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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人第四名，又进京会试，并找玉堂春，但已人去楼空，原来玉堂春已被卖给山西商人沈洪。王公子心灰意懒，不愿应试，在朋友的相劝下，乃进考场，中了进士。再说沈洪之妻皮氏，与赵昂私通，见沈洪带玉堂春回家，便串通王婆买了砒霜，想把他俩毒死。结果，只毒死沈洪。皮氏便诬陷玉堂春，知县得了赵昂贿赂，把玉堂春屈打成招，下在狱中。正巧王公子调任山西巡抚，私行探明了玉堂春的案情，平反昭雪，惩处了皮氏、赵昂、王婆和知县，最后与玉堂春团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品的情节极尽曲折变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闪转腾挪，扣人心弦，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的情节也引人入胜。又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也大量运用巧合，使情节变化多姿，富有魅力。
“三言二拍”用当时的通俗白话进行创作，语言通俗易懂，幽默风趣。
无论在叙事描写还是抒情写景方面，都有独特的风格和强烈的表现力。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这样刻画吝啬鬼张员外：“这员外有件毛病，要去那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这员外平日发下四条大愿：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是个一文不使的真苦人。他还地上拾得一文钱，把来磨做镜儿，捍做罄儿，掐做锯儿，叫声‘我儿’，做个嘴儿，放入箧儿。人见他一文不使，起他一个异名，唤做‘禁魂’张员外。”
这样的意趣精神，是文言小说不可能有的，而类似的例子，在“三言二拍”中却俯拾即是。
糟粕与精华并存当然，作为三百六十多年前创作、编定的作品，肯定有许多内容与今天格格不入。比如有些作品树立所谓忠孝节义的典范，美化矫情钓誉的士人，有的要求遭受污辱的妇女殉节，今天看来都是相当陈腐的。即使一些较好的作品，今天看来，也往往精芜杂陈，如不少涉及两性关系的作品，一方面表现出大胆的反封建战斗性，另方面也有不少俗滥的两性描写。即使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这样的优秀之作也不能避免。至于当时流行的一些庸俗观念如听天由命、轮回报应之说也影响了不少作品。
作为我国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三言二拍”在当时影响很大，深受一般读者喜爱。但由于“三言二拍”总共200 篇，数量太多，难以全读，并且其中的作品未必事事皆奇，于是，明末清初的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中精选40篇，编成《今古奇观》，风行一时，这个集子选择精当，篇目适中，很适合一般读者阅读。
“三言二拍”不只掀起了白话小说的创作热潮，也为其它艺术形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在“三言”之后，改编的十五贯的戏剧层出不穷，如《十五贯传奇》、《秦腔十五贯》、《京剧十五贯》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改编成昆剧《十五贯》，成为戏曲革新的代表剧目；《玉堂春落难逢夫》被改编成京剧后，成为保留剧目之一，许多片断至今仍上演不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被改编为电影，曾经轰动一时。
28 花妖狐魅情系人世——《聊斋志异》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杰出代表，其中的许多花妖狐魅，有浓厚的人情味，几乎家喻户晓。
孤愤人写孤愤书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清初人。
1640年生于山东省淄川县蒲家庄。蒲家为书宦世家，明末以来，即“科甲相继”。
虽不太显贵，也可称一乡望族。但到蒲松龄的父亲，家势已衰。蒲松龄少年就表现出卓越的才华，19岁时应童子试，在县、府、道三试中连得三个第一，深得学使施闰章（也是当时著名诗人）的赏识，称他“运笔成风”，一时名声大噪。这使年轻的蒲松龄踌蹰满志，他满以为可以由此顺利进入仕途。为了专心准备举业，他曾隐居于山中寺庙苦读，在朋友家住读。但功夫偏负苦心人，此后他参加乡试，次次落榜，直到71岁才援例出贡；五年以后，他就去世了。
在生活上，蒲松龄一生穷困潦倒。他19岁结婚。不久，便因家庭不合而分家，蒲松龄只分得20亩地，五斗荞麦，三斗小米，还有三间老屋。房子墙壁倒塌，门窗不全，透风漏雨，薄产不能自给。随着孩子的一个个出世，生活越来越困难。
他不得不靠“舌耕”（教书）度日。从二十来岁起，他开始在家乡附近的缙绅、官吏家设帐教书，他边教书，边习举业，边创作，直到71岁才撤帐回家。
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穷困潦倒，使蒲松龄产生了无可摆脱的落魄感、屈辱感和自卑感。也使他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社会的黑暗有了一定的认识。于是，他把自己的一腔孤愤寄托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
蒲松龄二十来岁开始创作《聊斋志异》，到40岁初步完成，并撰《自志》，而后又不断增补，直到晚年才最终完成定稿。《聊斋志异》的素材来源非常多，有的是改编旧作，有的是记录亲身经历，也有的是作者的想象虚构，更多的恐怕是采自民间传闻，加工改造而成的。正如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所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
