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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认为打不起来了，不过我们还是得让他们双方明白战争的后果，我们还是要把航空母舰派过去。绝对不能让他们在太平洋对岸大打出手。”
“更不能让他们统一台湾，或者……”
“当然，那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哈哈——”
“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国家利益！”一直听着大家议论的总统突然提高声音，正在兴奋地高谈阔论的各位都被他的声音压住，当他们把眼光投向总统时，他们注意到总统脸色如此阴沉和严肃。
“什么是美国国家利益？”总统提出了美国小学生都知道答案但总统和其幕僚却经常搞不清楚的简单而复杂的问题。副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中央情报局局长，国防部长等国家安全会议成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总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总统等了一下，见没有人接腔，又进一步问：
“就目前的台海局势来看，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哪里？”
总统的问题再直接不过了，然而，在场的各位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已经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分量，所以没有哪个会去抢着回答。显而易见的是，今天的会议是因应台海即将打起来而召开的，会议的主旨是要找出方法避免台海发生战争。这一切好像都毫无疑问——为什么？因为台湾和大陆分离，维持目前的状况，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美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不可能容忍一个持不同意识形态的大国中国去统一台湾，于是一听到有战争，美国就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并在必要的时候不惜一切，打出“捍卫台湾民主”“反对武力解决两岸问题”的旗子，实际上只是要大陆和台湾分裂就一切好说。
这符合美国利益，于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所以即使在今天这样关键的会议上，大家都没有再去提美国国家利益。这时总统突然严肃地提出“美国国家利益在哪里”的问题，让各位突然一怔，警觉到本来应该讨论美国国家利益的时候，却想当然……。
大家都不说话，总统看到自己一句话就让这群自以为是的家伙知道谁是白宫的主人，脸上忍不住露出得意的微笑。他指了指正在沉思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戈斯。
“我的局长大人，你能够帮我分析一下当今世界局势吗？最好不要忘记美国国家利益！”
戈斯一听就兴奋了，他用眼角瞥了眼一直垂头丧气的国防部部长，然后侃侃而谈起来……第二十一章：情报局长的两个愿望
电话再次响起时，已经是两个星期后的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杨文峰哆哆嗦嗦放下电话，让自己冷静了一下，在纸上写下“白云山天南第一峰东坡草坪”一行字，然后又写下七月一日上午十点十五分，之后再次检查了一遍，确定无误，他拨通了梁科长的电话。
七月一日早上，杨文峰八点已经等候在医院门口，八点半，梁科长开着一部有警徽和警灯的面包车缓缓驾驶过来，停在他旁边，两人交头接耳一阵子，然后梁科长转了个弯，向医院保卫出示警证后，把车从侧门开进医院的后院。看到车子进去后，杨文峰放心地从正门走进医院。
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医院里显得空空荡荡，正好和杨文峰的心情一样。他心中本来有太多事，但既然绞尽脑汁都想不清闹不明，不如什么也不想，留出一片空白以应付不时之需。
从冷冷清清的门诊拐进住院部后，情况就有些不同了，显然疾病和痛苦不会因为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就偃旗息鼓休假一天。从敞开的病房中，杨文峰瞥见一些病人脸上流露出刚刚从噩梦中醒来时的惊慌，一些患者则在经历了一晚上的折磨而刚刚入睡，有些患者口中发出了“又活过了一天”或者“又少了一天”的混杂不清的叹息。让他受不了的，则是医院的消毒水的气味。这种可以杀死病菌的卫生气味也常用来浸泡尸体，从鼻孔刺进去后在人脑中形成绝望和希望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杨文峰加快脚步，向周玉书的单人高级病房区走过去。
心情因为经过那条长长的病房走廊而显得愈益沉重，推门进去前，杨文峰深深吸了口气。
周玉书早上的情况比较好，正斜躺在床上看电视。看到杨文峰一大早出现在面前，他有些吃惊。杨文峰一直没有告诉老人换器官救命的事，现在就更没有办法说清楚了。他走到老人面前，简单问了几句之后，看了看墙上的钟说：“周伯伯，今天我们出去走走好吗？”
“走走？”
“哦，我推着您，您躺在床上就可以了。”
老人看着杨文峰，没有说话。
“周伯伯，您多久没有看到阳光，多久没有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了？”
“记不得了。”
“那我们今天就出去，我和梁科长一起来的，我们带您出去——”
“医生不会同意吧，他们说我的心脏受不了外面的刺激，他们怎么说？”
