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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那里当然还是与徐用仪、李鸿章的观点一致：见好就收，不宜再战，再败而议和更难。因此当天就下达了谕旨：命李鸿章三日后启程议和。
3月11日夜，银镜似的明月向大地撒下了一片晶莹的月光，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的府内迎来了一个稀客，头等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
双方分宾主落座后，李鸿章也未过多客气就直奔主题而来。只见他一拱手道：“翁大人，虽说你我向来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可我知道你素怀赤心报国之志，亦是想让大清在洋人面前抬起头来。这次议和，倭寇摆明了就是想让我们割地赔款，我今次冒昧前来，亦是想听听翁大人的意见、想法。”
“李大人客气了，其实我对你也是十分的佩服。当今朝廷上下能有李大人如此见解者可谓凤毛麟角，我亦在很多方面不如多矣，只是我不明白为何在‘战和’问题上大人如此的谨小慎微，岂不知倭人乃是贪得无厌之辈，越退缩就越得寸进尺？”看到李鸿章主动前来，翁同龢又忍不住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
苦笑着摇了摇头，李鸿章答道：“翁大人，我何尝不知倭人的狼子野心？早在十年前我就说过，倭人将来必是我大清心腹之患，谁知这一天来的是这样快？唉！只是在和战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也说服不了谁，今天不谈这个，还是说说这次议和的事吧？”
也无奈的笑了笑，翁同龢正色道：“即使是多赔偿一些银两，也万万不可割地，台湾万无议及之理，舍弃台湾，失去民心！这一点还要请李大人多加‘留意’……”
第三十九章 三岛闻惊雷
日军在攻下威海，覆灭了整个北洋舰队之后，他们当初制定的直隶平原登陆决战计划，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战略部署。而满清政府不但丧失了他们的最后一点儿资本，而且也让京津地区直接受到日军海、陆两方面的威胁。
面对着军事上的连续胜利，日本国内的狂热气氛愈加浓烈起来，可以说上自达官显要，下至百姓平民全都迷惘在扩大对华战争的狂热氛围中。那些大本营的将军们一面恫吓要组成“征清大总督府”，鼓吹抽调后备师团进入直隶作战，一面又掀起一片割地索款的叫嚣。有人主张除让清国割让辽东、台湾之外，还要割让东北领土；也有人提出高达十万万两白银的赔款要求；更有人叫嚣着占领山东和舟山，好战者的狂热和侵略者的贪婪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辽河平原战役”日军的完败，给头脑发热的日本人迎头泼下了一盆冷水。日本不但未能在谈判桌上多赢得一些筹码，而且还将已经确立起来的对清国的全面优势丢失了不少。在即将开始的日清谈判中，以前的那种完全藐视对手、压倒对手的局面也将发生改变。
当辽河会战中日军的一连串惨败，尤其是第九混成旅团几乎全军覆没、陆军精英大岛义昌少将阵亡的消息传来时，立刻就在日本国内引起了不亚于八级地震般的冲击；陆军医院不断增加的伤病将士，也似乎在告诉人们战争进行的不太顺利，整个东京城、甚至整个日本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在东京的大街上，来往行人如丧考妣；许多店铺不知什么原因紧紧地关闭着，寺院中僧侣们忙着接待前来祭奠战殁者亡灵的人群。从日比谷到上野大街再到上野花园，到处都聚集着手拿报纸、神情沉重谈论战争的人们。尽管不时也有一群群挥舞旭日旗的右翼分子，高唱着《君之代》歌曲，呼喊着“打进北京城，杀尽支那猪猡！”的口号招摇过市，但过往的行人已不像先前那样情绪热烈。人们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围观助威和鼓掌叫好的兴趣，他们议论更多的是那些失去了亲人、丈夫、儿子和父亲的家庭会怎么样？忧心忡忡地互相询问为了这场战争究竟还要死多少人？在平民百姓中好战的情绪已经随着自身遭受的痛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更多的人对战争前途充满了担忧，甚至是恐惧。
曾几何时，三个月前在东京举行的那个有着40多万人参加的庆祝日本陆上、海上战胜清国盛大庆典的欢呼、狂热，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当时，许多日本人在竹竿上挑着用纸糊成的人头，人头后脑拖着用染成黑色的柠麻搓成的发辫，颈项还被涂上猩红的、血淋淋的颜色，借以表示被斩首的清国人。这种充满血腥味道的庆祝方式，居然引得成千上万围观者哄笑、赞美和喝彩；现在该是轮到他们在想着那八千多名已经命丧黄泉的大和孤魂、三岛野鬼何时才能魂归故土。
几个月以前，那些有亲人在中国作战的家庭，都感到无上荣耀，脸上颇带着顾盼与自得，连说话的嗓门都比一般人高出几分。现在则是忧心焚焚，早晚祈祷，希望神佛保佑他们的亲人早日平安归来。“几不所欲，勿施于人”，他们现在终于也感受到了自己发动的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和痛楚！
皇宫外墙上，三个月前围缀在明治天皇和皇后肖像四周的那些被称为帝国之花的黄菊花已经枯萎。用花朵组成的“武运长久”四个大字，显得蔫蔫巴巴的，早已没有了此前的生机。不知什么时候，那个组成“久”字右边一捺的一串花朵被风吹落，像是个被活生生砍掉一条大腿、站立不稳的侏儒。
其实日本侵略中国的想法酝酿已久，在国内早就有其广泛的思想基础。远在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人狂热地鼓吹侵略中国，吉田松阴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他在著作《幽囚录》中说日本“今宜急修武备，……谕琉球朝贡，会同各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又说日本“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桥本左内也认为“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
