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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与藩属制
诚然，藩属制促进了国防和政治活动，但更重要的是，藩属制发挥了贸易渠道的作用。在边境的交往中，藩属的商人与中国人活跃地进行着商品的交换。这种贸易通常包括货物与牲畜，如马匹、毛毯、玉石和丝绸等。主管机构严密地监视着这种在预定时间和地点进行的交易活动，而其他的贸易则在严格禁止之列。
儒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历来鄙弃经商，这种立场同传统的不信任商人的习惯是分不开的。商人在中国社会中地位低下（在绅士阶层以下第四位，即绅士、农民、工匠、最后才是商人），常常被人诬蔑为寄生虫。在这种社会和政治压迫之下，典型的中国商人以他们经商的才能作为谋取绅士地位的踏脚石。有钱的商人可以花浅购买品第，这种品第虽不算高，但可使他跃入上一阶层。一旦能够买得起品第，他便可以过上消闲的日子。所以，中国的商人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
儒家统治的国家的保守和自给自足的性质所产生的特点，造成了十九世纪中国的极大困难。虽然国家能容忍和吸取外国的思想和技术，但这好比是一种移植，被移植的细胞很快就与整个机体融合了。只求眼前效益是中国人的痼疾，中国人的实践往往令人琢模不透，交易活动也常因突然变迁或代价昂贵而中止。外国的技术虽然引进，但被视为下等，随着兴趣的淡漠，外国技术也就消失了。
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优越感使得他们停滞不前，其表现是轻视二十世纪以前导致西方海洋国家发展的一切新事物，如商业发展和开拓殖民地。
从另一方面看，封建儒教的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社会、思想安定的楷模对东亚地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到十世纪末，中国开始了动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大量人口移向沿海地区以及希腊、阿拉伯和波斯人同时开辟了中国至中东地区的海上航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向海上发展的思想萌芽。这种势头渐渐地迫使保守的封建朝廷将注意力集中到海上。由于随后一些王朝力争解决中国海上力量最合适的形式与作用的问题，这种发展激发了利益的严重冲突。实际上，中国海上力量的最佳形式以及它的地
位和作用，至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365章海洋的中国
中国的海洋发展时代实际上开始于八世纪到十一世纪期间。当时，中国北方人口增长了两倍，气候的变化减少了可耕地的面积。这些客观因素导致了北方人口大量外迁，特别是沿长江而下，并沿海岸向南迁移，北方游牧部落的入侵造成了同汉人之间的战争，战争使得中国在1127年出现了分裂。宋王朝被迫逃离开封，南迁至长江以南重新建立其统治。重要的是，南宋在濒临东海的杭州建立了新都。依仗这个优势条件，南宋开始控制海岸和长江，以作为抵御北方游牧部落入侵的经济和军事要地。于是富有生机的发展海洋事业的思想出现了，海洋成了对付那些敢于征服它的国家的新疆界。
自然地理
当汉人迁移到南方沿海地区后，他们发现长江三角洲以南的沿海地区与北方的沿海地区大不相同。海洋的中国包括现在的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省份。这些地区除江苏省之外，沿海都是岩石丛立，曲折的海岸线上有许多隐蔽的海湾和天然良港。这个地区还有不少流入大海的河流和无数个沿海岛屿（约计3500个岛屿）。沿海的岛屿和绵延起伏的沿海山脉生长着中国最好的森林，出产的杉木和松木可用来建造大型远洋船只。内地的移民还认识到沿海地区狭窄的平原不适于发展种植业。此外，重重高山还将沿海人口同内地人口隔离开了。
沿海都市化与文化多样性
中国的中部和东南沿海城市的特点与北方比较古老保守的城市截然不同。由于地理和语言上的差异，海洋的中国形成了一种多样性的文化。造成这种情况的还有以下三种原因。
第一，海洋的中国直接受到外国的影响。实际上，早在九世纪有些沿海城市内就允许外国飞地存在。所以，治外法权是区别海洋的中国与大陆的中国的一个特点。
第二，沿海地区的商人通过广泛地促进商业贸易发展在民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儒家关于藩属进贡的仁义道德的说教仅仅是次要的问题。所以，海洋的中国比较讲求实际，与外国人进行贸易也较自由。
第三，沿海地区以捕鱼为主的食品生产，并不象大陆的中国的粮食生产那样受官府的垄断。花样繁多和有异国风味的海味烹饪在沿海城市的家庭和餐馆中已很普遍。
港口集市系统
大陆的中国和海洋的中国虽然存在着分歧，但商业发展的样式是一样的。沿海的老百姓在岸上靠着沿海集市和贸易系统生活，这同内地的农副产品贸易系统很相似。这种商业发展带来了四种规模不同的集市系统：沿海中心渔村、小型集市渔港、中型集市贸易港和大型商埠。
沿海渔村
