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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也确实是自取其辱，前线的士兵们早就领教过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和平问题上玩手段的把戏，不会再相信他们的鬼话。更何况导师大人也不是吃素的，一看这帮货又准备耍手段，企图再搞画饼充饥的把戏，立刻就来了一招釜底抽薪！
十一月八日，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向协约国集团大使发出照会，提议立刻在各条战线进行停战谈判，缔结公正的民主合约。同时向杜鹤宁发出了命令，要求他接到本通知之后，立刻向敌国军队指挥机构提议，立刻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开展和平谈判。
这一招一使出来，就戳破了杜鹤宁的谎言，让他两头为难，不接受这个命令，那么他假和平真反动的嘴脸就完全暴露，到时候自然没有士兵会鸟他；但是，如果接受……好吧，这么说吧，他怎么可能接受？
所以对于这个命令，杜鹤宁直接是置若罔闻，准备保持沉默回避面对。但他这点小九九早就被导师大人看穿了，你以为避而不答就可以蒙混过关？图样图森破啊！
当日夜间，列宁直接接通了大本营，要求与杜鹤宁直接进行对话，一直等到了第二天早上凌晨四点，杜鹤宁始终以各种借口拒绝通话，这时候导师大人直接就不客气了，他命令杜鹤宁必须立刻回话，要求他立刻着手进行关于停战协定的谈判。这时候避无可避的杜鹤宁只能选择了拒绝。
列宁等的就是杜鹤宁的拒绝，当场，他就宣布撤销杜鹤宁的职务，并立刻向前线通报这一消息，号召广大士兵站出来粉碎大本营的反革命阴谋，并于当天任命了新的最高总司令——布尔什维克军官克雷连科准尉（吐槽一句，这个军衔也忒低了）。
11月10日，克雷连科由一队赤卫队和水兵护送，登上了开往前线的专列。当天晚间，他抵达了普斯科夫，立刻要求北方战线司令官契列米索夫前来会谈，后者拒绝前往，当即被撤销了职务。12日，克雷连科抵达德文斯克，第五集团军司令同样拒绝谒见，同样被撤职。
这种情况下，面对着步步逼近的克雷连科，杜鹤宁似乎还保持着乐观情绪，对外声称：“我不管当不当最高司令，都要始终反对暴徒，一直到全国公认的政权诞生为止！”
鉴于杜鹤宁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对抗革命，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宣布他为人民公敌。为了彻底的消灭杜鹤宁，人民委员会在第三集团军所在地波洛茨克组建了一支部队，准备进攻大本营所在地莫吉廖夫。
当大本营的头头脑脑们听说将有一只军队来攻打他们的时候，这群没种的货色顿时慌了手脚，立刻开始收拾细软跑路。而原本宣誓将誓死保卫大本营的哥萨克也又一次的临阵反水，表示自己将保持中立。
顿时，场面一片混乱，出逃的达官贵人和闻讯而来的愤怒士兵迎头对撞，双方大打出手……在一片喧嚣当中，自知已经完蛋的杜鹤宁表现出了最后的歇斯底里，将囚禁在大本营的重要政治犯——包括科尔尼洛夫、邓尼金全部放出了大牢。混乱当中，这一对难兄难弟极其狼狈的从暴怒的士兵当中侥幸逃生。
不过，始作俑者杜鹤宁就没有这么走运了，这位兄台目标太明显，跑路的时候还没忘记坐专列，结果半道上就被暴起的士兵拦截下来，激愤的士兵一股又一股的向车厢内涌去，冲破了杜鹤宁卫队的阻拦，将这位自命不凡的最高总司令拖出了车厢，然后活活打死。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的11月12日，喧嚣一时的前线大本营也宣告失守，在俄国，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布尔什维克前进的步伐。也就是在这种一片大好的形势下，包括导师大人在内，不管是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还是斯大林，都有一点得意和松懈了。
而现在，乌利茨基的突然遇刺，无疑是一曲最好的警钟，这让列宁他们的神经重新紧绷起来：“立刻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乌利茨基同志的遇刺，预示着敌人新的反扑正在开始，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阵以待！”（未完待续。）
111山头之争（上）
这个时候列宁突然宣布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难道这是要大地震的节奏。毕竟乌利茨基遇刺的事根本就瞒不住，如今更是闹得满城风雨，无论如何对于政治局委员遇刺，中央必须要有所反应，不然政治局和中央的脸面何在，怎么的也得给乌利茨基一个交代吧？
至于能给出什么样的交代，这引起了党内的头头脑脑们展开了大讨论。有的说，这种恶性事件，一定是以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为首的反革命势力在作梗，中央应该重拳出击，狠狠的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
当然，也有人说，这是反革命份子在搞事不假，但是莫斯科党委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控制莫斯科的局势，才导致了反革命份子活动猖獗。所以，莫斯科党委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必须要赔礼道歉，必须要给乌利茨基同志一个交代。
其实，一眼就能看出，这两种意见代表着谁的利益——前者，基本可以确认是导师大人的嫡系，自然要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反革命份子。
而后者，一部分是托洛茨基的托派，另一部分则是在前一段斗争中被击溃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残余势力。这一段时间，他们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导师大人的重点关照，要说没有怨气，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如今好不容易逮住了机会，肯定是拼命的要给导师大人上眼药。