吉田、桥本都是幕政改革派，吉田更是著名的思想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日本维新的开国元勋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都是他的门徒，曾接受过他的教诲。由此可见吉田对当时日本影响的深巨。
伊藤博文1892年8月上台后，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斗争的视线，伊藤内阁最终与军部中的军国主义份子结合到了一起，共同走上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道路。
可现在面对着日军在辽东战场上的失败，虽然还有许多日本人仍然对战争狂热无比，但是已经有人开始对是否应发动这场战争和日本今后的发展方向到底该如何走产生了置疑。巨大的冲击波，不但在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思，更在日本大本营中引发了当政者之间的激烈争吵。
内阁中以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为代表，指责陆军只知道进攻、进攻、再进攻，没有很好的把握战争进程，使日本失去了最大限度利用谈判桌获取最大利益的机会；而小松亲王和力主坚持辽河作战，进攻山海关的前枢密院议长兼第一军司令、现陆军监军山县有朋大将则反唇相讥，批评政客们不懂得利用政治对清国施加压力，只是一味的和谈，错误的引导了舆论和国民的思想，延误了最有利的战机。
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的矛盾由来已久，在山县有朋担任陆军第一军司令时，他就竭力主张进行进攻奉天的冬季作战，他不等大本营批准，就独断决定北上进犯海城。占领海城后，他又鼓吹进攻山海关，进入直隶作战。
山县有朋的一意孤行，不仅令大本营不快，也让伊藤博文十分不满。一直以来，作为内阁首相的伊藤博文都坚决反对进入直隶作战，他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担心引起列强干预；二是害怕日军陷入“暴民四起”的境地。正当双方唇枪舌剑争持不下之际，恰好山县有朋宿疴复发，伊藤博文借机请天皇睦仁钦赐诏书，召山县回国“养疴”，并免去了他枢密院议长兼第一军司令的职务，由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贯接任第一军司令官职务。
此刻，山县有朋看到伊藤博文利用辽河战败之机再次对自己发难，不禁勃然大怒：“正当皇军风扫残云般扫荡支那军队的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鼓吹和谈，动摇了前方将士的军心，影响了帝国的圣战，这样的人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叛徒！”
论起斗嘴，这位前首相哪里是伊藤博文的对手，他讥讽山县有朋：“山县君不是赳赳武夫，应该知道政治是什么？作为政治家或者是军事家都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大日本帝国和清国两个国家？应该视野更广阔，明白俄国人是什么想法？清楚德国人有什么打算？懂得法国人是什么态度？还要知道英国人和美国人又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一连串的问号，把山县有朋问得张口结舌。
小松亲王虽然不满意伊藤的咄咄逼人，但因为明治天皇没有表示态度，他也不方便直接出面为山县有朋辩护。为了转移矛盾焦点，本来就对情报机关不满的小松亲王一下子把目标转向了陆军参谋本部情报局长荒尾精和海军军令部第二局长岛崎大佐。
由于日本对华的间谍活动是由大藏省首先发起的，长期以来大藏省对情报工作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于是决策权。所以说以小松亲王为首的军方其矛头仍然是对准了内阁。
他说：“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情报工作非常滞后。大本营至今没有冯华和义勇军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前线的部队如同盲人摸象，对敌人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如何能够打胜仗？”
辽河战役之后，陆军对情报部门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小松亲王这么一开头，批评的声音如同决堤洪水滚滚而来。
辽河作战的部队绝大部分都隶属于陆军第一军，山县有朋的心腹爱将大岛义昌就是在辽河作战中阵亡的，对此他感触颇深：“不错，在满洲战场上的师团、旅团司令官们都不知道清国陆军中有义勇军这个番号；更不知道清国陆军中还有一个叫冯华的将军，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实在是太差了，情报部门应该对帝国陆军在辽东战场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负责任！”
刚刚回国述职的陆军少将立尚见文更是以亲历其境现身说法。他说：“冯华义勇军出现在战场上非常的突然，事先没有一点儿征兆；再加上我们对义勇军的部队编制、战术特点和武器装备一点儿也不了解，这是辽河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这说明情报部门对敌军的情况一点儿都不清楚，这是情报部门的严重失职！”
面对劈头盖脸的批评，荒尾精也很委屈：其实早在中日战争刚开始时，他派到吉林的谍报人员就了解到在挥发河地区出现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团练武装。他们接连消灭、击溃了好几股受日本援助、支配的土匪，只不过一来这支团练人数不多，二来打赢几股土匪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并没有对义勇军做进一步的关注。浪子山战役后，情报部门从清国兵部的战报上发现了一支来历不明的部队，经过分析他们确定这就是冯华的义勇军。虽然由于义勇军人数较少，自己确实未予以重视，但情报部门还是向大本营做了报告，只不过也同样没有引起大本营足够的重视。关于对义勇军的编制、武器和战术特点了解不够，自己也没有办法，派到满洲的谍报人员就那么多，而压在头上的任务又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