“医生又没有控制阳光和空气，再说，医生能干什么？按照他们的意思，什么也不干最好，可是结果还不都是一样。周伯伯，我们瞒着医生呢。我不想看到您总是躺在这个小房间里……”
“我明白了！”老人说完，表情复杂地点点头。
杨文峰一愣，突然明白了老人说“我明白了”是什么意思。上个星期，国家安全部许征部长亲自来到广州看望他，部长走后，老人就意识到自己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今天杨文峰突然要推他出去，他心里存着感激和理解。如果只有几天好活，如果某个晚上闭上的眼睛将有可能再也无法睁开的话，绝对不应该躺在这里等死，一定要到外面看看久违了的太阳和天空，芳草和绿树，还有白云和空气……可是医生哪里理解自己的心情？好在杨文峰理解，也幸亏当初把自己临终的事情委托给这孩子了。
杨文峰知道老人在想什么，他有些愧疚，但却并不想解释。事实上，如果不冒险救老人的命的话，医生已经明确说过，就是这几天了，除非插上所有救命的管子，但即使那样，也最多维持几个星期。老人的肝脏和肾脏已经完全罢工，心脏虽然在有气无力地搏动，但医生说，谁也说不准，明天是否还能跳起来。
“周伯伯，别胡思乱想，我只是想带你到白云山上去玩玩。”
“好好，好孩子，我也想出去，我还有话要对你说呢。”
杨文峰没有完全理解老人的这句话。也许老人怕自己出去后再也回不来，所以要提醒他，还有没有要交代的事？
这时，一身警察制服的梁科长推着一架活动担架床悄悄进入房间，看到老人憔悴不堪的样子，梁科长心里一阵酸楚。周玉书看到警察制服微微一怔，心头一下子涌现许多往事。警察制服一直换来换去，但对于周玉书，年轻时穿的绿色安全警察制服一直是他的最爱。夫妻俩都在情报部门工作，虽然组织上发了一套警察制服，但为了身份保密，不允许穿到外面。这对年轻的周玉书无疑是一种折磨，记得那时小两口经常在回家后穿上那一套制服，然后两人互相欣赏着、说笑着、鼓励着、憧憬着……
杨文峰狠了狠心，把粘在老人身上的接驳器拔掉，然后两人小心地把老人移上活动担架。这时，由于从监控室接收不到周玉书的身体信号，护士小姐出现在门口。
“你们干什么？”
“我们要带病人转院！”
“什么？还要转什么院，病人已经……”
“你别在这里罗嗦！”
“可是，没有医生的签字，我不能放你们离开。出了事，我负不了责任的……”
“你现在挡着我们，出了事，你就负得起责任吗？”
“何况，你没有看到你挡着的还有一名正在执行任务的警察？”
杨文峰接着梁科长的话加的这一句起了作用，那小姐不情不愿地闪开了。眼巴巴看着两人推着病人离开，她突然想起了什么，急忙跑去打电话。这时，担架已经进入了电梯。
两人配合默契，很快把老人移进警车里，由于不是救护车，没有专门为担架车准备的车门和支架，等到把担架车搬上车固定好时，两人都出了满身大汗。
这时杨文峰用眼睛的余光看到两个医院保安一左一右向这边走来，他示意梁科长。梁科长会意，跳上驾驶室，转动引擎的时候，同时打开了车顶上闪闪发出蓝色和红色的警灯。杨文峰坐在担架车旁边，紧张地俯下身子。
车启动后开始慢慢滑行，感觉到滑行的车子并没有停下来，杨文峰放心了。转了两个弯，车子开始加速，但仍然很平稳。
“文峰，有什么事瞒着我吗？”老人微弱的声音把杨文峰吓了一跳。
“你周伯伯一生追求真相，记住千万不要瞒我，否则你周伯伯死不瞑目。”老人说着，竟然挤出一些微笑。
杨文峰也笑了，“周伯伯，您怎么老是死呀死呀的——”
“文峰，我一辈子都信仰唯物主义，你不必安慰我，我看得开。不然，我当初怎么会找你来，把自己命交给你呢？你不必在我面前回避死亡这些字眼，我自己知道是什么状况。哎，我都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了。我真想……”
老人声音低沉下去。
“周伯伯，您想什么？”
“我想的事可多了，不过都不可能了！”
“可是，周伯伯您总有最想的……
“文峰，别转弯抹角的，你是问我的愿望吗？”
杨文峰默默地点点头。
“孩子，我有两个愿望，一是多活几个星期，看到奥运会在北京顺利开幕，看到中国运动员拿世界第一的金牌，打败美国。”
杨文峰心里一热。以前和周玉书在一起时，他经常“逼”老人讲自己的经历以及自己最得意的情报工作。这些当然是保密的，但被逼急了的老人，拗不过杨文峰，也多少给他讲一些，更何况，迟暮的老人也想找人倾诉自己辉煌的过去。
中国当时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国家安全部掌握了大多数奥委会成员将投票给中国的情报。为保险起见，我驻外外交官和情报部人员又多次接触奥委会成员，当时绝大多数成员都信誓旦旦暗中表示会投中国一票。可是结果出来后却大相径庭。国家安全部受到高层指责。当时负责此事的情报局长周玉书百思不得其解，决定全力部署情报力量，搞个水落石出，并在申请2008年奥运会时吸取经验教训。
周玉书部署情报搜集任务后不久，就有情报显示国际奥委会已经沦落为一个到处吃吃喝喝，到处受贿骗钱的机构，当初那些委员爽快答应投中国一票，事情并没有完，其中多数在释出这一“好意”后（按照规定，国际奥委会委员在投票前不得透露自己投票的意向），在“以观后效”，他们在等中国政府通过不同渠道行贿他们。但这些国家奥委会成员哪里想得到，在世界贪污受贿排名榜中名列前茅的中国竟然在国家场合“洁身自好”，坚决不行贿受贿。这也是当时中央政治局的明确指示。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左等右等等不到什么好处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在投票时，对北京投了不信任票。
获得了内幕的周玉书为难了，因为北京在申请2008年奥运会时，将遇上同样的困局。全国上下贪污腐败透顶的中国政府偏偏要在国际上维护清正廉洁的形象，中央政治局下令，全力以赴申办奥运但却不允许行贿奥委会委员搞任何有损“国格”的歪门邪道。问题在于，奥委会委员中有相当一部份已经被靠行贿而申办成功的政府宠坏了，这些人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