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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摁着右腿努力从地上站起来。
7、“瞎子”王立南
按照“王瘸子”的指点，我们来到垃圾场西北角靠近出口的一个窝棚。跟其他的窝棚相比，靠出口的这排窝棚搭建得要牢固得多，空间也占得大些，而且还有木栅门。“王瘸子”所说“应城女人”的那间棚子，门上挂着一把锁。显然主人不在家。
我们刚要离去，一个眯眯眼的中年男人向我们走来，满脸绯红，口中冒着酒气。他穿着一件还算整齐的夹克衫，脚上踩着一双皮鞋，看打扮不太像捡渣子的。他像熟人一样和我们打招呼，说：“我看你们两个在这里呆了好几天，是不是记者？我有事想和你们商量一下。”
说着，他把我们拉到十几米外的另一个棚子门前，说：“我就住在这里。”然后打开门，请我们进去坐。
他说：“你们是不是想找那个棚子里住的人？”然后指向“应城女人”棚子的方位，“他们是拉皮条的，我最清楚。一到夜晚，女的在棚子里接客，男的到外面拉皮条，做的都是捡渣子的流浪汉的生意，便宜得很，几块钱一次。那男的还找过我，我没干。”
“他们现在人不在，是不是也出去捡渣子去了？”
“他们才不捡渣子呢！有好长时间都没看到他们了，偶尔回来一下，神出鬼没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说了一下“应城女人”的情况，眯眯眼的男人开始讲他自己的事。
他说他叫王立南，43岁，武汉黄陂人，1990年患上白内障，眼睛只能看清1米内的范围，人们都喊他“王瞎子”。“你们要是记者，能不能帮我登登报。如果能帮我使眼睛恢复正常，我将感恩戴德一辈子！”
原来这就是他找我们的原因。我们说我们不是记者，只是到这里来拍照片。他连忙转口说：“那也行，你们帮我多拍两张，到外面宣传一下！”说着，他就摆起姿势让李宇新拍。
拍了几张，“王瞎子”就坐在床头讲他的流浪故事。18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就独自一人四处漂泊。来到这个垃圾场已经4年了，其间到一家公司上过班，腿部因工负过伤，留下了一条永久的疤痕。说着，他扒开裤子给我们看腿上的伤疤。
“我是个造孽的人哪！”说着说着，“王瞎子”的眼泪就滚出来了。他指着床头一只盛着汤菜的小桶说：“这些都是我到餐馆里捡的别人吃剩的，我就是吃这样的饭菜！”
我说：“看你穿的也挺不错的嘛，哪像个讨饭的？”
“王瞎子”苦笑了一下，说：“说起来你不信，我有两套衣服，身上这套是出去教别人跳舞穿的。”他又从床头架上拿出一套脏兮兮的衣服，“这套，是专门用来捡渣子、讨饭穿的。”
原来，“王瞎子”有跳舞的爱好，每天早6点、晚7点，都会去附近滨江公园的露天舞场里跳舞。他说自己的舞跳得非常不错，会跳国标，在公园里还带了几个徒弟。说起跳舞，“王瞎子”的脸上绽放出笑容，还张开两臂，摆出跳舞的架势。
“每天早上起来，我穿上这件体面的服装，到公园里去跳舞，跳到9点多钟回来，马上就换上那套乞丐服，拿着袋子到外面去捡渣子。你要穿得好了别人不会施舍给你啊！下午捡完渣子回来，再换上这套干净的衣服，晚上7点钟又到公园里去跳舞。”
这真是一种荒诞、令人啼笑皆非的怪生活！一个“王瞎子”，在生活里不停地扮演着两种角色，一种是街头拾荒的乞丐，一种是公园里的舞蹈老师。两种角色的变换，依赖的是不同时间为配合不同身份而准备的两套不同类型的服装。
“教别人跳舞能赚到钱吗？”
