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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群说：“就是说，他根本没有越权的意思。”
林彪呵斥道：“如果只是这个，还用得着你说！”
叶群自言自语道：“难道我们上了康生那个家伙的当了？”
林彪决定给总理写一封信。
他把秘书叫来，口授道：“总理：看了你的信，我深受感动。也许，在我们党内，有些玩弄把戏的小人在挑拨离间。我们得注意。总理的谦虚坦率……”
信写好了，但叶群不让把信发出去。她怕留下文字证据。
林彪想了想，同意由叶群给总理打电话，表示感谢。
乱世英雄起四方。
大大小小的造反组织，形成了空前动荡的局面。在充满荒草的山原上，到处是熊熊的野火。当大火变成烈焰的时候，连青绿的庄稼和花卉也燃烧了。有的被烤焦，有的其实是自焚。在所有的呻吟中，知识分子的声音最痛切。可是因为瘦弱，他们在残酷的青烟中无声地倒下了。只有官员，试图反抗。
对他们来说，造反犹可忍，夺权受不了。
在毛泽东的文革浪潮冲击下，大大小小的官僚都靠边站了。
形势发展太快，还没容许他们摸清情况，乌纱帽就不见了。不仅乌纱帽保不住，连这一生革命的荣誉都快完结了。不仅没有荣誉，还有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那简直受不了！从来的运动都是整别人，土改整理地主，三反五反整反革命坏分子，公私合营整资本家，现在倒是整开自己了。而且一整到底，什么都失去了，成为牛鬼蛇神王八蛋，不仅自己难堪，连孩子也受到污辱。过去的一切都没有了，不能坐汽车了，不能享受看文件的待遇了，不能去高干俱乐部和特供商店了，不能上大会上讲话了，不能接受下级的汇报和上级的任命了，不能拥有整理和管理人的权力了……
新贵族为失去权力发疯了。
各地都发生了干部被夺权后的可笑反应，有的下场悲惨。
北京的上层人物，本来对文革就持反对态度。碍着皇帝的面子，他们不敢背上个二心乱臣的坏名字，忍耐再三。一直到上海夺权风暴刮起来，而且全国都被革命委员会控制了，他们才意识到昨天的东西可能永远地失去了。
刘少奇和毛泽东谈话的事情迅速在上层流传，一个司令部的首领宣告投降。这个消息对那些副总理，各部部长、大区书记、元帅和将军，都是很大的刺激。他们还来不及咀嚼这里面的深层意义，就得接受这个事实。毛主席为什么这样干？总理为什么不说话？林彪这东西要把军队带到哪里去？我们这些人还要不要？难道我们几十年革命奋斗的成果，就被那些玩笔杆的秀才们一下子拿走了？
最先将这种不满表示出来的，是那些贵族的子女。他们组织了一个组织，叫做联动。林彪将那个组织坚决地判定为反动组织，谢富治迅速执行了那个指示，将联动镇压下去。很多高级官员的子女被投入监狱。看见自己的幼崽被夺走，被监禁，无论是从贵族的尊严，还是从一般生物的护犊之情，都会发出吼叫。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
由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关于生产的碰头会，开始了。这是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一边是陈毅、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还有谷牧和余秋里；另一边是康生、陈伯达、江青和其他文革小组成员。阵线很分明。他们在落座的时候一定都先分清了色彩，而且知道自己人是谁。
周恩来主持会议。
周首先强调，革命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将很快显示出来。现在暂时有点乱。为了保证国计民生的正常状态，我们还肩负着很重要的生产任务。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
总理讲话以后，康生和陈伯达都讲了话。他们肯定文革将使生产得到大发展，可是没有说出切实的理由，只是从概念化概念，从逻辑的转移中得到钢铁、粮食、科技成就和日用杂货。
叶剑英早已不愿听这些胡说八道了。他没有站起来，但是很气愤地说：“你们这些人，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垮了，现在又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下去，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康生那边几个人，阴阳怪气地喳喳叽叽。
张春桥说：“干什么？搞文化革命。乱是革命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暂时现象。”
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愤怒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是我们党赖以生存的基础，把军队搞乱，难道叫蒯大富来领导军队吗？”
副总理谭震林大声指责张春桥：“上海夺权，也不通过政治局讨论，你们就那样胡来，谁知道了？说我们不读书，不看报，不懂得马列和巴黎公社原则，你们懂？你们要是懂，那就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要党的领导吧！”
一方面义愤填膺，一方面有恃无恐，两下里闹得不可开交。
周恩来好象乐得他们闹一闹。他平静地倾听各个发言人的情绪化意见。一个会议开成这个样子，如果主持者实现毫无思想的或者其他的准备，很难安静地对待这种非关会议主题的辩论。那些牢骚发得那么整齐，好象有人预先鼓励过，至少是预先串联过了。也许周恩来正期待发生这样的情况，他可以借词向毛泽东汇报，既不是自己发难，又可以避免表态。如果是不好听的话，他会用别人口说出来；如果是好听的话，他也会赠送别人立功，但会告诉那功劳是他送的。周只做事，解释事，尽量叫人觉得不生事。出身官僚，深知绍兴师爷和上海白相人，又熟悉苏联特务机构，对官员和土匪都非常了解的周恩来非常自信，他希望一石两鸟：既将老干部问题反映上去，又显示书生们的无知无能，而自己不担任何风险。艺高人胆大，周恩来也不怕乱子大。
三天以后，会议继续进行。
