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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商品化，土地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一种财产。富有的商人获得了大笔地产，贵族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不再象过去那样向村社头领收取一定量的地租，而是派人直接向农民索取更多的地租。
伴随经济变革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即封建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商品化为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当时还新开垦了不少土地，这些土地的管理不属于封建关系范围之内，所以地租都直接交入诸侯们的府库，这一点尤其增加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源。除此之外，诸侯们还为了牟利，愈来愈对盐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其结果是，诸俟们能够把从前分给贵族们的封地转变为由他们自己的中央政府派官员管理的行政单位。这一发展过程是很缓慢的，可是在其发生的地方，大大增进了统治者的财力和权力，并相应地削弱了首都的周王朝。实际上，秦统治者所以能成功地征服整个中国，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率先采取了上述这些措施，并因此而得益。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论述秦朝。
二、哲学家和经典
我们前面论述的混乱和改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思想象，迫使他们重新估价自己的传统，或将其抛弃，或使之适应过时期的需要。因而，东周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变动、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它使人联想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印度的怫陀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在类似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就。
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在旅行和辩论的过程中，吸引信徒，逐渐形成各哲学学派。当时思想十分活跃，以致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这里，我们将探讨存在过许多世纪、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几家学派。
虽然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往往是一些大胆的改革者，但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黄金时代，渴望能从这一黄金时代得到启发。这一倾向在大多数文明中都可见到。黄金时代不仅存在于中国作品中，也在《伊利亚特》、《埃涅阿斯纪》和《吠陀》中得到描述。但是，对过去的意识和崇拜在中国人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因此，他们小心地保存和研究较早时期的著作，认为这些著作是处理私事和公众事务所必不可少的。
这些古代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与儒教相联系的《五经》。按照通常论述它们的次序，第一部是《易经》，即占卜用书。这部书充满民间流传的预兆和占卜术。例如：
如果一只公羊冲撞树篱，而且回不来或进不去，那么，你要做的事将完全失败。
第二部是《书经》，即历史书。此书由周朝早期的历史文件和演说辞组成，不过其中有些材料据现在所知，是后人伪造的。第三部是《诗经》，即诗集，由约300首诗组成，其中大部分诗始于周朝初期。第四部是《礼经》，即仪礼书，由最广泛的哲学见解至最详细的日常生活行为准则汇编而成。最后一部是《春秋经》，是一部简短的编年体历史书，记载了公元前722年至481年间影响鲁国或在鲁国发生的诸重大事件。鲁国是孔子的祖国，这部编年史是孔于按照传统，依据较早的地方记录整理而成的。
从这些经典转向研究、利用它们的哲学导师，比较起来最为杰出的是孔子。他的影响极度深远且持久，所以过去2O00年间，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特点可以公正地用一个词即“儒教”来表示。孔子（孔夫子的拉丁名字，即孔大师）于公元前551年出身于下等贵族的一个贫困家庭，他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求得成功。而他当时面临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到处是封建割据的混乱状态，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方面，都没有一个较高的权力可以赢得国民的忠诚。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诸朝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统治者，能采纳他关于理想政治的见解。他确实得到过几个较小的职位，但他对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转而教育年青人，希望他们能较有效地贯彻他的训导。
孔子终于发现自己的特长并加以发挥。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具有罕见的热情和擅长教育的教师。他的教导和他个人的品格都记录在《论语》一书中，此书最古老的本子似乎成于他去世约一百年时。这书不是一部以殉难结尾的充满自我牺牲的史诗，但是它记录了一个人的迷人的个性——明智、仁慈、为其成年时的愚笨而苦恼；这些记录使人相信，他能够恢复平静，此外，他还具有一种可取的幽默感。
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于子”。不过，在他坚持统治者有统治的权力的同时，他还坚持统治者应在正确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统治。他和柏拉图一样，要国王做贤者；认为，如果他们具有一个绅士的五条美德——诚实、正直、忠诚、恩惠和仁爱（也就是通人情），他们就能成为贤者。
