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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往哪里走，关键在于是恪守美国传统，还是乱搞什么新花样。”胡佛的胸膛挺不起来了，眼睛周围的皱纹更深了，嘴角的线条更粗了。他在最后一次的广播里预先警告选民们，不要相信“那些乔装打扮，什么都说得到做得到的神仙”。威廉·艾伦·怀特指出，胡佛的声音“乏透了”，胡佛的讲话是“空虚、绝望的哀鸣”。
拿胡佛这副模样和罗斯福一比，真是有天渊之别。罗斯福在广播里对听众说：“你们不一定都同意我的主张，但是你们都对我挺好。”“因为大家团结一致，我们就能拧成一股绳，把我们从大萧条的泥坑里吊出来。”他豁达宽宏，自信必胜，从来竞选总统的人没有谁像他那样把握十足的。大选那晚，他身穿深蓝色背心，挂着大学生联谊会会员章，闪闪发光，坐在纽约市比尔的摩饭店的民主党总部里，收听民主党不断传来的捷报，直到凌晨零点17分，胡佛承认失败。罗斯福在48州中赢得了42州的选票，只有康涅狄格、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这几个州除外，共得472张选举人票；胡佛这个“被抛弃了的总统”（《时代》周刊这样挖苦他），只得到59张。自林肯以212票对21票击败麦克莱伦以来，两党竞选史上还没有人得过这样大的胜利。不过也有人注意到，诺曼·托马斯得到的公民票数也从上次的267；240张增加到728；860张。为了庆祝胜利，路易斯·豪打开一瓶珍藏20年的雪利酒请大家喝。当晚有三个婴孩在布鲁克林区的贝思·艾尔医院呱呱坠地，都借用了罗斯福的名字，叫做富兰克林·德拉诺·梅布兰，富兰克林·德拉诺·芬克尔斯坦，富兰克林·德拉诺·拉金。
罗斯福回到了他市内的住宅东65街49号，他的母亲拥抱他，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刻。”可是罗斯福却好像有点失去了竞选时的信心。上楼之后，他儿子（25岁）把他扶上床，低头吻他，祝他晚安。罗斯福抬头对儿子说：“吉米，你知道我这辈子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失火。可是今天晚上，我好像为了一件别的事担起心来了。”年轻的儿子问他：“爸爸，你担心什么呢？”罗斯福答道：“我担心我干不了总统的工作。”
第二天早上，他在床上倚枕而坐，看看全国各报的社论，觉得精神又振奋起来了。连《芝加哥论坛报》也说：罗斯福的“个性和主张都是人民所喜欢的。他们觉得他有善意，有诚心”。罗斯福是有这些品质的，但是别人不能以为这是弱点，可以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罗斯福的眼光不敏锐，看不出人家心里暗地在想什么，他是搞不到总统这个职位的。那天早上，他正好需要这种眼光。胡佛发来贺电，他必须回电。起先，他在来电背面批了几个字，说他准备在今后几个月里“与你合作”。但是他停了下来，把这句话勾掉，改写为：“我将尽力达到你我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对国家要有所贡献。”当时，新总统虽选上了，可是要到下一年3月4日才能就职，胡佛有四个月的过渡时期。罗斯福预感到胡佛是想把他缠住，使他摆不脱下台政府的那些不得人心的政策。他猜对了。
※※※
12月5日，任期将满、开会人数不足的第72届国会议员无精打采地回到国会山。有些议员原以为，先前退伍军人到首都请愿被撵走，失业者就全都吓跑，谁也不敢再到华盛顿来了，这时可不免大吃一惊。这里有二千五百多人，男女老少一大堆，在国会门前迎着他们，大声喊道：“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新任首都警察局长奉命不得迁就这些捣蛋鬼，便严格执行起这个命令来。警察先用催泪弹和防暴枪把这些人赶出国会山，然后把他们团团围住，逼他们经新泽西大道走到设在纽约大道上的一座临时营房——梅格斯营。警察局长对报界说，他已经把受监管的人集中在一个“拘留营里”了。看守人员奚落那些被看管的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给看病，甚至不准他们挖茅坑。有一位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对他的选民说，他看见警察故意刺激这些人。被拘留的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缩了48小时才得到释放。临走，他们唱起了一首新学会的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整个30年代初期，特别是第72届国会举行最后一系列会议的那几个月里，全国都听到了饥民示威游行的步伐声。纽约有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何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多数人还只是暗地里感到忍无可忍（自杀人数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各处集结起来采取暴力行动了。