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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复杂和矛盾的俄国生活。列宾是一个艺术家，但他在思想上是与解放运动紧密相连的，他的许多作品直接表现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反映了它的力量和弱点。草稿《押送·在泥泞的道路上》描绘了被押送中的革命者形象。《宣传员被捕》一画赋予宣传员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同时也表现了这位还没有被人民所理解的革命者的孤立感，生动而又形象地表现了革命民粹派的牺牲精神和悲剧命运。《拒绝忏悔》揭示了一个面临死亡毫不畏惧、对自己的事业抱有坚定信心的革命者的性格。黑暗的牢房与被一束光线照亮的死囚在画面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作品具有非常动人的艺术效果。《不期而至》则描绘了流放归来的革命者与亲人相会的场面，入微地刻划了人物复杂的心理感受。以如此深刻的现实主义艺术再现革命运动，在俄国乃至世界绘画中部是鲜见的。在列宾历史题材的油画中最为著名的是《索菲娅公主》、《伊凡雷帝和他的儿子》、《扎波罗日人写信给苏丹》。他还绘有深刻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肖像画《祭司长》、《穆索尔斯基》、《斯特列别托娃》以及许多素描和水彩画。列宾作品的思想性、人民性和卓越技巧使俄罗斯绘画艺术发展了一大步。
巡回展览画派是改革后俄国绘画艺术的主流。巡回派画家们多视角、多层次、多色彩地描绘了改革前后的俄罗斯生活，他们的创作活动受到许多进步人士的支持和赞助。俄国北方铁路的建造者马蒙托夫把自己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座房子提供给巡回派画家作为聚会和工作的场所。莫斯科富商特列季亚科夫经常购买画家们的作品，并建起了一个收藏颇丰的俄罗斯绘画陈列馆，这就是日后苏联最大的美术博物馆——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前身。
雕塑
马·马·安托科尔斯基（1843—1902），是一位与巡回派画家关系十分密切的雕塑家。早在美术学院求学期间，他就同克拉姆斯科伊、斯达索夫、列宾等人接近，拥护民主主义的美学观点，并在创作活动的初期就摆脱了美术学院通常采用的宗教、神话题材的束缚，从民间生活和普通人中寻找创作的源泉。后来，他的兴趣转向历史题材，在1871 年完成了《伊凡雷帝》。这座雕像的构思独具匠心：伊凡雷帝身着普通僧衣，陷于沉思之中。作品在当年的巡回展览协会举办的展览上展出后，受到屠格涅夫、斯达索夫等人的高度评价，美术学院也因此而授予他院士称号。1872 年，他又创作了大型雕像《彼得大帝》。这件作品既表现了这位伟人的坚强性格、远见卓识和旺盛精力，也揭示了他作为专制君主的特征。随后所作的《编年史家涅斯托尔》、《叶尔马克》等也都是他有代表性的作品。
由于患有严重的慢性病，安托科尔斯基在70—80 年代有很长时间居住在罗马和巴黎。在那里，他创作了一些以道德哲学为主题的雕塑，其中以1874年的《基督降临人间》较为有名。作者力求把这一宗教题材作为表现社会伦理的手段，把基督塑造成一个争取公正、真理、仁爱和自由的形象。但总的来说，当他脱离他那无可比拟的俄国历史题材创作时，就削弱了自己独特而又深刻的艺术表现力，如《苏格拉底之死》、《斯宾诺莎》等作品未免失之于空泛和一般化，与安托科尔斯基同时代的主要雕塑家还有阿·米·奥佩库申（1838 一1923），他以创作纪念碑而闻名，其中最受赞扬的是作于1880年的莫斯科的普希金纪念碑。
六、科学和教育
社会科学
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经济问题，刺激了俄国社会科学的进步。“在纯粹理论领域里也出现过一种批判思想和奋不顾身的探讨，这是无愧于产生过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族的。”以恩·弗列罗夫斯基的笔名闻名于世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别尔维（1829—1918），是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70—80 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别尔维从小就在父亲——喀山大学的生理学教授——的藏书室中贪婪地汲取自由思想，1849年从喀山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司法部任职。由于他力图用自己在法律、经济和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来减轻被压迫者的困境，司法大臣曾取消了他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1861—1862年间，他先后两次为警察镇压示威学生和政府逮捕特维尔自由派贵族而上书沙皇，要求停止这种独裁和压迫行为。从此，别尔维遭到了接连不断的厄运。他先被关进疯人院，在被医生确认为是精神健全的人后，从1862 年3 月开始，直到1890 年为止，他多次被捕，多次被流放。但无论把他驱逐到哪里，他都随时随地在人民中间进行反抗剥削和压迫的宣传，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
别尔维的兴趣极为广泛，在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文学和政论方面都很有成就，著有50 余种关于社会政治、哲学、尤其是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和许多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1869 年出版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和1871 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入门》这两部巨著，使别尔维成为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尤其是《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别尔维在研究了无数统计资料并进行多年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对社会思潮发生了直接的、巨大的作用，其影响不亚于拉甫罗夫的名著《历史信札》。
署名恩·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在俄国知识界和文化界获得广泛的好评。当时，在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还处于普遍落后的情况下，俄国的经济思想也还是十分幼嫩的。而弗列罗夫斯基全面地研究了俄国的经济状况，描述了工人和农民的贫困和无权状况以及剥削阶级的种种专横行为，对改革后的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并令人信服地指出，造成劳动群众贫困的根源是农奴制残余和高额赋税，是社会制度。