沿海中心渔村一般位于小型的港湾或内河入海口旁。它们主要是作为渔民或采集珍珠的人的居住区而不作为行商者和运输工人的住所。因此，渔村一般都是靠近沿海渔场。典型的沿海渔村大约有250户。不出海的渔民家属一般从事织补渔网、生产鱼钩鱼线、种植小块园地以及从事水产养殖业。产品交流只是在村镇内进行。因语言相通，交流也较方便。抵御外敌通常是一些组织松散的渔村民防人员。
在海上作业时，一般是两条船一块行动，一艘（公船）负责直接捕捞，另一艘（母船）负责处理捕捞上来的水产品，提供膳食保障和进行准备性的工作。有时也有的渔民单船出海捕鱼，但这种作法得益甚少，并不普遍。当捕捞境况不佳或渔汛结束时，渔民们则可能到一些大港口去临时从事水上运输。
每个渔村都设有两个机构：鱼行和神庙。鱼行通常由不出海的人占有和经营，其业务主要是从事借贷与信托。鱼行是渔村的集会点，其作用类似美国早期的货站。神庙是欢庆节日和祭祀神灵的场所。“天妃”就是诸神之一，她专门保佑船民。
小型集市渔港
渔民较集中的另一个地方就是小型集市渔港。这里人口较多一些，集市上有一些专门的行业，如生产渔线、船用垫子、渔网和基本用具的工匠。此外，这里还有官方垄断的盐业和一些水运行业。渔港成为交换水产品的集市网点。集市包括鱼行、鱼市和洽谈生意的茶馆等。
集市渔港一般设有大型码头设施，捕捞上来的水产品由舢板运到岸上。渔港设有神庙供人膜拜。在防御方面，渔港设有一些围墙以保护诸如官府建筑物一类地方的安全。有些集市渔港设有小规模的沿海防御武装，这些武装有时拥有一些驻泊在港内的海上防御船只。
由于小型渔港具有多种作用，它吸引了较富裕的农、渔民。这些人往往拥有两艘渔船，并向其船员提供伙食和一些开销费。船员为船主劳动，获取一定的利润，船主得30％；如提供全部费用，他可得到75％的利润。
这类渔港还是“鱼客”活动的集中地。鱼客是一些在海上流动的人，他们来回航行在中国沿海，收购贩运渔民捕捞的水产品。鱼客制形成于早期，在十九世纪冰船出现之前渔民处理捕捞上来的水产品存在着困难，这些新鲜或腌制的水产品必须及时送往市场。
鱼客对于市场上鱼类供求行情必须非常了解。如果鱼类捕获量多了，价格就会下跌，他们则须迅速转往其他渔港以求获得高价。这些鱼客虽然未受过教育，但擅长航海，并能说多种方言。
中型集市贸易港
更加专一化的中型集市贸易港一般位于较好的港口。尽管鱼市仍然盛行，但水运和贸易成了集市贸易的最重要的作用。贸易港与前两者的区别是防御城墙和要塞较多。港口要塞通常驻有沿海守备武装力量，掌握着武装船只。贸易港还是当地沿海大部分绅士与政府官员家宅的所在地，也是商品生产与零售中心，它重商而轻政。船厂、堤岸或码头便于经商者、运输者和渔民停靠船只，上岸做生意。在岸上，绅士、商人和船工们聚集在茶馆和行会洽谈工作与报酬。职业行会是贸易港的一个重要特点。一些行会介绍船工、提供航海情况，一些行会则创办当地水上运输业。
大型商埠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有七大港口作为沿海与海外贸易的口岸。这七大口岸（原文如此——译者）从上海向南排列。它们是：上海、宁波、杭洲、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和广州。须知中国常常采取闭关封港制度，官府定期地关闭港口贸易是很正常的事。即使在这些口岸对外国船只开放或中国的商船允许远航别国时，贸易也要受到政府颁布的各种规章制度的严格限制。
当贸易对外开放时，中国人依靠前面提到的海上监督机构并根据进贡制的规定来管理对外海上贸易。这些海上监督机构以及地方上的行会和政府的海关部门是这些大型商埠的重要机构，它们专门负责管理贸易。例如，到十八世纪，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可获得当局的准许，让一名中国的引水员登船引导外国船只沿珠江而上。当船只驶抵黄埔岛时，一名中国商务监督、一名买办和一名翻译被派到该船上分别负责检查违禁商品、装货补给、卸载和税务交纳等事宜。中国商船也同样要履行这些海关程序。
据十七世纪时的资料记载：
由厦门驶往台湾的商船从泉州防御司令部领取官方证明，此证明上记有船主和水手的年龄及个人情况和装载的货物。在大登门（一个位于金门与大陆联合军事检查站间的小岛），商船接受检查，看登记与申报的是否一致。当从台湾返回厦门时，台湾防御司令部对其人员的年龄等情况以及装载货物的数量进行检查，并发给一个官方证明。在台湾的鹿儿门，他们要经过联合军事检查站的检查后方可离港。
台湾和厦门的司令部均对进入其港口的船只进行检查。在进港时如发现有走私物品或其他违禁物品，则要进行调查。证明必须交有关司令部吊销。如有船只来抵港，而且官方证明长期未交和吊销，那么有关方面就要通知上一级机关，并进行调查了解。
这些大型商埠的特点是拥有众多的都市人口和活跃的商业运输活动。到十九世纪，这些城市的工业有了发展，并且成了商品批发中心。大型院校的建立使商埠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由于政治活动的需要，沿海大型商埠也集中了大量的政府官员，他们掌管各种政府机构。
沿海大型商埠由军队、要塞和城墙严密防守，常常是同时驻有地方武装和政府军。码头、锚地和良好的造船设施使得这些港口城市容纳着海军与航海的高级领导机构。
在中国历史上，沿海与河口地区的人民早就开始生活在船上。他们就是所谓的船民或鮓人。鮓人同从事捕鱼、水运、潜捞珍珠等一类职业的人一样被视为从事下贱职业的人。
鮓人所说的是他们的船只所在地的语言。尽管使用的语言与陆上居民一样，但他们却受到陆上居民的怀疑和歧视。陆上的人称他们是“水上一条龙，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