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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舰离开后，“永丰”号的官兵才发现孙逸仙跑了。舰员立即扣押了留在舰上的孙逸仙的参谋人员作人质。他们要求安全离开广州，并要求发放拖欠的军饷。
“永丰”号舰长代表本舰和其他舰的官兵向英国总领事递交了一封信，要总领事负责答复他们的要求，他威胁说，如果要求得不到****，他们就要继续炮轰沙面和广州。
8月10日，孙逸仙的海军部长汤廷光与“永丰”的舰长举行会谈。该舰长与4位舰员到了舰队所在地。汤将军说，他准备带回所有的舰艇人员，而且孙逸仙所答应给的津贴也将分文不差地下发。但是，他们要服从汤廷光的命令和其他指定的军官的指挥。
谈判代表在孙逸仙的美籍法律顾问诺曼先生的陪同下返回“永丰”号进行商议。“永丰”号等舰的谈判代表经过长时间研究，决定接受这些条件，但是必须由英国总领事转来一份温树德将军签署的保证书才行，他们说汤将军只是个名义上的将军，指挥停泊在深水湾的中立舰艇的温树德将军才是正规海军的将军，他的保证才算数。诺曼与英国人进行了联系，让汤将军与温将军共同起草和签署保证书。在这样做了之后，“永丰”号才缓和了态度。
第二天，孙逸仙的朋友美籍华人翁塞缪尔先生送来了2万美金作为支付拖欠随员们的部分军饷。于是人质才被释放，军官们同意服从温将军的指挥。
这一事件标志着第一舰队支持孙逸仙和革命的结束。1923年，温将军举舰艇北上到青岛，重新恢复了北洋舰队的名称，投靠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同时，第二舰队仍驻泊长江，为历届军阀服务。训练舰队在福州几乎成了私人的海军，它只听从杨树庄将军的调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28年蒋介石光复北京并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为止。
蒋介石与海军福建派
新政府一成立，蒋介石就遇到了海军的传统问题。他虽然征服了全国，统一了3个舰队，但是他发现海军再次被紧紧地掌握在福建派手中。北方动乱时，这帮人在一旁等待观望，直到1927年秋天才勉强表示支持蒋介石。当蒋介石这位大元帅颁布新政府体制大纲时，福建派感到无比气愤，因为新政府体制大纲不仅取消了海军部，而且将海军作为军令部下设的一个署。
福建派认为这种体制是企图毁掉他们本已削弱的政治地位，于是提出自己的一套方案，以此来抗衡。他们按传统方法精心起草了一份整顿计划。1928年，3位福建派首领杨树庄（总司令），陈绍宽（第二舰队司令）和陈季良（第一舰队司令）递交了该计划，要求两年内拨款6900万美元来扩建和改善海军。
蒋介石对此非但不加理睬，反而于1928年12月把海军本已很少的每月500万元预算削减到250万元。这些福建派海军首领立即召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决定由第一、第二舰队司令提出辞职，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大元帅受不了海军的背叛，于是使出了缓兵之计。他派闽籍将军杜锡圭率领中国海军考察团到日本和欧美对各国海军情况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蒋介石答应杜锡圭一回国就研究他的建议，并作出必要的改革。
蒋介石显然是在敷衍海军，他还有许多更紧迫的事情有待处理。他要对付那些继续向他的政权挑战的几位有实力的军阀，而且当时中国也在新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重整旗鼓。此外，日本人也虎视耽耽地觊觎着满洲，并于1931年侵占了它。
面对重重危机，蒋介石批准成立海军部，将陈绍宽调到南京来组建海军部，以架空这位带头反对他的将军。此一举动有效地隔开了陈绍宽与各舰队的密切联系。
这位脾气暴躁、身材瘦小的陈将军很快就感到首都的生活使他压抑。海军部每月仅有8。6万元经费，舰队的资金也相应减少。1933年，3艘旧式巡洋舰“海圻”号、“海琛”号和“肇和”号倒戈，投靠了当时仍处于半自治状态的广州的广东省政府一边。这些军舰的官兵在海上从事掠劫、走私活动长达两年，直到1935年，陈绍宽才集结起足够的力量迫使3舰投降。自然，这些军舰一回到南京，舰上的全体官兵都得到赦免。
陈绍宽在南京还遇到了其他麻烦。1933年，有人指控他可能帮助日本人在上海搞扩张。后来虽然取消了指控，但是陈绍宽的一度光辉灿烂的经历却被严重玷污了。更糟糕的是，蒋介石公开向福建派挑战，他通过南京海校尽快培养出大批学员，把他们安置到舰上和海军指挥机构中。1937年，蒋介石又派陈绍宽去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在此期间，中日开战。数月之内，日本飞机几乎炸沉了中国海军的所有舰艇。当陈绍宽回国时，他的海军司令部已不复存在。
第392章旧中国海军与对外关系
第一部分
在这一段时期，中国海军除了内部纷争之外，也注意了对外关系。辛亥革命虽然成功地了满清政府，但是其他外国人仍然留在中国，继续享有特权和治外法权。当时在中国的列强主要有：英国、美国、俄国、德国和日本。各国都在中国投资，常常为各自在中国的政治、军事和商业的利益而互相争执不休。
然而，局势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正当中国政府濒于分裂之时，孙逸仙的提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他的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呼吁正与二十年代欧美流行的批判帝国主义的新思潮相一致。（但亚洲的列强仍在虎视耽耽地觊觎中国，这一点下一章将要讲到）这样，正当蒋介石打着旗号继续统一中国时，中国人在恢复全面自治方面也得到了不少利益。
