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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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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山会议之后,我看不到文件,变成“局外人”

    ,但许多感受和认识同大家是一样的。照常理说,大跃进饿死了那么多人,应该“回头是岸”了,“为人民服务”到哪里去了呢!

    (记得1950年,广西一个地区征了过头粮,饿死1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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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931

    省委一把手便被撤职。)

    七千人大会不认真总结,反而对刘少奇报告不满,让林彪保护过关。

    随即就阶级斗争步步升级。

    一边让人家煞费苦心搞调整,恢复正常经济生活;一边退居“二线”

    ,准备重整旗鼓。直到1966年,硬是一意孤行,发动“文化大革命”。于是,彻底换上一个能紧跟的新班子,更加不择手段,不顾常识,什么党纪国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不要了,换了一套开始还有点迷人的“反修防修”的“不断革命”

    的理论。

    如果把那十年的“语录”

    全部收集拢来,下述说法并不过分:大跃进是轻视社会主义阶段;“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阶段;否定十七年,是“政治大革命”

    ,“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的问题,在理论上,毛泽东没有弄清楚。结果,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

    喜欢读古书也是一个问题。毛曾经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

    ,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

    中国的古书有迷人的东西,也有有用的东西,但“古为今用”要非常小心。故居我去过,是满墙古籍,半榻旧书。中央开会时,他常引用古典,介绍古书,使人莫测高深,甘作俘虏。晚年“深挖洞”

    ,赞扬秦始皇,搞儒法斗争,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

    哲学思想讲辩证法归结为一个矛盾论,对立统一规律变为“一分为二”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这也是古书上来的)。于是创造出“共产党就是讲斗争的”

    ,要永远斗下去,一分为二永远不息的理论,将辩证法弄成形而上学。

    古书上有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一说,是不是对他也有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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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然,为什么开国之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干部和群众无日安宁,拿群众的话来说,是“共产党吃不得三天饱饭,又要折腾了”。

    毛泽东为什么发展到这种地步?应当怎样理解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

    一个人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性格气质,是互相影响,分不开的。毛也不能例外。

    “左”

    的思想也可以向早期追溯。

    毛早年接受过主观唯心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他对曾国藩、康、梁、孙、黄、陈独秀等都佩服过。当学生时,受唯心主义影响,精心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强调主观意志作用。从思想上总观毛的一生,后期的“左”倾错误的思想理论观点,不是突然形成的,有一个潜伏、发生、生长、发展,最后到登峰造极的过程。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方向完全正确,但“矫枉必须过正”

    ,反对洋学堂,支持和赞扬(与承认不同)

    农民群众的过火和落后行为,以及“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收入《毛选》时修改了)

    ,等等,不能不说有某些“左”的思想。

    (20年代农民对地主的过火行为,成为60年代红卫兵对革命干部的“革命行动”的合法根据,真是历史的悲剧。)十年内战时,敌人太强大,毛很能实事求是。但延安的整风发展到“抢救运动”

    ,完全是“左”倾过火,却没有从思想上认真总结,让康生滑了过去,使这个阴谋家得以隐藏下来,拼命迎合,窃据高位。开国之后,基本上一直轻敌(不是指“三座大山”

    ,而是指轻忽农民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

    ,又急于求成地搞社会主义,因而不能不经常犯“左”。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左”倾思想,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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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141

    是早年的“返祖现象”。

    从工作作风、方法上分析,毛一向迷信群众运动,从延安“抢救运动”

    ,一直运动到“文化大革命”。

    (李代耕插话: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是两回事,《决议》应将这个问题讲清楚,今后再不要“运动”群众了。)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

    ,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连王实味也不是。开国以后的运动,似乎是接受了教训,但也总要搞个5%,几亿人口的大国,右派就五六十万。

    大炼钢铁,900万人上山,树木砍光,至今还难恢复。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又在党内党外、全国遍地几万几十万地整特务。

    这种搞运动的方法,怎能不“左”?怎能不破坏国家经济,毁灭人才?言之令人痛心。

    越来越迷信自己,安于搞个人崇拜(奉承迎合者之流也有责任)

    ,听不得批评。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

    ,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领导一元化发展到“大权独揽”

    ,这就从制度上形成个人独断专行了。开国之前,事实上毛确实一贯正确,但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中,也还有一部分其他中央同志的功绩,不能全归功于己。至于后27年中的错误,不能说他自己没有察觉,但完全听不得批评。