孔子在迷信严重、恐惧超自然物的时代里，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当时的人坚信梦在预言方面的重要性、种种占卜术以及死者的灵魂具有令人畏惧的力量。孔子虽然承认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学说中基本上对它们持置之不理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贯彻了。但是它们最终流行了，并成为国家的正式教义。其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另一原因是，他强调道德原则，坚认道德原则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最后，孔子为在他去世两个半世纪后，随着帝国政府的建立而成为必不可少的官吏们提供了一门官场哲学。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在提醒汉朝的缔造者时所说的，“你可以在马背上赢得天下，但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
公元前2世纪，孔子学说被宣布为帝国的官方教义，其经典著作成为学者和政治家的主要研宪对象。直到2000多年后，也就是1911年满族王朝覆灭为止，孔子学说一直在中国居统治地位。实际上，即使那时以后，孔子的影响也还继续存在，因为总司令蒋介石权力主张要献身于孔子学说，要运用孔学的原则来解决民国所存在的问题。直到现在，台湾的民族主义政权仍将孔子的生日作为国家节日——教师节来庆祝。
孔子学说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道家学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家学说正好相互补充，满足了中国人民在理智和感情上的需要。孔子学说强调的是礼仪、顺从和社会责任，而道家学说则强调个人的种种奇念怪想和顺从大自然的伟大模式。这一模式被解释为“道”，也就是“路”，所以道家学说的信徒现被称为道教徒。顺从道的关键在于抛弃志向，避开荣誉和责任，在沉思冥想中回归大自然。理想的臣民有粗大的骨胳、强壮的肌肉和空空如也的脑袋；而理想的统治者则是“清心寡欲地治理人民……填饱肚子。…无为而治。”
与孔子学说和道家学说完全不同的是法家学说。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关心的是改革社会，以加强他们所奉事的诸侯的力量，使诸侯们能进行战争，用武力统一国家。他们认为贵族的存在已不合时宜，要用国家的军事力量予以清除；而人民群众则需被强迫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作是些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因此不可宽容待之。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详细的规定，法律是专为促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制定的。指导统治者行为的不应是受儒家学者赞美的仁慈和公正这些传统的美德，而应是现实政治中的种种需求，不管这些需求的内容是什么。
法家的这些原则为秦统治者所采纳时，其效能显示了出来。秦统治者利用这些原则开始征服其他诸侯，建立第一个帝国。然后他们又用一惯无情的手段将严密的组织扩大到全国，不过，其结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引起了一个反作用，使帝国在其创立者去世后没几年就被推翻。法家学说信誉扫地，而儒家学说则如前所述，被长期推崇为官方的教义。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法家的一个胜利，因为要由政府来保护和支持一家官方教义，这正是法家的一个原则。诚然，胜利了的儒家学者从未掀起过官方正统思想守护者所特有的迫害异端的狂热；相反，他们满足于独占社会尊重和政府职位。这样，其他学派被渐渐淡忘了；道教因为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各种迷信和有关精灵、恶魔的传说，成为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宗教，虽然受到儒家文人学士的鄙视，但也得到了一定的宽容。
三、秦帝国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革命，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民国；第三次在1949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策动第一次大革命的是秦国的领导人。秦地处中国西北部的渭河流域，这—地理位置本身有助于秦获得胜利，因为渭河流域大部分地区难进易守。秦统治者可以进攻东面的其他国家而无后顾之忧。地处边远地区的位置也使秦军队由于经常要对蛮族作战而处于战备状态。事实上，秦人是最早用钢制武器取代青铜武器、用骑兵取代战车兵的中国人。秦胜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公元前318年，秦占领了四川的产粮大平原；这大大地扩大了秦的地盘、增强了秦的力量，使秦与中国其他国家的关系有点如同早先马其顿与诸希腊城邦的关系那样。最后，秦统治者是些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现实主义者，率先应用法家学说，将所有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
凭借上述这些有利条件，秦统治者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属地，征服周围一个又一个国家。当时的人恐惧地称“秦为野兽”，把秦无情的扩张比做“蚕食”。到公元前221年，秦统治者成为全中国的主人，他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始皇帝就是“第一个皇帝”。他的继承人将为“第二个皇帝”，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至千万世，传之无穷”。
新皇帝开始将早先在本国取得辉煌成功的法家学说应用到全中国。他废除了所有的封建国家和王国，将广阔的国土划分为若干行政区，每一行政区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他还解除了除他自己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下令迁徙各国的旧贵族到首都，以便监视他们；把秦原来的卫戍部队派到全国各地。此外，新皇帝还通过绞一度量衡和货币来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