前一段退出了中央委员会的李可夫，破天荒的就出现在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在导师大人简单的叙述了乌利茨基遇袭的经过之后，他首先抢着发言了：
“我个人认为，在没有抓住凶手的情况下，简单片面的认为刺杀就是由反革命份子所主导的，这是不负责任的。没有任何证据，怎么能够下这样的结论？我认为只有经过认真细致的侦察，找到了凶手，找了证据，再下结论不迟！”
表面上看，李可夫的话似乎是有道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如今侦破工作刚刚开始，什么线索和证据都没有的情况下，就下一个结论，将罪责推给反革命份子，似乎……似乎这太草率了？
哈哈，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么很可惜，这充分说明你就不合适从政。用一句不太客气的话形容，那就是很傻很天真。政治只服从于利益，不服从于神马真相，绝大多数时候，真相都是根本不重要的，只取决于当政的人需要什么样的真相而已。
就比如这件刺杀案，不管真相如何，它只能也必须是反革命份子所为，不允许有第二种可能。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不能探究这个真相，如果证明不是反革命份子所为，那结果就只能指向党内的斗争。这将引起一场十二级台风。导师大人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他老人家只能，也必须营造出一种和谐的氛围，必须让基层党员觉得全党上下团结一致，前途一片光明，否则，他就是脑残。
而这个时候，李可夫说了这么一番貌似持中的话，但实际上真是其心可诛！虽然他没有下任何结论，也没有说乌利茨基的遇刺就是党内血淋淋的内部斗争，貌似很公允的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但实际上，这货就是不安好心，就是要引爆矛盾，不客气的说，他有挑唆托洛茨基和列宁真人PK的嫌疑。说不准，就打算乘着老托和导师大人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来一个浑水摸鱼。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很明显的，像他这种加、季残党如今在党内的活动空间可是不大，如果导师大人和托洛茨基一片和谐，分分钟他们就会被收拾干净。所以他必然的，要当这根搅屎棍。
而且李可夫做得相当的巧妙，开了一炮之后，他也不多说话，直接就坐下了，老实得跟鹌鹑一样。但台上的斯维尔德洛夫已经恨得牙痒痒了。
为什么小斯恨得慌呢？
道理很简单，按照一种很简单的推论，乌利茨基遇刺，最被动的就是莫斯科党委和李晓峰，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事情的源头都在他们那里，如果他们不折腾立宪民主党，自然乌利茨基也就不需要去莫斯科，他不去莫斯科也就没有这么些破事。
这还只是一般人的想法，换成那心里黑暗喜欢揣摩阴谋论的家伙，指不定就以为，对乌利茨基下手的就是穆拉洛夫和李晓峰。很明显嘛，搞掉了一个政治局委员，得益最大的就是小斯和导师大人，说不定他们就是串通好了的。
不管是按照前一种简单直接的想法推论，还是按照后面的阴谋论推论，似乎应该为此事负责，应该背黑锅的都是莫斯科党委和李晓峰。不就是要给托洛茨基和乌利茨基一个交代吗？削那两个货就行了！
按照这两种意见，导师大人直接弃卒保帅就可以了。但列宁真这么做了，损失最大的就是斯维尔德洛夫，他好容易才将莫斯科党委抓在手里，还没捂热乎，莫名其妙的就前功尽弃，还搭进去一个重要的战友李晓峰，这种亏他愿意吃？
更何况，小斯很清楚，乌利茨基遇刺跟穆拉洛夫和李晓峰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那个白痴只是恰逢其会的挨了枪子儿而已。这尼玛简直就是无妄之灾啊！
所以斯维尔德洛夫必然要出言反驳李可夫，让他的无法搅混水：“我不同意李可夫同志的意见，什么叫没有经过细致的调查，就不能随便下结论。你是不是意有所指？我就不明白了，如今仇恨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是相当明显的，这些反革命份子前一天晚上他们才袭击了工兵代表苏维埃，造成了极大的伤亡，第二天紧接着又刺杀乌利茨基同志，你敢说这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如果不是这些反革命份子所为，请你告诉我，你怀疑是谁做的？！”
李可夫原本的打算，就是点着火就闪人的，可他没料到，斯维尔德洛夫这么快就找上了他，还很直接的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你认为不是反革命份子所为，那是谁做的，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皮球又被踢了回来，但李可夫真心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因为他没有答案，也没法回答，不管怎么回答都是错的！
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回答道：“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我只是认为侦察工作还没有开展，急着下结论是不负责任的！”
“那怎么样才是负责任！”斯维尔德洛夫却是步步紧逼，“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仇恨我党，能使出这种卑鄙手段的，只有可能是党外的那些反革命份子，除了他们还有谁有嫌疑？更何况他们已经在莫斯科制造了一连串的暴力袭击……我就想问你，除了他们还会有谁会这么干？”
李可夫哑口无言了，除非他豁出去，直接说穆拉洛夫和李晓峰有嫌疑，不过真这么说了，那就不是扇阴风点鬼火，而是抱着炸药包充当人肉炸弹了。他想要做的是激化托洛茨基和列宁的矛盾，是想让大导师和二导师开打，而不是牺牲自己成就别人，他还没有那么伟大。
斯维尔德洛夫将李可夫堵得哑口无言之后，重重的一挥手，掷地有声的说道：“在不久之前，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同志就一而再的警告中央，在莫斯科活动着一大批反革命份子，他们正在积极的策划一连窜的针对我党的阴谋，并提出建议：必须立刻着手打击他们的气焰。而当时，中央的一部分同志还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