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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人特别讲究〃风度〃。因为门阀制度盛行，出身宫廷豪门的女性就有条件追求高贵奢华的生活。这些身处宫廷和豪门的女子，对自己的仪容要求之高之严之多，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她们除拥有自己的佣人、婢女、专事修饰的美容师之外，还拥有金钱、才艺和惊人的容貌。〃①
从美女文化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女性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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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第一节 中国古代美女评价的时代变迁（18）
一是崇尚个性自由，一改东汉妇女强调节俭的风俗，公开大胆地追求美。荀粲的一句〃妇女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②
被视为将妇女从传统的《女诫》等重重束缚中解救出来的独立宣言。在这一充满煽动性的口号鼓舞下，追求打扮和时尚，被公认为女性爱美的天性。晋武帝把从西域进贡的异香送给贾允，贾允的女儿贾午从父亲那儿得到香水，在她与美男子韩寿偷情的时候，就把异香转赠给情人，韩寿抹上香水到处招摇，终使事情暴露。不过贾允并没有棒打鸳鸯，而是顺水推舟成全了女儿的好事，将贾午嫁给了韩寿。这个故事一方面说明当时做父母的对儿女之间的越轨行为比较宽容，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男性社会也被卷入了由女性主宰的时尚潮流。据《宋书·五行志》记载，〃魏尚书何晏服妇人之衣。〃《北齐书·元韶传》称文宣帝〃剃韶须髯，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至南朝梁、陈时，一些男子常沉湎于女色，居然〃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美男子着妇人妆为时尚。
二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修饰，尤其是美容和服饰。这一时期的美女，大多以广袖短襦、曳地长裙为时尚。腰部往往束以〃抱腰〃，且以衣带装饰，一度还流行在头上插戴花钗和〃步摇〃，如此走起路来衣袂飘忽，环佩丁当，展示出一种温婉妩媚、婀娜多姿、姗姗来行的风姿。在化妆方面，流行在额前点染红色或黄色的〃花子〃（花钿）作为装饰（与今天所见印度美女在眉心点染〃美人痣〃颇相类似），〃花子〃形状各异，通常以树叶、花卉为主。花木兰荣归故里，〃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就是追求时尚的体现。〃花黄〃又称额黄、鹅黄、鸭黄、约黄等，是把黄金色的纸剪成各式装饰图样，或是在额间涂上黄色。发明这种装饰最初的灵感一说来自于南朝的寿阳公主，一说来自涂金的佛像。额黄到唐朝时仍然流行，据说上官婉儿被武则天戳伤额头之后，就是在额头上贴花黄来掩饰的。
隋唐时期：雍容丰腴，多姿多彩。
唐代是中国封建制的鼎盛时期，也是美女辈出、美女文化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杨玉环号称唐代美女的领军人物，但要因此说唐朝人就喜欢肥妹或肥婆，实在是大大的误区。①
由于赵飞燕、潘玉奴等骨感型美女的影响，唐代以前相当一部分美女走的是病态美的路线。唐朝人摈弃了这种扭曲的审美观，崇尚雍容富态、健康自然之美，可以视为中国美女评价标准或说审美观念的重大升华和突破，颇有领导国际新潮流之势。
与唐朝美女文化丰富多彩交相辉映的是，唐代的美女也是千姿百态。杨玉环在形体上绝不会比赵合德胖，否则她的身材不可能如此婀娜多姿，跳起《霓裳羽衣舞》来也不会那么轻盈飘逸，跳起胡旋舞也不会那么旋转如风。（野史上说杨贵妃身高1。64米，体重138斤，也有说身高1。55米，体重120公斤的。想想看，如果是后者，那是绝对入选不了中国四大美女阵容的。）中国古代盛行早婚，很多美女……譬如卓文君、蔡文姬、李清照等，都是十四五岁便早早嫁人。这个年龄段的美姿美态，更多只是一种少女的单纯青涩之美，在风韵、气质和迎合男人的志趣等方面，是远远没法与有过N年婚史、已为寿王李瑁生下两个男孩的杨贵妃相比的。（包括明朝的大龄女青年万贵妃万贞儿、客氏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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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第一节 中国古代美女评价的时代变迁（19）
所以，杨玉环的美只能是一种成熟女人的丰满或丰腴之美。唐代美女云集，如繁花似锦争奇斗妍。武则天、上官婉儿、太平公主的美艳，几乎已被其过人的才气与勃勃野心所掩盖； 公孙大娘和红拂具侠气之美； 薛涛、李冶、鱼玄机具狂放之美；文成公主属胸怀民族大义的高尚之美；崔莺莺体现的是少男少女怀春情结的相思之美；柳氏（柳摇金）体现的是忠于爱情的诚信之美；李娃则有幡然悔悟的善良之美；霍小玉、步飞烟表现的是殉情的凄然和壮烈之美；小蛮和樊素展现的则是令人神往的性感之美。②
两宋时期：端庄内敛，看重才情风韵。
五代至北宋前期的美女评价大体延续了唐代美女的评判风格。不过，自南宋理宗时起，对美女的评价标准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社会分歧。当时社会存在两种差异较大的评价体系：一是加入了较多政治因素的正统社会的评价；二是来自民间的评价。因为情况复杂，不妨赘述几句。
学术界的主流观念认为，唐代的社会相对比较开放，女性的自由度也相当大。北宋包括南宋理宗前中国妇女地位与唐代相比差别不大。比如在妇女再婚、改嫁等方面，北宋和南宋理宗前与唐代的风俗较少差别。理宗之后，随着程朱等理学家的大力提倡，特别是一些士大夫（或伪道学家）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观念，包括程朱理学的一些观念，诸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男女授受不亲〃、〃笑不露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女不事二夫〃、〃妇无二夫〃、〃烈女节妇〃、〃贞洁牌坊〃等教条化、陈腐化，致使妇女的社会地位日趋下降。
