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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胃口（3）
你会发现那些打扮得粉妆玉琢、花枝招展的胡姬，玉脸生春，眉目传情，向你灿然一笑，令你心旌荡漾，向你挥摆纤手，令你举步踟蹰。那摆动的绦带，曳地的长裙，袒露的襟领，洁白的肌肤，在扑面而来的香风里，弥漫着这些异域女子的香艳气息，该是怎样引发这个城市的勃然生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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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唐朝的胃口，这就是长安的浪漫。
那时候，政治上不分畛域，张开怀抱；经济上不分族别，竞争谋生；宗教上不分信仰，相互包容；族别上不分胡汉，悉为臣民。胡人几乎融进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汉着胡帽，胡着汉冠”，甚至在服饰上，也在模糊着中外文化疏隔的界限。
我很钦佩唐朝的这种广义上的好胃口，它意味着一份自信，一份豪壮，一份担承，一份敢把天下纳入我胸怀的大气。那些精神萎琐者，你就是打死他，他连这样想一想的勇气，也不会有的。自南宋至清末，中国之一蹶不振，吃亏就在胃口，都像林黛玉那样，只能挟一筷子螃蟹肉吃，小命都难保，焉谈爱？焉谈情？焉谈雄心壮志？焉谈民族复兴？也许积弱的中国，尤其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实在压抑得太久太狠，大唐盛世，遂成这个民族永远被憧憬的梦。
盛唐统治的大版图，大气魄，大形势，大开放，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的结果。经过公元420年至589年南北朝的拉锯战，到公元618年唐朝实现统一。既是人之所为，也是势之所趋。唐代的统治者，敢作敢为，大气豁达，可能与血液中的胡人基因有关，正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考证的：
近人有主李唐为蕃姓者，其事信否无确据。然唐高祖李渊母独孤氏，太宗母窦氏，外祖母宇文氏，高宗母长孙氏，玄宗母窦氏，皆胡族也。则李唐世系之深染胡化，不容争论。唐人对种族观念，亦颇不重视。即据《宰相世系表》九十八族三百六十九人中，其为异族者有十一姓二十三人，时人遂有“华戎阀阅”之语。崔慎猷至谓：“近日中书，尽是蕃人。”又唐初已多用蕃将，甚至禁军亦杂用蕃卒。（《国史大纲》）
正是这种混杂的人种优势，正是这种胃口的胡化倾向，唐代的文治武功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高峰。这加速了边外属国的归附，推动了胡人内迁的涌入，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黄金时代。随着民风民俗的广泛传播，衣食住行的深入渗透，以麦面为主的中原人，在择食主张上多近胡人。
毕罗者，番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李济翁《资暇集》）
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瀹茶；庚家粽子，白莹如玉；韩钧能作樱桃毕罗，其色不变；有能造冷胡突鲙，鲤鱼臆，连蒸诈草，草皮索饼；将军曲良翰，能为驼峰炙。（段成式《酉阳杂俎》）
中土人本来擅长于制作面食，曾几何时，也时兴胡风起来。贺知章初到长安，投师访友，出明珠为贽见之礼，主人了不在意，嘱童持去鬻胡饼数十枚，众人共食之。可见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岂能低估。由此可以看到长安城里的原住民，不得不按照地道的西域风习，来调整自己的胃口。
因为着眼于摄取更多的动物蛋白，膳食结构发生变化，使得国人的体质、气质、精神、心态，也在嬗变之中。肉食增多，势必带来某些人种学上的演化。唐朝男人的豪放自信，唐朝女人的妩媚可爱，也有这种食物结构成分发生了变化的结果。
这个结论，很可能使有识者嗤之以鼻，但一杯牛奶，改变一个民族，却是发生在20世纪日本的事情，那是有目共睹的。
在《资暇集》中，有一则《熊白啖》的故事，你便懂得唐人的好胃口了：
贞元初，穆宁为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书，及给事已下尚未分官，列侍宁前。时穆氏家法切峻。宁命诸子直馔，稍不如意则杖之。诸子将至直日，必探求珍异，罗于鼎俎之前，竞新其味，计无不为。然而未尝免笞叱之过者。一日给事直馔，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同试，曰：“甚异常品。”即以白裹脩改之而进，宁果再饱。宛陵与诸季望给事盛形羡色，曰：“非唯免笞，兼当受赏。”给事颇亦自得。宁饭讫，戒使令曰：“谁直？可与杖俱来。”于是罚如常数。给事将拜杖，遽命前曰：“有此味，奚进之晚耶？”于是闻者笑而传之。
唐朝的胃口（4）
熊白，即熊的脊肉，极嫩极肥；鹿脩，即风干的鹿肉，极干极韧。两者性质不同，炒蒸以后，却效果奇佳，鲜美异常。据说，现在到西安吃仿唐菜，还可以点到这道名品。试想这么一位老爷子，每顿食肉，食不好，还要敲儿子的屁股，固然可讽之曰“肉食者鄙”，就知道那张嘴，而无远谋深虑，但不也感觉到他那粗鲁豪悍的可爱乎？
什么时代，什么胃口，胃口是决定出汉子还是出侏儒的关键。这也是清人顾亭林在《日知录》里早就感慨万分的话题，他说：
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此又樵《记》所谓州县皆驿，而人情苟且十百于前代矣。
顾炎武所说的一朝一朝的式微，令我不禁想起晚清大学士徐桐，这位给老佛爷策动义和团扶清灭洋，提供理论依据，掌握宣传舆论的教父。庚子事变期间，尽管风烛残年，不得不每日进宫，以备慈禧垂询。可他，家住崇文门外，坐在轿里，往北抬，花市有洋人的教堂，他不能路过；往西抬，东交民巷有使团的洋鬼子，更不能路过；往南抬，绕路而行，又避不开当时北京城的红灯区八大胡同，可谓步履维艰。他那顶只好远走永定门，再经西直门，然后才从西华门进宫的轿子，成为京城的一个笑话。