《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在国外学术界也引起了重视。马克思在1869年末见到这本书后，认为它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并为了了解它而从1870年初开始自学俄语。1870 年2 月，马克思向恩格斯谈了他对这本书的初步印象：“这是第一部说出俄国经济状况真相的著作。……可以看出，这个人曾亲自到各地作过旅行和观察。对地主、资本家和官吏有烈火般的仇恨。没有社会主义学说，没有土地神秘主义（尽管赞成公社所有制形式），没有虚无主义极端。有时也有些善意的空谈，但这是适合于这一著作的那些人的发展水平的。无论如何，这是继你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著作问世以后的最重要的一本书。”3月下旬，马克思在给第一国际在日内瓦的俄国支部成员的信中又一次提到：“几个月前，我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一部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这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发现。在大陆上甚至被一些所谓革命家散布的俄国乐观主义，在这部著作里被无情地揭露了。如果我说，从纯粹的理论观点来看，这部著作在某些地方还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那也不会降低它的价值。这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勤劳无畏的劳动者、公正的批评家、大艺术家、而首先是一个愤恨形形色色的压迫、憎恶各种各样的民族颂歌、热情地分担生产者阶级的一切痛苦和希望的人的作品。弗列罗夫斯基的以及你们的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俄国争得了真正的荣誉，而且证明你们的国家也开始参加到我们这一世纪的共同运动中来了。”
作为研究60 年代俄国经济的初步尝试，弗列罗夫斯基这本书存在着理论方面的幼稚性和盲目性。作者把工人、农民、家庭手工业者、手工业者等所有体力劳动者都归入“工人阶级”之列，并把工业生产作为农业的附属物来考察。他认为建立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合伙关系是摆脱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的出路，这种观点显然是受了蒲鲁东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村社土地所有制是最好的土地制度形式，而资本主义妨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归因于某些人的愿望和行为缺乏理性，而抛弃这些“不良现象”首先要由剥削者自己放弃对财富和奢侈的追求，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完成社会的改造。尽管有这些不足，弗列罗夫斯基的这部著作仍是俄国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经典性作品。
马·马·科瓦列夫斯基（1851 一1916），也是一个涉猎面很广的学者，既是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也是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他在学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对公社问题的研究。在1879年出版的《公社土地所有制瓦解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这部著作中，科瓦列夫斯基提出了—些富有创见的观点。他认为财产分配是和阶级关系密切联系的；与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不同，他坚决站在承认母系氏族的立场上，并对此作了大量考证；在分析从母系氏族过渡到宗法制的问题时，他对村社和宗法公社（又称“大家庭”）这两种公社形式作了严格的科学限定。科瓦列夫斯基的这部著作是对人类学的贡献，马克思在读这本书时写了摘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多次提到了作者的功绩。科瓦列夫斯基的政治观点是自由主义的。1872—1878年旅欧期间，他结识了马克思，但对马克思的思想持冷淡态度。1887年，由于进步的思想方法和言论，他被解除了莫斯科大学教授的职务，此后长期定居法国，并在欧美许多大学先后执教。他用法文和英文写成了不少著作和论文，其中最主要的是《现代民主政治起源之研究》和《欧洲经济史》。前一部著作探讨了关于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学说和平民主权的发展过程，认为不可让与的个人自由的概念起源于英国，平等派的——些作品对于其形成起子重要作用。后一部著作侧重于土地史，他在其中表达了这样一种社会学观点：在经济的发展中，人口密度的增加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却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是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同步的。这一观点使他实际上成为人口统计学派的先驱。
科瓦列夫斯基还著有《古日耳曼的马尔克公社》、《中古晚期的英国社会制度》等史学著作。
这一时期，俄国资产阶级史学继续发展。许多学者大量发掘和整理文献资料，研究俄国古代土地公社制度和社会经济史，力图探索俄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和道路。在这方面，除了在改革前就已开始活动的齐切林、索洛维约夫等人之外，改革后涌现的史学界新人中最杰出的是瓦·奥·克留切夫斯基（1841一1911）。到80 年代后期，他已出版了许多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外国人关于莫斯科公园的传说》、《古罗斯的领主杜马》、《俄国农奴制的起源》（3 卷），并已着手5卷本的《俄国史教程》的写作。他的作品的特点是运用了大量新史料，语言生动而又形象，既有精到的分析，又有清晰的综合。在历史观念方面，他既受到齐切林、索洛维约夫国家学派的某些影响，又吸收了经济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等社会学的观点。他认为，对历史进行总的阶段划分并加以解释是重要的；人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