    1958年,田家英跟我谈过,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指江青之流)

    ;二、听不得批评;三、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田在主席身边十多年,这种听不得批评的感触极深。如果说,毛一直到去世前还认为十年浩劫是三七开,这只能说,或者是仍然迷信自己基本正确;或者是唯恐有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一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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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自己保到底。

    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在毛晚年达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

    此种例子很多。发动“文化大革命”

    ,从搞《海瑞罢官》起,就是背着政治局和书记处搞突然袭击。

    从客观上分析,前28年,由于敌人强大,有三座大山,还有共产国际、斯大林,这是客观的存在,也是巨大的制约,因此,毛始终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开始,才言决战。开国之后,经抗美援朝,认为美帝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认为斯大林也不过如此;1957年到莫斯科开会,对赫鲁晓夫当然不在话下;在党内是“鹤立鸡群”

    ;至于民主党派,更不在话下;群众闹事,没什么可怕总之,失去了一切制约,必然难免信口开河,随心所欲。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当然决没有准备搞十年,也许只准备搞“水也可以覆舟”

    ,直到武斗之后不好收拾,才搞两派联合、工宣队、部队支左等等办法。但这种制约也没有起作用,最后还说“七八年要来一次”。

    毛泽东后27年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大错误说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后成为一个一意孤行的独断专行者。

    这个历史悲剧,《决议》应当很好地总结,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引以为鉴。一个革命政党,必须有办法对党的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否则,领袖一犯错误,就会成为全局性的错误。这是我们这一代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决议》当然不能像我上面讲的这样来写。不过,为什么一个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人,最后竟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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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341

    个问题应当从思想到作风等方面说清楚,能有一个粗略的交代也好。

    这个《决议》确实难写,写成这个样子已很不容易;经过大家讨论,相信会写得更好。

    《决议》必将进一步解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更有利于四化的实现,从而使我们的党成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党。可是,没有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的提高,我们就还有可能犯类似的错误。

    二A

    关于庐山会议我有一个记录本,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

    可以谈得比较清楚一些。

    庐山会议之前

    庐山会议前有一系列会议,除郑州会议外,我都参加了。

    先简要介绍一下几次会议。

    南宁会议反反冒进,大家都知道。

    陈云没有参加这次会。

    这次会前,柯庆施曾在毛面前攻击过陈云。我是为三峡问题去南宁的,会议已近尾声。

    毛泽东多年来听了林一山的意见,

    1980年10月30日在小组讨论会上,应大家的要求,概述1959年庐山会议A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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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想上三峡(因此写了“高峡出平湖”词)。会上他听说李锐是反对派,于是把我们两个人都找去。我到的时候,大家为我捏把汗。可是,听到我们两人当场的说明,又各写一篇长文之后,便采纳了我的意见。由此可见,只要言之有理,个别问题他还是听得进意见的。就在这次会上决定水利、电力两部合并,要我做他的兼职秘书。

    接着3月成都会议,参加会议的各部门和各省市,都写了如何大跃进的报告,通过了30多个决议。

    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成都街上有群众锣鼓声大跃进已经开始。会中我去汇报过一次小组会情况(乔木在座)。我进去时,毛指着我说,“这也是一个不知世事的人”。我反映了对柯庆施、陶铸两人的发言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

    ,我颇不以为然。毛说,“他们是有所指而言的”。我还反映了少奇发言时的感想:“跟主席比,我们差一大截”

    ,所谓“不知世事”。

    乔木告我,毛对国务院的工作不满意,说“几十个部,不知都干些什么”

    (后来提出“以钢为纲”带动全局)。回到北京后,毛找我谈过两次。主要谈粮产如何倍增的问题。有次先同谭震林谈淮北如何水利化,批评了水利部领导。

    4月广州会议,各主要工业部参加了,地方同志很少。

    讨论15年超英国时,第一个汇报的是地质部刘景范,还没听十分钟,毛听不进去,中止了刘的发言。大家颇紧张。

    6月间,有天找我到游泳池谈话,讲到钢要翻一番。

    第二天碰到王鹤寿,告知此事,他很感突然。

    6月底,各大区开计划会,定1959年指标。各主要工业部和富春在上海帮助订华东计划,我代表水电部参加。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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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541

    1959年要生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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