一个人，为其狭隘的教义活到如此萎琐凿枘的地步，这个朝代，不亡何待？
这位老夫子，活了一辈子，闻夷色变，视洋为敌，闭目塞听，拒绝变革，如防洪水猛兽那样，抵制一切外来的新鲜事物。于是，倘若有谁端来唐朝穆宁吃得眉飞色舞的那盆“熊白啖”，拦住那顶笑话轿子，捧过去，基本上已是一具政治僵尸的他，绝不敢举筷尝上一口。
因此，好的胃口，包涵着宽容、博大，体现着接受、吸纳，意味着消化、摄取，代表着健康、活力。对一个人来说，足以雄壮体格；对一个朝代来说，足以强健精神；对一个城市来说，足以鼎盛壮大；对一个国家来说，足以生生不息。
唐朝伟大，在于唐朝从不挑食的好胃口，这一点，很重要。唐朝的钉梢
唐朝的钉梢（1）
1931年10月，鲁迅在《北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题目就是《唐朝的钉梢》。
他在文中写道：“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术语谓之‘钉梢’。‘钉’者，坚附而不可拔也，‘梢’者，末也，后也，译成文言，大约可以说是‘追蹑’。”
“钉梢”， 为上海方言，这是近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的。“钉梢，蹑行人后，左则左之，右则右之，跬步不离之谓也。今则专用于男子追随女后之称矣”。看来，作为“君子好逑”的这种直率手段，最早，大概仅能局限于沪上一地。因为，这种西方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只有生活在上海滩的人，才有可能耳濡目染，才会如此毫不掩饰地在大马路上紧追小姐不舍。
徐珂生活的时代，中国还在大清王朝的统治下，上海的勇敢者敢于“钉梢”，社会风气和公众舆论能够容忍“钉梢”，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思想的进步，一种对于封建禁锢的突破。应该看到，鲁迅在少爷和小姐前面，加上“摩登”二字，这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大环境的“摩登”潮流，没有勇敢者的“摩登”意识，大街上不会看到男追女逐的“钉梢”行为。
假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孔孟之道，男女授受不亲的程朱理学，仍旧牢牢桎梏着人们的精神，你借给这位少爷胆子，他也不敢跟在一个不相识的小姐后边套近乎。当然，没有相对稳定的环境，没有相对温饱的生活，四面楚歌，饥寒交迫，惶惶然不可终日，即使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捧心而过，之二的王嫱含情而来，这位少爷也不会生出“钉梢”的冲动。相反，路边摊的大饼油条，小吃店的生煎馒头，店铺炸油饼的大锅，可能更使他馋涎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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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最早的浪漫，始于西风东渐的上海，始于中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对于这最早的勇敢者，我表示钦佩。那时中国的年轻人，在封建礼教、儒家伦理的高压下，爱不敢爱，恨不敢恨，活得怪可怜的。
清末民初的上海，是中国最发达，也是最洋气的城市。有一位广东籍的作家吴趼人，当时在上海办小报，混饭吃。以“我佛山人”的笔名，写了不少名媛贵妇交际花的艳闻，达官豪商风流客的趣事。那张园盛会，花前月下，寻芳觅俊，绅士淑女，莺歌燕语的场面，那跑马比赛，玉马雕鞍，男追女逐，霓裳歌舞，蝶飞蜂浪的风景，可以想象，在大家还拖着辫子的时代，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摩登少爷公然勾搭摩登小姐的“钉梢”行为，对愚塞的国人而言，你不能不估计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鲁迅的文章，是由《花间集》中一首词引起的。他说： “一向以为（‘钉梢’现象）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今看《花间集》，乃知唐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事。”词如下：
晚逐香车入凤城， 东风斜揭绣帘轻， 慢回娇眼笑盈盈。 消息未通何计是， 便须佯醉且随行， 依稀闻道“太狂生”。（ 张泌《浣溪纱》）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论什么大事小情，只要盛行起来，连阿猫阿狗也会介入，如阿Q那样高喊我要革命的热烈，放心吧，就会慢慢演变，就会彻底变质。“钉梢”一事，民国以后，大都成为戏子坤角、妓女嫖客的游龙戏凤了。
小市民意识，其实就是某种意义的精神染缸，优雅的事物，高尚的境界，只要泡进去一锅煮，也就必然统统成为粗鄙化和庸俗化的糊涂浆子。结果，风流和下流混淆不分，“钉梢”与“盯骚”化为一谈，这最早的浪漫和诗意，便化为百分之百的低级趣味。
到鲁迅写这篇《唐朝的钉梢》的上个世纪30年代，“钉梢”每况愈下，更是不成气候，唱主角的，已非当年的摩登少爷和摩登小姐，而是鲁迅笔下出现的，那个毫不知耻地宣布“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的“上海人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的阿金了。于是，在马路上看到的男尾女随，死皮涎脸，勾搭不舍，打情骂俏的场面，就尤为不堪入目了。
所以，鲁迅将张泌这首词，译成白话文，便带有30年代的市民气息了：
夜赶洋车路上飞，
唐朝的钉梢（2）
东风吹起印度绸衫子，显出腿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