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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已下定决心要把刘易斯压倒，所以没有等铁路工会低头就范就已开始行动。在他们在斯塔特勒饭店让步之前五天，他就签署一个行政命令，把煤矿接管过来。那时刘易斯领导的罢工已进入第六周，当初看来，总统这种威胁手段注定要失败，过去历次都是如此。“杜鲁门认为我们的要求不合法？”他对一个记者咆哮说，“他在哪个问题上懂得什么叫合法？”可是这次总统却懂得要小心一些。他一边让内政部长接管资方的权力，一边和煤矿工人联合会达成妥协，使他们的要求大部得到满足（但付钱的是资方，他们暴跳如雷，可毫无办法。在这场斗争里，是否理直理亏，是否合乎宪法，似乎都没多大关系）。然后总统就等待煤矿工人联合会的这个头子采取下一步行动。刘易斯虚声张势，大叫大嚷，肯定是要找个空子，空子找不到，他就制造一个。他把假期工资这个问题小题大做，10月份就拒绝执行集体合同，并宣称合同内所有条款都要重新谈判。他要求付给工人“从口到口”的工资（即从矿场门口到矿井口的走路时间也算工资）。杜鲁门要内政部顶住，他和刘易斯一样，也想找个藉口采取行动。使他手下崇奉新政的律师们感到狼狈的是，他们发现除了动用为人所不齿的反工会的法院禁令而外，找不出任何别的办法，而这禁令的法律效力早被诺里斯－拉瓜迪亚法和瓦格纳法否定了。
但这难不倒杜鲁门。他认为上述立法只对私营企业的雇主有效，对政府无效。这种解释真是别出心裁。但既然双方决战已公开化，谁要退让就必然丢脸。甚至当法院文件送到刘易斯在第十五街和I街转角的联合矿工会大厦时，刘易斯的助手们还是往矿里传达他的指示：“不订合同，就不开工。”他本人躲在亚历山德里亚的寓邸里，而煤矿却一个接一个地停产。不到十天，各城市又缩短供电时间，工厂又再关门，机车和空煤车又在支轨上闲放。到了这个时候，这场斗争快已达到高潮。联合矿工会的律师已智穷力竭。11月21日星期四，联邦地方法院法官艾伦·戈尔茨巴勒指责刘易斯藐视法庭。11月26日星期二，戈尔茨巴勒宣判，“被告约翰·刘易斯和美国联合矿工会无疑已犯有并继续违犯民事性质与刑事性质的藐视本法庭罪。”所处罚金达三百五十一万元。
刘易斯当场目瞪口呆，颓然坐下。在美国劳工史上，从没有人被处罚过这样大的金额。他知道他没有更多的其他办法。他不能象德布斯和冈珀斯那样宁可坐牢，因为政府已撤回对他刑事性质的藐视法庭的指控。他也可以与法官为敌，当他嘶哑地说“先生，既然我已被判决为藐视你的法庭……”时，看来就是打算这样做的。但是他说到这里就停下来。他的律师把他拉回来坐下。这样一个敢于课罚为数几百万元的法官是不好惹的。提出上诉是不可免的了，但看来也只能是使判决缓期执行而已。而在这个期间，被告却纠缠在一大堆法院的命令、传票、诉状、限令等等的法律文件中间。他晕头转向，放过了他的对手。哈里·杜鲁门到哪里去了？
杜鲁门见刘易斯不准备再斗，就非常明智地暂时不再说什么话。但他是否赢得胜利还是个未知数。主动权仍在刘易斯手上，要把他的主动权夺过来，只有一个稳妥办法，就是消灭或者威胁他的力量基础。如果两人都保缄默，让刘易斯的律师搞些新的法律行动来掩饰真相，那么这场全国危机，就不只是难于理解，而且变得无法忍受。煤矿工人也许并不喜欢刘易斯，有些人可能还恨他，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他们需要他的保护。他要是不命令他们上班，那么矿井和坑道还会是空荡荡的，除非有个有同样号召力的人发出上班的命令。也许总统有足够的号召力吧！哈里·杜鲁门决心试试。在珍珠港事件五周年的星期六早上，查尔斯·罗斯向记者宣布，总统将于当晚发表广播，直接向煤矿工人呼吁，要求他们不要再理会他们的头头，马上回去上班，把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这场赌博使人屏息凝神，总统以自己威信孤注一掷。但是，他成功了。刘易斯招架不住。清晨4时，他在联合矿工会大厦召开记者招待会。他一方面声称最高法院的审议，“不应因为人们对经济危机惊惶失措，而受到公众压力的影响”，另方面，他又说，“各地区的各个矿井，要立即恢复生产。……每个会员均应上班。工资与雇用条件，还是按1946年11月或这以前的规定。”说完这几句话，他就蹒跚下台，以后就寂寂无闻，他再也不能对全国人民进行勒索了。他的失败也就是杜鲁门的胜利，使得总统觉得自己当了名副其实的总统，这大概还是他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对《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说：“我可以告诉你，从那时起，老头子大不一样了，他终于自己当家作主了。”另一位总统助手说得更直接了当，“他大摇大摆回到白宫去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的两个睾丸碰得叮铛的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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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鲁瑟的得力助手艾米尔·梅齐，那年冬天不在汽车工会。他甚至连底特律的情况都一无所知。这位梅齐中士是应征入伍的。由于他是马尼位士兵闹复员的骚动的头子，就被日夕监视，不准对外通讯，也不让接见来客。可是这样监视制止不了骚动。示威游行风起云涌，蔓延到东京、关岛、中国、加尔各答、夏威夷、伦敦和维也纳。勒阿弗尔、巴黎和法兰克福也出现游行示威。到了春季，美军士气大受削弱，美国在国外威信也下降。美国陆军都受到严重打击。
