所动，这是极为正常的。陆氏敢于夜半之时去敲赵的门，说明她是个敢作敢为的女子。说起来，她这举动跟卓文君、崔莺莺也没什么大区别，要较之杨素宠姬红拂夜奔李靖，更属“正当防卫”。那红拂奔李靖之前，仅止于见过一面，连话都没说上过一句，她就敢扮男装直投客栈，对满脸茫然的李靖表明爱意，且宣布就跟他了！陆氏与赵蓉江，毕竟东家与西席，在一个屋顶下相处，何至于就心如古井，呈风马牛之交？赵蓉江对一示爱的女子，正如程朱之流道学家，有一番大言正论。接不接受陆氏的性表达，固然是赵的权利，但将陆“推之出户”则实属野蛮，须知这是在她自己的家里！这时，她所以“坚立不行”，并非要纠缠赵，而是遭到赵大言正论的侮辱之后，产生了强烈的耻感，尚未从极度尴尬中把自己调整过来。结果是赵蓉江猛地关门将陆氏两个手指夹在门缝中，陆痛得大呼，赵才把门稍稍开了一点让陆得以抽身离去。
赵蓉江的行为，实在不近人情，已经类乎禽兽之举了。不幸的是，陆氏且惧且恨，竟砍下被夹两指，保存起来以为教训。另一种可能是两指已被赵夹得粉碎，没有存活希望了，陆自己施行了“截肢”术，以避免产生更糟的结果。
陆的儿子长大后科考进士及第，而赵蓉江也已飞黄腾达，位居显要，成为陆生的上司。陆生为了进一步光宗耀祖，开始动脑筋要为母亲向朝廷请旌表——由皇家来表彰他妈坚持守寡的“贞节一生”，但陆生屡次申请屡次被他的老师赵蓉江驳回，其中原因当然非陆生所知。最后陆氏叫儿子给赵蓉江送去了当年保存的断指，赵才为陆氏当年的幡然自新所感动，同意了向上边送申报材料。
在这个故事中，赵是何等的可恶！陆生又是何等的可悲（他完全有可能成为赵一类的假道学）；只有陆氏尚有一点人气，是个明白人，却只能无可奈何地自我牺牲。陆有别的选择吗？恐怕没有。康熙时，流传甚广的《女学》颇可说明女人面对的处境：
男女之防，人兽之关，最宜慎重，不可紊也。女子守身当兢兢业业，如将军守城。稍有一毫疏失，则不得生，故曰：无不敬也，敬身为大焉。别嫌明微，必防其渐，正本清源，必慎其始。可贫可贱，可死可亡，而身不可辱。
由此已可看出，礼教倡导宣扬禁欲于前，官方鼓励表彰于后，唯其如此，才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扇起炽烈的禁欲之风。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
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大明会典？旌表门》）
这是利益驱动。这一手实在太厉害了！鞭牛与喂草相结合，守贞者可名利双收。节烈行为的表彰制度确立后，产生了轰轰烈烈的全民争创活动——
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于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