“王瞎子”笑了笑，说：“我跳舞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用娱乐充实烦恼，在舞动中麻醉自己的神经，使自己不去想个人生活中的痛苦和忧愁。”“王瞎子”说话还颇有哲理意味，“如果别人说我教得好，象征性地给点报酬，我会接着；如果不给，我也不会找人要。”
话题转到跳舞上，“王瞎子”的话就越来越多，情绪也变得高涨。我们要走的时候，他还叮嘱我们一定抽空到滨江公园的露天舞场去看他跳舞。
离开“王瞎子”的棚子，已是下午5点钟。天灰蒙蒙的，整个垃圾场却变得热闹起来：外出的流浪汉们陆续回来了，他们三五成堆地扎在棚子前聊天，或打着扑克牌；熊婆婆和哑巴又开始清理一天的收购品，在那里手脚如飞地打扎包裹；南边矮墙旁一字排开的砖灶上空也升起袅袅青烟，乞丐们已在埋锅造饭了。
走出工地，碰到几个附近的小区居民，他们说，这帮乞丐和流浪汉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四年了，每天经过这里都是恶臭扑鼻，影响市容不讲，还让他们觉得很不安全。但这些人看起来又非常可怜，把他们赶走又于心不忍，所以只有等待着工地施工的一天，让这个“垃圾王国”自然而然地自生自灭。
第十章 都市里的“磕头帮”
1、头不停地向下大幅度摆动
——他拼命磕头，几乎一秒钟一个，这种带自虐倾向的架势看起来让人觉得可怜，而且有些残忍。
——“别看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好的话，一天能讨三百块钱！”
——最开始，武汉市几乎所有的磕头乞丐都是一伙的，他们来自安徽、淮北。
——许多磕头者身边的孩子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向同村左邻右舍借的，每天租金10元钱。
头不停地向下大幅度摆动
2002年11月2日，晚上8时多。
我在武汉市最繁华的江汉路一带转悠。江汉路是一条百年老街，也是全国知名的步行街。武汉中心百货大楼、汉商汉口商场、佳丽广场都集中在这一片区域，这里融购物、观光、游乐于一炉，因此每天人潮如涌，自然也成为乞讨者的天堂。我站在江汉路与中山大道交叉的十字天桥上随便一望，就看到附近云集着十多位乞丐。
佳丽广场旁的一个高频率磕头的乞丐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胖脸，穿的衣裳很旧，但比较干净。他双膝跪在一个垫子上，两手拄地，头不停地向下大幅度摆动磕头，频率很快，几乎一秒钟一个。由于头部甩动的频率太高，脖颈处可看到有青筋暴起，整个脸部也因充血而泛出红光。这种拼命磕头、带自虐倾向的架势看起来让人觉得可怜，而且有些残忍。
引人注目的还有躺在他身旁的一个约摸六七岁的男孩。孩子缩在一床铺开的被子上，穿着厚衣裳，一副睡着了的样子，看脸色并不是很好，几分钟便会发出一次咳嗽的声音。我仔细听了一下，孩子的咳嗽不像是一种病理性的，很像是故意装出来的。这让我产生了几分怀疑。
磕头男子的面前，放着一个瓷碗。看起来磕头乞讨的效果不错，过路的大人和小孩不停地丢钱到那个瓷碗里，有1元、2元的，甚至还有人丢5元、10元的。我站在那里半个多小时，那个瓷碗就快被纸币和硬币盛满了，少说也有四五十元的收入。
磕头男子停下节奏，欠身将钱装进胸前的荷包里，然后又继续开始了他的高频率磕头。他磕头非常专注，眼睛并不斜视，心无旁骛的样子。其高频率、大幅度的动作与躺着的小孩子一动一静形成辉映，一个是拼了命地折磨自己，一个是年幼有病在身，两人都颇令人生怜，也许正是这种双重效果换取了人们更多的同情。我这样揣摸着那些给钱人的心态。
