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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北伐战事一路凯歌，士气高涨，应该一鼓作气攻下南京城，但是郑成功就在这时犯了轻敌的错误，以为清朝的部队都是菜鸟，早打晩打都一样能打赢，所以在包围南京城后他不打了，等着南京投降，自己则在城外摆上几百围庆功宴预祝一下胜利，大家吃吃喝喝地不亦乐呼。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宴席的场面，军人吃饭不拘小节，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东倒西歪地一堆，脸红耳赤地一堆，酒气冲天。就在这时，清军的骑兵突然袭击，杀进军营，郑成功的部队都没有练过醉拳，被迅速打败，逃回了厦门。
这场失利，令郑成功了解到清军并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菜鸟，当然他自己也过于轻敌，谁能想到他兵临城下不是备战而是开Party。郑成功思前想后都必须为自己的反清复明事业找一个根据地，按照自己打水仗的强项，这块根据地他选择了台湾。
当时的台湾已经被荷兰人占领，要拿台湾做自己的大本营，必须和荷兰人干一架。
干就干呗，还怕你荷兰人不成？公元1661年，郑成功率军二万五千人，从金门出发进入台湾的耳鹿门登陆扎营，然后迅速攻克台南，把荷兰人打退到了台湾城（现在的安平）。然后向荷兰人发招降信。
荷兰人自然不想放弃台湾这块肥肉，不仅死守台湾城，还向找来巴达维亚的援军攻打郑成功，但都被击败。
就算如此，荷兰人还是不肯投降，郑成功最后了解到台湾城内并没有水井，饮水问题都要靠农妇三拳解决。他又派兵把进城的水源都塞住，然后威逼利诱，恐吓棍骗无所不用其极，一段干涸的煎熬日子过后，荷兰人口渴得实在没办法，终于在当年的十二月三日举白旗投降，灰溜溜地逃回了自己的国家。
至此，台湾省只用一年的时间就被郑成功收复，反清复明事业终于有了一块四面环海的大本营。郑成功在台湾大搞各项建设，地方政府、学校、医疗等系统配套逐步完善，使台湾的发展有了硬件的基础。
可惜的是，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一年后病死，那一年他才39岁，虽然郑成功一辈子还没活到人生的不惑之年，但他所拥有的成就是许多知天命，甚至已达耳顺之辈所无法比拟的。
他不肯随父投降清朝，敢于挑战长辈的意愿，毫不屈服于强权统治之下，奋起反抗。有着民族的节气和傲骨。
他反对侵略，击败外国侵略者，为祖国收复台湾省，就算击退荷兰侵略者这事儿是他在当时的局势所迫，有着私人利益的行为，也是中华历史上光辉的一笔，书写着反抗压迫、反击侵略的民族精神，为后人所敬仰。
郑成功死后，他的子孙继续扎根台湾，高举着反清复明的旗帜与清朝抗衡。当然，在中国海边一个小岛上喊着推倒清朝，恢复明朝统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再打，也只是以卵击石、螳臂当车和蚍蜉撼大树的效果。
此时占据台湾的郑家，只不过是打着貌似正义的口号来脱离清朝的统治，割据一方当个小皇帝的做法而已。而且台湾的地势四面环海，易守难攻，与此同时的清朝也忙于中原大地内的各种平乱，所以无暇顾及这一块逐渐发展起来的小王国，所以才有了郑家去台湾放公休假的机会。
公元1681年，休假到此结束了。
这一年，三藩之乱终于结局，清朝的统治障碍就剩下台湾郑家这一颗扎手钉。恰好这年郑家又出现内乱，郑成功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王位而自相残杀，最后剩下十二岁的郑克塽当家。
十二岁的雏儿能干嘛？我们十二岁还在上六年级，早点读书的才念初一，学知识长身体的年龄段，如何掌控一个小王国？所以台湾内的大权都掌握在大臣冯锡范和刘国轩的手里。这样的局面，必然要挨打的。只不过郑家还没有做好挨打的准备，而清朝康熙就已经盘算着开打的预备了。
公元1683年，康熙起用施琅为水师提督，带领三百战船，二万水师进攻台湾。仅仅打了一场仗就大获全胜，郑家部队被清军干掉了两万人，二百只战船全部被击溃。
这时的郑家掌门人郑克塽已经十四岁了，恩，念初二了。估计一个初中生应该学过“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所以郑克塽也挺懂事，吃了败仗之后马上向施琅投降。台湾自此被康熙成功收复，完成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政治统一。清朝在台湾驻扎军队，从此台湾成为中国东南海上抵御西方殖民势力入侵的防御重镇。
此后，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对著名的皇帝统治期间，清朝的政权还遭遇过准格尔部首领叛乱，俄罗斯帝国的侵略和尼泊尔的侵扰。平定了这几场动乱之后，清朝的疆域已经基本稳固，建立起了一个空前统一和巩固的国家。到了乾隆皇帝掌权时期，清朝的疆域已经最后成形，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规模。
☆、第66章 两手政策把清朝拉向了衰败
正所谓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清朝也是如此，她就算发展得如何辉煌，为中国奠定了多少基础，也终究是历史中的一页，注定要被翻过。清朝的衰败，从它的两手政策开始。
第一手政策：地丁合一，又称摊丁入亩。
这个政策是康熙年间制定的一项国家财政税收政策，也是明朝张居正所创立“一条鞭法”的“升级版”。这是一个税收经济与国家发展的问题，如果按照现在的数据统计分析法，肯定是一堆同比环比百分比。我对数学不怎么在行，所以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要给各位复习一下“一条鞭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明朝实施“一条鞭法”的历史背景。
