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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自由派人士的解释。那时他们还是忠干罗斯福和杜鲁门的世界政府的概念，对联合国第一次为了维护和平所作的努力，总想尽可能宣传得好一些。他们认为朝鲜战争是个光辉的胜利。理查德·罗维尔对他们这种信念是这样阐明的：
『美国已在朝鲜证明，它说的话和它的契约一样有效——甚至比契约还好，因为当初并没有什么契约。历史将会把朝鲜引为它是集体安全试验场的例子。到这次为止，集体安全只不过是似乎可以成立的一种理论而己。历史将会把它引为是对抗共产主义的世界性斗争的转折点的例子。』
保守派是不会这么容易相信这种说法的。沃尔特·李普曼在《先驱论坛报》说，“实际的情况是：双方和有关方面都受到相互威慑的条件的约束。”共和党元老派又有他们的看法。按汉森·鲍尔温在《纽约时报》所说，极端保守派认为“如果要阻止亚洲共产主义的蔓延，（朝鲜就是）在正确的地点，在正确的时候进行的一场正确的战争，”这是一个信念问题。他们没有忘记，共和党在纲领上曾经指责过杜鲁门，说在他的领导下，这场战争是由“一些没有胜利信念”的人所打的，而由于他们的“相互牵制的命令”，已经“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还要和敌人进行丢脸的讨价还价。”现在朝鲜也和德国一样，分成两个了。在他们看来“杜鲁门的战争”已经变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姑息”。
印第安纳州的詹纳和内华达州的马隆都认为即将实现的停火，是中国人的胜利。马隆在参院里发言时质问说，“我们这位尊贵的参议员先生能否记得：在杜勒斯先生任职以来……我们国务院在政策上有没有任何变化呢？”詹纳回答说：“我没有发现任何变化。”
在一次电台广播谈话中，有记者问加利福尼亚州的诺兰说：“我们将要到手的是荣誉的休战吗？”他回答说，“我并不认为这样。”他还预料，在这样休战的条件下，“我们将无可避免地在亚洲失却平衡。”马克·克拉克将军在朝鲜说，“此时此刻，我并未发现有什么可高兴的。”在签字仪式后要负责保管联合国方面协议文本的詹姆士·范佛里特将军，在记者问到他的看法时，他避开了。“我不知道，”他守口如瓶地回答说，“这个问题应由上级回答。”共和党元老派是会大闹一场的，他们只是等候罗伯特·塔夫脱发出信号罢了。
可是他没有发信号。这位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就象七年前的阿瑟·范登堡一样，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心理学所谓转换时期。在罗斯福和杜鲁门时代，他是个惹人讨厌的人，老是使政府提案在参院通不过。而现在，他就成了新政府力量的支柱。1953年4月30日，在内阁会议室里，就曾出现过危机。艾森豪威尔那时召集国会领袖们开会，向他们透露一个坏消息：和他的预期相反，他无法使他的第一个预算平衡。这个预算本来是由杜鲁门草拟的。当时预料赤字是九十九亿。艾克说，他可以把赤字削减为五十五亿，但不能再砍，否则就会危害国家安全。接着财政部长汉弗莱，预算局局长约瑟夫·道奇，和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凯斯，分别申述他们支持这个预算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把国家从静止的防御态势改为活动的态势，做到随时可以对付外国侵略，这需要花很多钱，不能再减少了。
塔夫脱听后大发雷霆。他再也控制不住。他用拳头捶着桌子，用尖锐刺耳的声音大声叫起来，说这个共和党政府变得和民主党政府没有多大区别。五角大楼还是一样贪得无厌。这个预算超过了国民收入百分之三十，未免太多了。除非政府增加税收——而这在目前又是很难想像的——这个赤字简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高声叫道，“我们对美国人民许下的最主要的诺言，就是减少开支，按照这样一个计划，到了1954年国会竞选时共和党就再不能取得优势了！你现在就是把我们引向杜鲁门走过的路子。这是把我们竞选时所许诺的东西全部否定了。”等他讲完以后，艾森豪威尔对着塔夫脱审慎地说：“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几个要点。要了解是不难的……”接着，他就简要地介绍了冷战的战略。
这是个关键时刻。如果塔夫脱退出会议，向记者们谴责总统的预算，在国会里成立影子内阁来和政府的外交政策作斗争，艾森豪威尔提交国会审议的立法计划可能就垮了。元老派本来对艾克就是不友好的，只要这位强有力的多数党领袖说一句话就行了。但是塔夫脱留了下来。他镇静下来以后，表示他只不过希望明年的预算有大量的削减——艾森豪威尔向他表示说这个希望完全是有理由的。
风暴过去了，从那时起，塔夫脱就成为支持总统的最重要的人物。在私人谈话里，他对朝鲜的停战条款讽刺挖苦，但是他压制着自己的情绪。对报界谈话时，他比诺兰、詹纳、马隆之流更为审慎。可以肯定，他是可以象以往那样直言不讳讲话的。（他有一次就说过，“讲话讲究策略就是不老实。”）他承认这个分裂的朝鲜的前景是“非常讨厌”的，因为他创造了“随时可能引起战争的条件”，并使中国人可以腾出手来进攻越南。但是，他不愿制造分裂，也不赞成悲观失望。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记者们开始注意到他的变化。这个多数党领袖六个月来为自己党的总统工作得十分出色。他们说，自从就职典礼以来，他的唯一目标就是使共和党政府取得成功。他是在孤军作战。其他右翼的参议员们对他这样忠心耿耿，感到莫名其妙。而对民主党人说来，他从来就是，而现在也是一个毫不妥协的对手。而且，他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思想负担，虽然他们还未知道。在过去几周内，他愈来愈感到自己的健康不行了。