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有人甚至说，蒲松龄为了创作《聊斋志异》，在路边摆上烟茶，见人路过，便强留人家讲故事，回家便记录下来。其说虽不可信，却从某个侧面说明《聊斋志异》的素材来源于民间。
“聊斋”是蒲松龄的书房名：“志异”，就是记载奇闻异事。《聊斋志异》属志怪小说。我国古人相信巫鬼，志怪小说有悠久的传统。从魏晋到明代，数不胜数。鲁迅曾说，《太平广记》所收的各类志怪小说可以让人看得厌而又厌。这些作品大都止于搜奇记异，为志怪而志怪，没有更深的含意；而《聊斋志异》不是一般的志怪小说。它的意义，决不在为我国增添了一部志怪小说集，而在于以谈狐说鬼为幌子，寄托了作者的“孤愤”，融铸了作者独特的生活体验，是一部“孤愤之书”。从广义上说，作家谈狐说鬼本身，就是对现实的抗争。作家厌倦了世俗的痛苦生活，而迷恋于虚幻的鬼狐世界，为自己创造了一方灵魂栖息地。
在大多数作品中，作家直接把自己喜怒哀乐，
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作品中，用非现实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才是《聊斋志异》的独创之处。
花妖狐魅皆有人情《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令人耳目一新。根据作品的主题和风格，大致可分为四类：1。描写书生与花妖狐鬼真挚恋情的作品。这类作品篇数较多、篇幅较长，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动人的人物形象，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情致缠绵、韵味悠长的艺术世界。这是《聊斋志异》中成就最高、最为人喜爱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女性都是花妖狐魅化成，因此，都有变幻莫测的非人性一面。但她们却更具人性，风姿艳丽，善解人意，温婉多情，又各具风采，是作家理想的寄托，是美的典型。如娇娜，“娇波流慧，细柳生姿”，不避男女之别，为孔生治病，割除腐肉，而孔生不惟不觉痛苦，且“恐速竣其事”。后娇娜一家有难，孔生冒死相救，受了重伤，娇娜又口吐红丸，为他治好。连作者都感叹道：“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红玉》描写了一个“人侠”和一个“狐侠”。孤女红玉热心帮助冯生娶妻成家，之后冯生被冤，她又代为抚养孩子，最后嫁给冯生，夙兴夜寐，勤苦劳作，帮助冯生重振家业，参加科举考试。《小翠》刻画了一个貌似天真活泼、娇不知愁、却能忍辱报恩的狐女，连作者都不禁赞叹道“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者也”。
著名的《婴宁》活画出一个不拘礼法，天真纯洁，又妩媚多情的“爱笑”的狐女形象，让人过目不忘。难怪有位作家风趣地说，年轻时看了《聊斋志异》，晚上读书时，总盼望飘来一位狐女。
2。以幻异的夸张的形式揭露封建衙门和科举制度的某些弊端。蒲松龄穷困潦倒，处于社会下层，对封建官吏欺压人民、鱼肉百姓的虎狼之行有较多的认识。
若以寻常的方式加以表现，往往思想性有余，艺术性不足。蒲松龄以幻异、夸张等非现实的手法加以表现，获得了惊世骇俗的效果，又具有独特的艺术情趣。《促织》写因皇帝喜斗蟋蟀而引起的一系列悲喜剧，揭露了封建官吏的罪恶。作为一国之君，而迷于斗蟋蟀，这给大小封建官吏以谄媚和科敛的机会。华阴令谄媚上官，进一蟋蟀，上官让华阴令常供，华阴令又让里正进供。做里正的成名，本因老实懦弱，一点家产快赔尽了，恰好上边征收促织，成名抱着一线希望自己去找，一时无结果，被打得两腿间流血；只好求巫占卜。按照巫的指示，找到一只蟋蟀，又被儿子抓死。成名妻大骂儿子；儿子投井而死，化为促织，轻捷善斗；成名以此进献，时来运转，县令免其赋税，让他进学校学习，“不数岁，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成名最终脱离了苦海。然而人的苦难和好运，却无不反映出上至皇帝、下至官吏的腐败。《席方平》描写了席方平不畏强暴、为父伸冤的故事。席方平的父亲因仇人在冥间行贿，受到严刑拷打；席方平赴地下代父伸冤，上到冥王、郡司，下到城隍狱吏，皆贪赃枉法。将席方平施以重刑，用火床烤，锯开他的身体。但席方平毫不畏惧，转生后依然不忘告状。在《梦狼》中，作家直接了当地指出：“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三百年前的蒲松龄把矛头指向封建制度，指向最高统治者。实际上，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蒲松龄只能寄希望于皇帝和清官。
在《促织》中，他为皇帝开脱道：“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鸮鸟》写大小官吏借驮运粮草之机，大肆抢夺民间骡马。
作者同样为皇帝开脱道：“圣明天子爱惜民力，取一物必偿其值，焉知奉行者流毒若此哉。”在《席方平》中，席方平的希望依然在殿下九王。在这类作品中，无情的暴露性与无意识的妥协性同时存在。
与此相关的，是对科举弊端的批判。明清科举制，虽为统治者选拔了不少人才，但也存在种种弊端，埋没了不少人才，蒲松龄是受害者之一。科举最重文章，以蒲松龄之文才，竟屡屡败北，不能不使蒲松龄产生一定的怀疑。
尽管蒲松龄一生都是科举迷，从未打算与科举决裂，但他毕竟从自己的痛苦经验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科举的弊端。《叶生》虽然写了一个虚幻的故事，却可以看作蒲松龄的精神自传。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但“所遇不偶，困于名场”，抑郁而死。死后还魂，仍不忘借别人为自己文章吐气。
他帮助朋友的儿子高中，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使天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