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十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制度观念、权力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这些是不用学也自然懂得的东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胶合剂”），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有人搞抗税运动，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经主人许可就在空地种菜，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在救济事业完全停办的底特律市，还出现了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这些也是很不妙的。有些地区的居民一溜烟全部迁走。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市已经陷于破产，卫生局没有经费，街道垃圾成堆。各地的饥民议论纷纷，想要采取暴力行动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写道：“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斯·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 3ǔωω。ｃōｍ险。芝加哥市长安东·舍马克听说伊利诺伊州不肯拨款救济芝加哥市的60万失业者，便告诉州议会：“要是你们想停办救济站，那就先把军队派来吧。”
有钱人沉不住气了。各公司招工部门人员态度越来越粗暴无礼，银行出纳员们神经紧张，民选的市长县长动不动就出动警察，警察动不动就使用警棍。亨利·福特一向动嘴不动手的，现在也随身带枪了。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市有一个失业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团在感恩节过后几天拜访市长富尔默·布赖特，市长吩咐警长：“给我揪住他们的领子、裤裆，把他们扔出去。”宾夕法尼亚州费耶特县矿务公司的私雇警卫慌慌张张，开枪打死了四个矿工。纽约市禁止苹果贩子在人行道上摆摊子。新任市长约翰·奥布赖恩还对市民夸口说：“你们的新市长是条硬汉子，赤党队伍休想侵入纽约市。”便衣警察挥舞着警棍冲进联邦广场的集会，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妇女尖声喊叫，男子头破血流。”俄克拉何马市的警察用催泪弹驱散开会的人。有人占据了西雅图市的市政大楼，警察就用救火水龙把他们赶走。芝加哥的执勤警察用警棍对付那些要求发工资的教师。两个警察抓住一个中年女教师，另一个劈头盖脸打将下去。
劳联一位发言人在参议院某委员会作证，谈到“工业城市暴动此起彼伏的问题”。他说：“闹事的人大多数并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他们只是要面包。”可是在有产阶级看来，要实行共产主义和要面包有什么区别，无须研究。罗伯特·舍伍德写得对：“前途一片黑暗，偶然爆发几阵不祥的闪光，让人们看见令人惴惴不安的情况。”既然政府不能维持秩序，各人就只好力求自保了。许多城市里的商人们生怕铁路切断，电话不通，公路被阻，因此组织起自卫委员会来。不少人囤积蜡烛和罐头食品。好莱坞有个导演随身带着一身旧衣服，准备一旦有事可以立刻化装“挤进人群去”。纽约市各大饭店发现，那些平时一到冷天就来市内租房过冬的阔气客人，现在都在乡村别墅里躲着了。有些人还在别墅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
此辈并非神经过敏。从各种事实来看，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查尔斯·施瓦布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哈佛大学商业学院院长说：“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耶鲁评论》、《斯克里布纳》杂志、《哈泼斯》月刊、《美国信使》月刊和《大西洋》月刊登载了好些文章，对叛乱是否迫在眉睫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诺曼·托马斯后来谈到“由普选结束到新总统就职”这个期间的情况说：“无论在这以前或以后，我都没听到过那么多公开挖苦民主政体和美国制度的话。”
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体，这是当时人们意见很分歧的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只不过是中间道路。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视社会主义，把它比做喝不醉的淡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
然而，更大的危 3ǔωω。ｃōｍ险却在于政治上的右派。知识分子没有权力，比尔博和奥尔森也不过是政界的两个怪人。有钱有势的人以及陆军部长赫尔利都属于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减军备，因为这样做势必“削弱维持国内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