中国在恢复自治、实现现代化的斗争过程中充满了内外倾轧、争权夺利。海军在国内的政治格局中虽然微不足道，但依然是各派争夺的一个主要焦点。用“潜在的”一词形容这一时期的中国海军，真是恰如其分。众所周知，中国海军拥有支持革命的潜力；而且不管多么陈旧过时，海军兵力对大部分中国人总是能起到威慑作用的。
外国投资家与政客也被中国海军的潜力所吸引，中国海军提供了签署高额利润合同的可能性，同时它的效忠与影响对于获得它的支持的外国列强来说可能很有用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又玩起了老一套伎俩，利用外国军火商的竞争从心理上和物价上左右着合同谈判。同时，这种竞争也促使中国人佯做慷慨许诺。中国海军又在力图速见成效，而不是踏踏实实地稳步发展。
中国海军的领导人，特别是海军部的那些领导人，津津乐道于这种把戏，不论是应酬外国军火商的巴结讨好，还是屡次三番地策划重建海军，这伙失意的将军们都表演得十分出色。它们不愧是继承了父辈的衣钵，非常精通以夷制夷的古老伎俩。
英国
从1912年至1913年，英国在中国做出了重大让步。当时，它在中国航运事业上占据领先地位，继续监管着中国海关和江南造船厂；它捷足先登地在上海和富饶的长江流域经商和办银行，它割占香港（香港对亚洲的贸易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依然租借着威海、厦门和晋江三个港口。
但是，英国在华势力受到威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反英情绪强烈。1925年至1926年，国共两党煽动闹事，并导致联合抵制和没收英货运动。冲突发生后，英国政府为了缓和紧张关系而放弃了对上述港口的租借权。到1931年，随伦敦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欧洲，英国在华势力急剧下降。
英国合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对援助中国海军有着极大的兴趣。约翰&；#183；布朗公司除派巴克豪斯常驻中国沟通渠道外，又于1911年至1913年派博伊尔海军上尉为其驻亚洲代理人。1913年1月，博伊尔函告该公司，中国打算购买8艘“城镇”级战列巡洋舰。日本人听到风声后，表示极力反对。博依尔敦促公司考虑卖给中国8艘较小型的舰艇，“以便至少使中国政府能够露脸，并能在那些中国人聚居而又难得见到中国军舰的港口炫耀一下。”
尽管博伊尔和巴克豪斯竭尽努力，但中英双方只签订了几项小合同。一年之后，英国《联勤杂志》载文强烈抨击中国海军优柔寡断的政策，这一政策曾暂时挫伤了英国援助中国海军的积极性。该文摘要如下：
“在过去的50年中，中国政府的政策捉摸不定，其中最令人吃惊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当局在处理海军事务时所持的犹豫不决和反复无常的态度，这无论是满清时期还是共和时期概莫例外。他们签署了购买军舰、修建海军工程和装备海军等一系列合同，随后却又取消合同，从而白白浪费了数百万银两。凡是造船国家对于这些黄种人在有关购买军舰等问题上的朝令夕改、不讲信义的行为都深有体会。英国先后至少向中国派出76个由海军军官和士官组成的使团，去赞助中国海军打基础，并建立某种切实可行的行政管理。但是，这些使团最终都一个个地扫兴而归。共和国成立时，中国的真挚朋友都曾盼望它能保持一种诚实、坦率的态度。也许它在这方面确实有改进，但它在处理海军事务时政策仍然多变不定。常常存在这样的情况：预定从事的工作尚未开始，有关交付军舰最关键部件的合同就被取消了，它们准备把这笔款项用去购
买商船。这样一来，中国海军开次陷入无能和混乱的境地。有些合同虽然根据共和国总统所作的保证被保留下来，但它们是在共和国作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才被保留下来的。事实上，中国似乎还需要懂得，在目前的情况下，除非它拥有一支与其海上利益相适应的作战舰队，否则它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泰勒的插手
从威廉&；#183；泰勒的一段经历来看，英国《联勤杂志》的文章言不符实。泰勒已返回海关任职，但他仍与中国海军部保持着密切接触。他公开表尔敬佩袁世凯，而称孙逸仙和为一群“鼓动家”。对泰勒来说，显然只有支持袁世凯消除政敌，才能巩固英国在华的贸易地位。1913年在所谓“二次革命期间”，泰勒终于有机会亲身卷入了这一非常棘手的历史时期。
是年春天，中国国内举行大选，在议会中赢得了大部分席位。这使袁世凯深感不安，于是采取了暗杀潜在对手的极端手段。此外，他命令其陆、海军南下去重新控制长江下游省份。
当时福建省实力派孙道仁，如同周围的南方诸省的许多军阀一样，既支持袁世凯又保留党籍。1913年7月，当袁军与国军交战时，他开始踌躇观望，后来他同南方其它几个省一起宣布独立。上述行动在海军内部也引起了分裂。当时海军的主要舰艇都停泊在上海江南兵工厂附近，由李鼎新统一指挥。（注：李鼎新将军是一位君主立宪派的支持者，他于1861年出生于福建省，上过福州船政学堂，后来又在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6年，在英期间他曾乘英舰去过印度洋和美国，回国后，他晋升为海军上尉，并被派往“定远”号上服役，在该舰上他结识了威廉&；#183；泰勒，与之结为密友。1894年甲午海战后，他的职务提升较慢，直到1910年才当上海军部军法部部长。辛亥革命后，他以海军少将衔担任长江舰队司令。）
1913年7月16日，李鼎新在停泊在江南兵工厂的旗舰上召集会议讨论作战计划。当时，与会者认为该兵工厂有被反袁部队攻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