这时，一个中年妇女停住脚步，从随身挎着的皮包里掏出两盒感冒胶囊，放进那个瓷碗里。那妇女对磕头男子说，孩子病了，快去给孩子吃药吧！说完就走了。磕头的男子看了似乎并没听见，继续上下甩动他的头。我觉得这是一个和他讲话的机会，走上前拉了一下那男子的衣袖，说：“你的孩子咳嗽，现在有人给他感冒药，你快去弄水让他喝药呀！”
磕头男子盯着我，目光有些呆滞，却只是点了点头，就准备又磕头。我俯下身，低头对他说：“孩子要是真生了病，赶快让他吃药。你们是哪里人啊？”
磕头男子的目光依然呆滞，一副游移不定的样子。在我连续追问了三次后，他的嘴唇才蠕动了一下，挤出了两个字：“河南！”然后就再也不理我了。
我想拍一张他们两人的照片。我掏出相机蹲在他们前方，刚要拍照，却被那男子瞥见了。他连忙停下来，推了一下身边的孩子，自己则背对着镜头，用一只手拦住自己的脸，另一只手赶忙开始收拾被子。
小男孩也站起来了。他长得很清秀，特活泼，一看就不像是生病了。我走过去，悄悄地问：“小朋友，告诉叔叔，他是不是你爸爸说了叔叔买东西给你吃。”
小男孩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收拾东西的胖中年男子，“吃吃”地笑着：“不是！”透出一副天真活泼的样子。
小男孩的话证实了我心中的猜测，因为从相貌看，他与那磕头男子差别很大。那么，那男子不是孩子的爸爸，两人又是什么关系呢？这疑团撞击着我，使我想弄个清楚。
我起身和那磕头男子搭话，可任凭我怎么问，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将被子卷起，塞进一个蛇皮袋子，然后牵着孩子朝一旁佳丽广场的方向走去。小男孩则不时调皮地回头冲我笑。
走了不远，两人在广场前的花坛边停住。这时，从另一个方向突然走过来一个同样背蛇皮袋子、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的偏瘦的中年男子。他们互相打着招呼，看起来很熟。小男孩和那小女孩也认识，两人互相打逗起来。
从装束和搭配看，很显然，那瘦中年男子和小女孩也是磕头讨钱的一套班子。两队人马在这里不期而遇。瘦中年男子不时向我这边张望，也许是那胖男子提醒他，注意后面有人在跟踪。
我索性走上前去，跟他们搭讪。我问那胖中年男子住在什么地方，他说住在汉口火车站。我还准备问，他忙对我摆了摆手说：“我知道你是记者。你不要问了，问了我也不会说的。”
任我怎么给他解释我不是记者，他就是不相信，紧闭着嘴巴。看样子刚才不该拿相机拍照，让他们产生了警觉。我只好沮丧地离开了。我看见，两个中年男子一直目送着我离去，才放心地各自散开。
2、“磕头者”的收入：一天能讨300元？
虽然没从胖中年男子口中“挖”出什么，但这类磕头式的乞丐已经激发起我想要探求他们奥秘的兴趣。近1年来，在武汉三镇，磕头式的乞丐日渐增多，乞讨的模式大致相同：一个拼命磕头的成年男子，旁边躺着一个小孩。直觉告诉我，这类群体的背后一定藏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在汉阳钟家村，我又遇到一个磕头乞讨的矮个中年男子，旁边一样躺着一个缩在被子里的小男孩。他的“收入”看起来远比曾在佳丽广场遇到的那个胖男子要好。我在他身边观察了有半个小时，发现这个磕头男子不时把瓷碗里的钱装进裤兜，一会儿裤兜便被撑得满满的。
突然，磕头男子站起身来，朝附近的人行天桥上走去，和天桥上另一个中年男子嘀咕了几句后，就径直向天桥的另一端走去。而那个中年男子则来到刚才矮个男子磕头乞讨的位置，伏下身双手拄地，使劲地磕起头来。
原来，他们是在“交接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