开会前，谭震林遇见张春桥，劈头就问：“陈丕显来了吗？”
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他倒是想来的，可是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说：“什么群众不同意？即使群众一时不了解，你可以做工作吗！”
张春桥说：“你以为什么事都那么容易，一切都靠做工作？连根本不行的事，做做工作就行了？我告诉你，走资派压制群众，打击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早已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平时那些所谓的做工作，还不是依仗权力，对反对一件威胁利诱！做工作，哼，太苍白了！有些干部为非作歹，享乐腐化，大家有气。”
谭震林追问：“犯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张春桥冷笑着说：“你说得倒是轻松！群众就那么愚蠢？今天你错了，指出来，承认了，官照当钱照拿，可就是不改。难道因为人人都会犯错误，就得老让那些犯错误的干下去？改不改谁能管着他们？群众就这样老是被你们愚弄？机会就老是你们的？谁规定走资派只要改正错误就行，群众永远只有提意见的份儿？人家现在要自己干。他们不放心。”
谭震林结巴着说：“党组织会监督的，我们是民主集中制。出了问题要靠党组织。”
张春桥不耐烦地说：“党组织早都不管事了。科长以上的一律都靠边站了。”
所有关心陈丕显的老将老同志都被张的话气得发昏。这还了得，简直是反了！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接着他的话题说：“老是群众群众，这是形而上学。还有个党的领导呢！我们四十年的老革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个下场公道吗？见了我们的子弟就抓，是第一把手就斗，这不是反动是什么？这是党内斗争最残酷的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最后气得连话都说不出话来了。他的双手哆嗦着，指着对面那些文革势力，那正在向上钻的一伙，浑身光打颤，就是说不出一个词儿。张春桥冷笑着对康生说：“他们失去了天堂，就歇斯底里，要吃人。”谭震林问张说什么，张大声说：“我说你要反扑！”谭震林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索性夹起皮包，不开会了。他怒气冲冲地朝外走，边走边愤愤地说：“照这样下去，我不干了。说我跟不上，跟不上就不跟！让你们这些人干吧，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招呼谭震林：“不要走。不要走。”
陈毅提醒道：“咱要留在里边，好跟他们斗。”
谭震林一点就明，马上停下来。他说：“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哪也不去啦！”
陈毅针对康生说：“延安整风，整错了很多人，有些人现在还有意见。别人不记得，你应当还记得吧。历史已经证明了谁对谁错，是不是？谁反对毛主席，将来还会证明。”
康生冷笑着说：“革命的内容是不会重复的，形式也随内容的变化而变化。”
叶剑英讲：“我们党有着光荣的传统。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要教育二要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能一有错误就打倒？这样人身都没有保障，还怎么工作！”
康生不在乎地说：“教育批评，是要看性质的。性质变了，反对毛主席，成立黑司令部，难道还要留下来，姑息养奸？这些人有了保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没了保障。二者必居其一。”
余秋里大声说：“这样下去，我不干了！“
谢富治说：“也不能……”
没等说完，李先念就打断谢富治的话，说：“你不要和稀泥！”
谭震林颇为激动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可近来我哭了三次。有秘书，有家属，连哭的地方都没有啊。这么多老干部被打倒，这象话吗？说我们是贵族，走资派，我们贵在什么地方？我们走的难道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几十年了，都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我们的干部经常吃蔬菜，经常下乡，和工人农民谈心，我什么时候脱离群众了？”
谢富治说：“要从大局着想，不要从个人利益出发。”
“他哭是为了全党！”李先念吼叫道：“老干部都打倒了，你看不见吗？还有什么大串联。看了《红旗》十三期社论，我大哭一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我们共产党不就完蛋了吗！我们的江山是牺牲了几千万烈士换来的啊！”
周恩来问康生：“那篇社论你看过了吗？”
康生摇头，说没看过。
聂荣臻说：“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斗争孩子。孩子有什么罪？斗争联动，有人落井下石，不安好心。”
红朝的老将和新相们，各执一端。尚未得到足够好处的和既得利益者闹得不可开交。
当天晚上，康生就开始整理碰头会记录，然后到毛主席那里汇报。
“我想知道，”毛泽东问康生：“那些反对文革的人，是不是有组织的？”
他最敏感的就是以集团形式否定他。而康生正是利用了毛的这一点。他说：“一个元帅府，一个副总理府，其实是一个俱乐部。陈毅是这两部分人的联络员，余秋里、谷牧是这个集团小伙计，李富春是‘俱乐部主任’。文革一起来，他们就不高兴。现在司令部完了，如丧考妣。”
毛泽东愤怒地说：“张天师三年不到，砖头瓦块都成精！我们党不怕犯错误，但不准搞集团，尤其是高级干部，绝对不准搞阴谋集团。”
康生有了尚方宝剑，高兴得哼起京剧小曲来。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