当时的封建社会，国家有向社会征赋税和徭役的权力，赋税就是按照你所拥有的田地的亩数量来计算征收，而徭役比较好理解，就是征用百姓的劳动力。这些钱的征收多少国家都是有指标的，由中央政府开出总的征收预算，然后各级地方政府以“分猪肉”的形式完成任务。
而我们回头看看明朝中叶以来，官僚贵族和地主土豪们们都是大地主，讲究的是家大业大，丁财两旺，地多、钱多，自然小孩子也生得多。这样的情况按照原来的赋税徭役征缴的政策，也是比较合理的，家里人多的有钱人自然的就征税多一点，穷人百姓占地少的，家里人少点的就征少一点，这样本来是没有错的。
但是错就错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自古以来中国的“优良”传统。
土豪们不愿意接受这些对他不利的政策，就想尽一切办法去规避它，比如政府的人来测量土地、统计人口的时候拿钱贿赂一下政府官员，打个招呼隐瞒一下，回头让政府报告少测几十亩地，少算几十口人，这样不就成了？
成了！自己要征缴的赋税和徭役就少了。
对于土豪们来说，这些和钱有关的事情都只是一单交易、一门生意。花点贿赂官员的钱作为成本，就少支出更多的钱和人力给国家，同时也满足政府部门之中一些掌权之人以权谋私的欲望。一举两得。
所以土豪们在这个政策地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并没有向国家交了多少税。但是这样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央下分到各级政府的税收任务不会因为土豪们交得少而减少，所以未征够的赋税和徭役又分摊到了没有关系、没有能力和没有金钱去贿赂相关部门人员的贫苦百姓身上。这样的赋税徭役不均问题很严重，引起了社会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朝当时的宰相张居正就在全国开展重新丈量土地的工作，由于此项工作抓得狠，相关测量人员的廉洁自律意识比较高，重新丈量的结果比旧的统计数据增加三百多万顷，使许多土豪原来隐藏的土地重新浮出了水面。
随后，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重新规划了国家财政的征收方案。
这个政策的重点在于：
第一：赋税和徭役都统一以货币的形式征收，只收钱，不收粮食农作物商品。
这样的结果就是，大伙为了交税，都把劳动产品拿到市场上买卖，挣了钱再进行上缴。这一条政策，直接促进了当时社会实体经济的蓬勃发展。
第二：一部分的徭役分摊到了田地的赋税里面一起征收，反正就是不用抽壮丁去替国家干活了，按人头缴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如果国家的建设确实需要人力，就由政府向社会购买劳动力，也就是发工资请劳动人民来替国家搞建设。
这样的做法比较合理，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更多的人能够脱离国家劳动的束缚，专注生产和农业劳作。
“一条鞭法”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回事儿，有了原版的基础理论，我们来看看清朝的的“摊丁入亩”政策是怎么一个“升级版”，它的规定又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说一下清朝为什么要对“一条鞭法”进行升级。
丁，就是人头税，作为“一条鞭法”的延续，按照当时清朝初期的情况，人头税每年的收入大概是三百多万两白银，这样的数额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很大的一块财政收入，但是对于贫苦的百姓来说确实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由于清政府也没有在群众中广泛开始计划生育工作，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也继续得以积极的传承，清朝社会稳定时期，大家都忙着生儿子，人口的数量飞速发展，虽然当时养小朋友的成本没有奶粉和纸尿片这两座大山，但是人头税却成为另一颗巨石压在了每一个贫苦家庭上。
多少贫苦家庭为了逃避这个人头税，藏的藏，躲的躲。虎毒尚不食子，可当时的穷苦百姓为了少交人头税却出现了溺婴的事件，目的都是为了减少自家的人口，以减轻自己的经济负担。
这样一来，清朝的丁税就经常收不齐，而且因为百姓经常躲避人口普查，政府也掌握不了全国的实际人口数量，使国家的管理造成了困局。
为了解决这一局面，康熙对“一条鞭法”进行了两步升级。
第一步，人头税不再按照人口的增长逐年增加征缴额度，而是以公元1711年那一年的丁税的缴交额为定额，此后的人口增加，税收也不增加。（生不增）
第二步，摊丁入亩，把各省原来分配的丁税征收额度分摊到各州县的土地上。
摊丁入亩的直接效果就是包括人头税在内的税收全部按照田地面积来征缴，家里土地多的就交多点税，少的就少交点，没有田地的，连税也不用交。
这样的政策，对于广大百姓来说是一大福音，他们再也不用担心生孩子要缴税的问题，切实减轻了贫苦百姓的生活成本，是政府惠民工作的一大进步。
但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来看，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改革都是一把双刃剑，要征缴人头税的时候，人口的增长都得不到压制，人头税不用交了，老百姓对于造人工程的投入力度会不会用泛滥来形容？
答案是肯定的，摊丁入亩后，清朝人民欢天喜地地生娃、生娃再生娃，使人口数量得到了质的飞跃。
据统计，中国自西汉到清朝初期，每次人口普查时的数量总是在五、六千万之间。
到了清朝乾隆十四年（1749年），中国人口达到了一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