士气本来已经到了珍珠港事件以来的最低点。因此士兵们很容易听信手腕巧妙的煽动者。原有的计分复员制在战胜日本以后就告冻结。从那时起，服役就不算分数，不能以此争取早日复员。本来计分制就已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够公平之处，后来太平洋战事又出乎意外地提前结束，这就更不公平了。1945年夏天，陆军部发现把服役分数高的国外部队运送回国，不如让从未出国的服役分数低的部队先复员方便得多。其实那时最尖锐的问题还不是复员。最尖锐的问题是士兵普遍不满，他们感到上级存心虐待他们。
二十世纪美国最有力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人人平等的思想。军队里的等级制度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士兵们也还是反对专断独裁。现在已经和平，士兵从战壕回到兵管，上下之间的鸿沟扩大了。《纽约时报》的军事编辑汉森·鲍德温，谈不上是反对特权的人，他后来也得出结论说，“确实有理由使人不满。”他指出，将军们吃的是鱼子酱，喝的是香槟酒，确是一点不假，而士兵们吃的却是C级军用干粮。一般下级军官认为自己理应住最舒适的宿舍，和最漂亮的红十字会女郎来往，在最好的电影院里坐最好的位子，最好的房子都留给他们做俱乐部，有士兵在那里的酒吧间里给他们端美酒，又有当司机的士兵把他们安顿上床睡觉。有些指挥官保留了不必要的人员，仅仅是为了要推迟放弃他们在战时的临时军衔所享受的待遇。正当的不满日积月累，更由于最高当局特别是陆军部长罗伯待·帕特森不可原谅地不明下情和轻易动火而达到了爆发点。
但话得说回来，1946年陆军闹出近乎哗变的事来确实是有点不光彩的。上一年9月份，平均每月已复员近一百万人，复员分数起点亦已从五十降为三十八。海军士兵意见本来更大，却没有发生那么多使人难堪的事情。海军陆战队没有示威游行，因为它干脆下令禁止这种行动。如果陆军里闹复员的都是曾在前线浴血奋战过的战士，那还不至太不光彩。但闹复员的又不是这些人。到了1945年圣诞节，比尔·莫尔丁笔下的威利和乔那样的士兵，早就已回家脱下军装了。
头一个使人对陆军复员方针感到怀疑的人，竟然是麦克阿瑟将军。他没向华盛顿任何人请示，就在1945年9月17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驻日占领军将在六个月内从四十万减至二十万。记者们向杜鲁门总统问到这问题，杜鲁门软弱无力地回答说，他事前虽然没有接到报告，但麦克阿瑟既然认为不需要他原来设想的那么多部队，他听了倒是很高兴的。迪安·艾奇逊则说：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究竟要多少，应该由政府的决策人来决定，不是由那位将军来决定。这一来，他就立即和国会里拥护麦克阿瑟的人发生冲突。（后来艾奇逊就这事这样写道，要是当初政府能够预见未来的话，“我们本来可以看到，这场交锋不过是后来导致麦克阿瑟在1951年4月11日被撤职的一场大斗争的开锣戏而已”）那些等复员等得不耐烦的士兵就认为，如果一位五星上将可以把驻军减少一半的话，那么军阶低一些的将军，应该也可以这么做。
谁知情况的发展却刚刚相反。1946年1月6日军人报纸《太平人日报》报道说，陆军复员计划每月将从八十万人减为三十万人，原因是兵员补充困难。《太平人日报》在头版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呼吁中指出，这种困难是陆军自己造成的，因为赫尔希将军把每月征兵额从八万八千人减为二万一千人。在马尼拉维持这样大量部队，特别惹人生气。按照《太平人日报》的看法，和平时期的和平军人的唯一合法用途就是要占领被征服的国家，但是菲律宾人并非敌人，他们就要在1946年7月1日宣布独立。为了使士兵减少点烦恼，军官们就让他们进行战斗训练，但这反而使他们更加担心。有些谣言说，要用他们去追剿菲律宾或者中国大陆上的共党游击队。最后还火上加油的是，陆军部长帕特森在关岛接见一个记者时竟然说，他听到战胜日本日冻结分数复员制感到“惊异”。其实这个冻结已经实行了五个月了。
和梅齐在一起的，还有产联几百名工人。这些人都在三十年代后期有过参加底特律罢工纠察队的经验。在几个小时内他们就把传单油印好，分发出去，组成一支有十五部卡车和吉普车的车队。他们把车上喇叭按响着，挥动着标语前进。上面写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我们不欢喜这样搞”。他们经过一个兵营就停下来，让那些要参加示威的士兵上车。这是第一次游行，参加的一共约有一百五十人。有几个人讲了话以后，便在街上幕款，准备在《纽约时报》登个抗议广告。然后他们就散了，看来火气也消了。但这件事引起了报界注意，他们当了士兵不满的传声筒。于是一夜之间，吕宋岛上的兵营，成了造反的据点。第二天晚上，聚集在马尼拉市政府前面开会的，已多达二千五百人，群情激昂，事态不妙。这次筹款所得，除刊登抗议广告外，还够钱再给德鲁·皮尔逊和沃尔特·温切尔发个电报。人们辗转相告，一下子整个吕宋岛就有句话传开来：“向你的选区众议员写信”。他们有的是时间，而且又没有别的事可做，所以写信的就有一万八千人。这时西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斯泰尔中将犯了一个重大战略性错误。他竟然认为，安定军心的最好办法是让这批人在马尼拉巨型的里扎尔运动场听他在扩音机上讲些安慰的话。其结果恰恰相反，群众愈聚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