由于上述明显带有性别歧视的传统观念受到男权思想严重的士大夫们的热捧，注入了严重性别歧视的〃理学〃观念对妇女人性的束缚日益明显。这种束缚，不仅仅体现在思想禁锢上，也体现在妇女人身自由的限制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里还有什么人身自由。）譬如：由于贞节观念的强化，有宋一代所谓〃节女〃人数高达274人。而宋代之前，全部〃节女〃加起来也不过55人。①
按照打着理学家旗号的伪道学家们的理想，最好全世界的妇女通通成为只懂得听命于男人、任由男人摆布、为男人社会提供性服务的性奴。
不过也有人对宋代妇女社会地位下降提出反对意见。主要理由有二。首先，宋代的商业和手工业已较唐代发达，社会进程比唐朝先进，在此背景下的南宋妇女地位不可能比唐朝低下。（这个理由似乎站不住脚。因为经济发达程度并不必然与妇女地位升降同轨。） 第二，宋代废除了唐代一些歧视妇女的法律，同时颁行了一些新的有利于女性的法规，这些法律的颁布，表明了宋代妇女地位的提高。如唐律规定：〃妾乃贱流〃，〃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意即妾永远都是贱流，永远也不能扶正为妻； 将妾升格为妻就是触犯刑律，两口子都要被判刑一年半，服完了刑还要被迫离异。唐朝法律还规定：奴婢〃当色令相配偶〃，意即奴婢不能与奴婢之外的人通婚，生下来是奴就一辈子是奴，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是奴，永远翻不了身。宋朝的《天圣令》将唐朝这些歧视下等妇女的法律规定统统废弃，无疑是妇女地位历史性的一大进步，也是广大下层妇女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这个理由倒是挺有说服力。）又如唐代官吏公然狎妓，官员们玩弄、强奸营妓甚至虐杀营妓，法律很少追究；而宋律规定，营妓只准〃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即与营妓发生关系是不允许的。（严蕊被朱熹打入监牢，就是一个佐证。）南宋小朝廷还提倡吉日用妓女开迎吉祥，民间结婚办喜事有时也请妓女们到场庆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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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第一节 中国古代美女评价的时代变迁（20）
这种风俗间接说明了宋代妓女地位不低。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南宋起，有名头的美女大多出身青楼。（北宋也不例外，李师师的名头最响，也是妓女。不过我总怀疑此处所说的妓女，主要应是以卖艺为主的能歌善舞的歌伎之类……至少身份上是这样。）此外，宋代有关离婚的法律还规定：妻子从娘家带来的陪嫁及婚后得自娘家及自己陪嫁财产的增值部分，改嫁时可以带走。这个规定是非同寻常的。宋代之前，没有财产权的妇女，丈夫在世时尚可衣食无忧，一旦老公病死，特别是年纪轻轻时突然死亡，孤儿寡母顿时陷入困境，即便从前家道殷实。（宋代的这项法规似乎并没得到贯彻执行，或说并没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否则明清两代就不会仍有大量官宦之家的子女沦落风尘了。）另有一种观点，非但不承认宋代妇女社会地位下降，更强烈反对把妇女地位的升降与程朱理学挂钩。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印象，是因为一些人根本没读过宋明理学的任何一本书，便对宋明理学大加抨击，以骂朱熹来显示自己的高明。〃这些人根本就不懂得宋朝的历史背景，甚至一本宋朝的书都没有看过。〃①
这显然是情绪相当偏激的说法。程朱理学在中国文化、哲学发展史上自有其无可撼动的地位，无论中国本土或西方，都有大批忠实的拥趸者；但这一学说本身当然也有其局限性或说糟粕部分。即便程朱学说〃句句是真理〃，也有可能被继承者有意无意地扭曲和变造。如果本身就有局限和属于糟粕的部分，一旦被陈腐化和教条化，（尽管可能并非程朱理学创始者的本意。）也可能产生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
所以，一种比较〃中庸〃的观念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宋代初期和中期的妇女地位，尚未受到当时理学的影响而大幅滑落，与唐代比较差别不大；纵然贞节观念有所加强，也只是一种舆论导向和观念强化，于妇女们的实际行为并不重合。有宋一代，民间长期形成的妇女离婚、改嫁、再嫁等习俗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程朱理学加在妇女身上的束缚总体而言还是有限的。（李师师与皇上拜拜之后，据说嫁给了某位商人；李清照在丈夫赵明诚死后，又嫁给了张汝舟；朱淑真自己做主与丈夫离婚后，回到娘家独居，因为父母盯得很紧，一年也只有元宵节这天才能和那个不争气的男人幽会一次。）当然，到了元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宋代妇女社会地位的这种争论和分歧，反映在美女评价标准方面，正好对应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来自士大夫阶层和正统社会的评价；来自民间的评价。
前一种评价标准当然是与南宋后期正统的理学观念相匹配的。与《童蒙须知》、《朱子治家格言》、《弟子规》、《女诫》、《女儿经》等大批普及读物的推出相对应，美女的评价标准也被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在品德方面，〃女人第一是安贞〃，〃出嫁倘若遭不幸，不配二夫烈女名〃。在穿着打扮方面，〃修女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