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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就是在俄国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的。如果说普列汉诺夫等第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经过痛苦的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的，那么90 年代为进步青年选择科学的世界观、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俄国已不可逆转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的力量加强并开始了自己的斗争，国内已有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在积极活动。列宁先是研究了俄国进步思想家的著作，继而又开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对俄国和欧洲先进思想的深刻了解和对解放运动实践的分析总结，以及实际地参与革命活动，使他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到90 年代中期，年轻的列宁已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崭露头角。
当时，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内部，修正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的倾向加强了。伯恩施坦分子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论证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在俄国，也相继出现了“特殊的修正主义的俄国变种”——自由主义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等思潮。工人运动究竟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道路，这个问题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俄国都同样迫切地有待解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揭露修正主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列宁在同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解决了俄国和世界革命运动中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修正主义排除革命的方法，否定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认为通过和平的、议会的途径就能达到社会主义。90 年代中期，列宁在研究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时，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剧烈变化也予以密切的注意。他指出，资本主义正在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阶级对抗的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发展的“和平时期”将被革命风暴时期所代替。他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视为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重心，认为否认这一点就意味着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归结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工人阶级但愿能和平地取得政权，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能放弃使用革命手段。
当时盛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构成人民群众的大多数时，它才能取得革命领导权，因此，在民主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只能是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则还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列宁基于对俄国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分析，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远较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为大”，无产阶级是劳动人民唯一的、天然的代表，在俄国民主革命中，它将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这个观点是与普列汉诺夫的认识明显不同的。普列汉诺夫确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同西欧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命运是一样的，领导进步社会运动的只能是资产阶级。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列宁是背向着自由派，而普列汉诺夫是面向着自由派的。列宁还得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的双重地位和双重作用的结论，“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徭役经济的许多残余和农奴制的许多残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说明了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或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阶级结构的内在矛盾，它的小资产阶级性，以及它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阶级倾向的对抗性。”②这个结论为无产阶级处理与农民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民主革命中，农民的革命性使无产阶级能够与之结成联盟；无产阶级政党要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纲领中空想和反动的方面，但支持其中一般民主的条款并实行这些条款。这些思想不但对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俄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丰富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机会主义倾向明显加强，他们把合法的议会斗争形式绝对化，背离了革命的传统。伯恩施坦声称，社会民主党应当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党”。列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俄国解放斗争及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关于建立战斗的、集中的、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他注意到了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弱点，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社会革命的党、革命行动的党，这样一个党的主要任务就是“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在阐述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时，列宁批判了民粹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以及经济派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通过自发的发展来实现的观点，在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已开始形成的条件下，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因素第一位的原理时，着重论证了主观因素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和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 世纪90 年代是列宁主义诞生的时期。列宁在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在研究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工人运动迫切问题时所形成的一系列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使它更紧密地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同时也使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从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出现到列宁主义的诞生，俄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这是由俄罗斯的优秀文化传统与马克思的学说融合而成的俄罗斯文化中的新成分。18 世纪末以来，俄罗斯的先进分子不断探索自由和解放之路，尤其是在19 世纪40—90 年代这半个世纪中，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压迫之下的俄国进步思想界，“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新发明’。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勇气魄、难于置信的努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检查成败原因，参照欧洲经验，终于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从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到赫尔岑、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到革命民粹派的学说和牺牲精神，这些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深刻的内部联系。
二、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
冲突：立宪与专制
在世纪之交，俄国社会经济的新发展使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这首先表现为俄国自由主义的激进化。
1899年，一些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活动家组织了一个名叫“聚谈”的团体。这个组织起先完全是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的，但不久就成为自由主义活动家聚会的形式。“聚谈”没有明确的纲领，参加这一组织的条件是忠于地方自治原则并以实际活动为这一原则服务，因此，其中既有激进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也有希望从官僚化的扭曲中重建自由主义君主制的斯拉夫派自由主义者。“聚谈”通过编辑出版一系列有关农业、地方自治和外国宪法方面的著作，扩大了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所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
进入20世纪后，群众性的革命运动重新兴起。沙皇政府在加紧镇压措施的同时，在工业城市中大力推行“警察社会主义”，即由警察局的暗探组织和控制工人社团，宣扬经济主义，以引导工人运动脱离政治斗争而沿着于制度无害的方向发展。政府把自由主义视为比革命运动更为危险的力量，认为它将从内部瓦解专制制度，因而采取措施削弱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禁止它们议论政府的政策，取缔了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就已成立的自由经济学会，流放任何敢于提起宪法的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终于发出了“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1901 年6月，在非法举行的地方自治活动家代表会议上，有人高声叫道：“地方自治局的人们终于不得不讲话了，不然就永远不能讲了。”1902 年初，出现了一封由一些老地方自治人士写给各省地方自治活动家的公开信。这封信历数俄国、俄国人民及俄国自治制度的艰难处境，强烈谴责官僚政权的毫无理性和肆意横行，呼吁地方自治活动家采取坚决行动。这封公开信不仅是声讨专制主义的檄文，也是表达自由主义新纲领的宣言。信中指出：“我们的毫无作为和继续驯服……不仅等于是一种自杀行为。而且是对祖国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并声称：“我们是俄国的公民，况且又是‘上层’人物，我们必须保卫俄国人民的权利，对于力图镇压人民生活中的些微自由和主动精神的表现、力图把所有俄国人民变成驯服的奴隶的专制官僚必须给以应有的回击。我们是地方自治派，我们特别有责任保卫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使它不受官僚的任意欺侮和压迫，保卫地方自治机关进行独立活动、广泛满足各个人民阶层需要的权利。我们不能再像一个犯了过失的小学生那样缄默不言了。”公开信还就扩大地方自治机关的职权范围、实现公民平等权利、使出版享有更多自由以及修改税制和治安法律等问题提出了要求。它最后号召地方自治活动家做“勇敢而刚毅的人”，“团结一致地、公开地、断然地提出我们的正义要求”，迫使官僚政府让步。
沙皇政府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903 年11 月，多尔戈鲁科夫兄弟和沙霍夫斯科伊等人创建了“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这个非法政治组织的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宪制。而“解放同盟”的诞生则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
解放同盟的形成过程是从创办《解放》杂志开始的。大概是在1901年，一个由彼特隆凯维奇、维尔纳茨基、沙霍夫斯科伊等人组成的莫斯科自由主义小组产生了到国外去办报纸或刊物的想法。1902 年上半年，他们派人带着“被必须争取立宪的思想所激励的人”捐赠的10 万卢布到斯图加特，请流亡在那里的司徒卢威创办《解放》杂志。
1902年7月1 日出版了第一期《解放》杂志。杂志马上成为一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左翼活动家的中心。1903 年秋天，《解放》杂志在瑞士召开了一次撰稿人和资助人会议，标志着解放同盟的形成。1904年1 月，同盟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解放同盟是自由主义激进一翼的政治组织，但没有严密的机构。解放派深信，实行立宪制度是俄国唯一的出路，应该以全部力量向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