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前一年他开始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他曾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体格检查，医生们都说他的健康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到第八十三届国会开始的头三个月，他是国会里叱咤风云的人物。到了4月中，他和艾森豪威尔在奥古斯塔打高尔夫球时，他突然感到臀部剧痛难忍。接着那个星期，他总是不能入睡。吃了大量的阿士匹灵也无效，5月份在蒙太拿州白硫磺温泉休息也没好转。6月12日，他入纽约医院进行一系列检验，用的名字是“霍华德·罗伯茨”。
那里的医生建议用X光进行深度透射，并服用可的松，要他拄着拐杖走路，要他设法减少臀骨压力，并认为他必需把多数党领袖的日常事务工作放下来。6月10日，他把日常事务的处理交由诺兰负责。这是暂时性的。只要治疗条件许可，塔夫脱还要继续处理政策性问题，参加白宫的会议。他预计在下次国会例会召开之前，他就可以回来，而且身体比以前都好。最后一个见到他在国会山上的是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塔夫脱向他招手并大声叫了两次：“我一月份就会回来的，我一月份就会回来的！”
那年6月，罗伯特·塔夫脱的表现，确有点英勇过人。尽管他忍受着难以相信的剧痛，他还是和他的夫人玛撒勉强参加华盛顿的花园茶会。玛撒本人是残废的，完全要靠他扶着，而他却没有把自己的病告诉她。象政界很多显赫人士一样，一旦踏进自己家的门槛，他就放下严峻的面具。对玛撒说来，他是个忠厚体贴的丈夫。他的四个儿子叫他“戈普”，他是他们郊游露营的好伴，他爱玩“红桃”牌戏，吃橡皮糖，和他们谈吉尔伯特和沙利文【19世纪末英国著名歌剧作家，前者写词，后者谱曲，共同写作流行歌剧。——译者】的故事，他这方面知识渊博，可以谈几个小时不停。
7月初，他又进了纽约医院。健康情况据说还是“良好”。医生们估计年底他就可以回去办公，而在这以前就可以在竞争剧烈的问题上投票。他准备7月23日出院。突然，他们又宣布他要进一步治疗。在验血时发现了白血症。于是，他回华盛顿就无限期推迟了。在板门店的进展继续很顺利。中国人刚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新的高塔。7月27日早上10时零1分（即华盛顿7月26日下午8时零1分），在一个新涂上油漆的桌子上，签署了十八份停战协议的文本。签署人是代表联合国的威廉·哈里森将军，他没有戴领带，也没有佩上勋章；北朝鲜的南日将军，穿着肥大的军衣，挂满着各种勋章。没有说话，没有握手。根据李承晚的命令，南朝鲜没有代表参加。
还不到一个小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在电视上出现。他说：“我们怀着特殊悲痛、特殊感激的心情，怀念那些在辽远的地方献出他们生命的人们；他们又一次证明，要在地球上保持自由，就必需要有勇气和栖牲。”他提出警告说，美国“只是在一个战场上赢得停战，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和平。”他又说他希望这次可以向人们说服，用谈判来解决分歧比诉诸“毫无益处的战斗”要得策。
这是重新估价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加强国会在制订政策所起的作用的时候。但是那位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人，那位可以向美国保守派说明这道理的人，却在那个星期天晚上在纽约医院长眠不起了。星期四晚上10时半，塔夫脱己不省人事。十三个钟头以后，他就去世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去世确是难以补偿的损失。威康·怀特第二天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逝世，对共和党的影响之大，恐怕在这个党的半世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联系东部与中西部的真正桥梁由此消失了。政府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事实上，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悲剧。他是美国政治家中，真正了解国会应有无上权威、真正了解总统独揽大权就有危 3ǔωω。ｃōｍ险的人。也只有他才有可能预见沿着釜山到美莱【越战中曾发生美军屠杀平民的一个村子。——译者】这样一条道路走下去，会出现什么结果。他在国会受到政界人物的追悼。但他们的悼词本身却说明他们对他了解得很少。致悼词的是俄亥俄州的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翰·布里克。塔夫脱的棺木放在黑色的灵柩架上，这是林肯和塔夫脱的父亲用过的灵枢架。三万五千人在国会圆形大厅绕行一周向他遗体告别以后，海军陆战队的铜管乐队闷声奏出“美丽的阿美利加”。布里克说：“在要强制实行法律的时候，参议员塔夫脱从来不会犹疑。……我们已故的领袖在生前为他自己建立了一个不朽的纪念碑，他对他的政府，并且通过政府对人民所作的贡献将会永垂不朽。”
布里克能想到的最好的悼词，就是如此：塔夫脱被认为是个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人。这对艾森豪威尔可是个不祥之兆。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个银发的俄亥俄人，就提出一个宪法修正案，严格限制美国与外国签订条约的范围，和总统与外国首脑商订行政协议的权利。这使政府颇伤脑筋。越南战争发生之后，人们对这个决议的看法就有点不同。但从当时来说，艾克认为这样做是不利的。他写信给诺兰说：
『如果参议院……通过布里克修正案，就等于对我们国外的朋友和对我们的敌人表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