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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什么问题？开了那么多的通商口岸，拥有了那么多与自己有利的商业规则，还培养了一批不用听中国政府话的中国商人，居然赚不了钱？商品一到中国就滞销，到底怎么一回事？
英国老板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觉得也很好解释；归纳起来就三个原因。
首先，清朝闭关多年，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造就了一个不需要洋货也能生活的社会。正所谓什么绫罗绸缎我们自己就能织，什么五谷杂粮我们也能种，什么盘罐碗锅我们自己就能烧，什么刀锄镰锤我们自己就能铸，我们缺啥了？我们老百姓不用进口商品照样能过日子，非得一定要买你的外国人的东西吗？
其次，英国人这次能取得那么多的通商口岸和便利条件，都是在进行了无耻的侵略后得到的，咱中国人都是有骨气的爷们，英国人打的这场鸦片战争的目的不就是想我们多买他们的商品吗？我就不买，气死你。
最后，买东西是要钱的，虽然钱不是问题，但问题是没钱。为了入侵中国的经济，可耻的外国人当起了毒贩，用鸦片吸走了当时国人的灵魂，也吸干了老百姓的钱包。第一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大部分老百姓因为鸦片已经变成了穷光蛋，鸦片战争后，还有各种起义，天地会、太平天国运动，动荡的社会令百姓苦不堪言。平时能挎个红白蓝上街买菜就不错了，哪里还有钱去买驴牌和哭次？
可是当是的英国并不这样想，他们认为买不出商品的原因只有一个，通商口岸太少了，一定要开多几个通商口岸，逼着清朝也得开！
都是死脑筋，可惜脑子长在英国人头上，枪杆子也握在他们手里，他们要用自己的意志拿枪口对准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
1849年，英国在华外交官阿礼国在上书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信函里面就有一句名言，它是这样说的：“我们（自然是英国）的政策就是面向那些必然引起改变现状的纠纷，制造那些纠纷，从而试图获得更多的利益。”
这句话听起来很拗口，既然是英国人之间的信函，自然就是用英文写的，然后被我们用英式中文硬翻译过来，我觉得这不太符合我们国人的口味，其实阿礼国的名言按我们老百姓的说法就一句话——“我们就是来这捣乱然后趁火打劫的”。
这样一说，我们明白了，英国人为什么要穿着西装向我们打手枪，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战争和侵略是值得重视的，需要着正装来杀人越货。而是他们的表面功夫做得足，把自己禽兽不如的内心用绅士的外套给掩盖了，其实本质是装不了的，压根他们就是一伙强盗。
1854年，英国首先向清朝提出全面修改第一次鸦片战争所签署的条约的要求，说漏了，应该是无理要求。然后法国和美国自然也过来一起凑热闹，要求与英国一样“公平对待”。
他们的要求是：
1、外国人可以进入中国的整个内地，至少要能进入长江流域和沿海城市。
2、毒品贸易在中国是合法的正当商业行为。
3、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传教士也可以进来宣传自己的宗教信仰。
当时的清朝的龙椅上坐着的是咸丰皇帝，这种修改条约审批事项自然也最终上交到了他的手上。
咸丰皇帝感到很愤怒，作为中国人也应该愤怒，他明确提出中央的指导思想：“这些洋人所提的要求都是瞎扯淡，甭答应！”
有了来自顶头上司的严词拒绝，时任两广总督叶名琛和两江总督怡良在与外国代表谈判的会上也自然挺直了腰杆，拒绝了各国的修约要求。
英美法外史遭到拒绝后马上添油加醋地向自己国家打报告，说什么中国不同意修改条约，什么态度蛮横，不教训一下不行了什么的，一定要打到中国同意为止。
其实不用代表们说，那三国早就准备要再打一场了，只不过当时英国和法国正忙着和沙俄打架争地盘，没有多余的时间和兵力打中国，这事才暂时搁置了。
两年后，英国和法国打赢了沙俄，抢到了新地盘，这时他们有空了，士兵们也刚从战场上热身回来，士气很足，可以连续作战，终于可以准备继续侵略中国了。
当然，能不打的话，他们也不想浪费力气，战争还是挺劳民伤财的。
1856年，英、法、美三国再一次向清政府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结果理所当然被拒绝了。
先礼不成，那必然后兵了。
可是打仗不是小事情啊，出师要有名。
为了给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名，英国人还费心费力地著书立传妖魔化当时中国政府的统治，提出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向中国开战是为了解救水深火热的中国老百姓，以达到掩盖自己的侵略本质和强盗野心。
可是第二次又打中国，又找个什么理由好呢？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开打，由英、法两国分别出资拍摄的《亚罗号的屈辱》和《马神甫之死》两部“大片”在1856和1857年先后上映，一举取得了喜人的票房成绩，也使《毒战》的续集成功开拍。
其中，影片《亚罗号的屈辱》讲述了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接到举报称，广州出现几名海盗，而且躲藏在停靠黄埔的亚罗号船上，梁国定马上带人上船抓了12人，其中2人是海盗，另外10人是嫌疑犯。这艘亚罗号是在香港注册，可是注册时间已经过期了，那么我们中国水师在自己领土和领海范围内整治海盗问题是我国内政，就算按照第一鸦片战争中的不平等条约中领事裁判权的规定，英国当局也无权过问。
但是英国人不是说过一句名言吗？这些不就是能改变现状的纠纷吗？所以英国人开始了一系列简单问题复杂化、微小问题巨大化的工作，不但发函给两广总督叶名琛，强烈要求清政府释放人质，还说什么中国士兵在抓人的过程中蛮横无理，借机撤下了英国国旗这种胡话，大力渲染中国人侮辱了英国国旗，也侮辱了英国全体国人，一定要道歉之类。
其实这种胡扯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中国社会是不可能成功的，如今政府的各种抓捕和统一执法行动一定会配备电视台的一组或几组记者，特别是这种剿匪的新闻老百姓最爱看了，摄像机镜头对准了全副武装的警察蜀黍，然后录下那一脚踹开大门冲进房间举枪吆喝着不许动的情景是多么的激动人心。这种带着电视台记者一起执法的做法不但可以满足老百姓对新闻事件的知情权，也可以为执法单位的执法证据，一举两得。
可惜当时是清朝，还是确确实实的咸丰年代，执法记录仪是没有的，民生新闻也是没有的，一线记者自然也是集体没有出世的，所以现场的各种证据理所当然也是没有的；英国人爱怎么说我们肯定也是管不住的。但是叶总督还是回函驳斥，对这种污蔑中国政府的做法给予了强烈的谴责，不过中国向来以德报怨，为了不和英国人继续吵下去，清朝还是把人犯送到了英国领事馆。
可英国人要的根本不是什么人犯，他们要的是战争，所以英国人拒不接受，并且在10月23日派出3艘军舰开始进进攻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由此打响。
由于当时清朝的情报机构非常落后，完全没有预料到英国人三句话没说完就开打，各种失守马上出现，英军一路攻入广州城内。还好我们广州人抗击洋人是有传统的，英军入城时遇到了百姓和清军的共同抵抗，只好在10月29日撤出了广州，退到了虎门地区。这就是“亚罗号事件”的始末。
《亚罗号的屈辱》开播后第二年，也就是1857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法国人也不甘示弱，开拍并上映了影视巨作《马神甫之死》，为全面侵华点燃了导火线。
《马神甫之死》这部影片讲述了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我国广西西林县，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他吸收地痞流氓入教，勾结当地官府和土豪，欺压人民，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并纵容包庇教徒马子农、林八等无故在乡间起衅，进行抢掳奸淫，肇事多起。他们作恶多端，而又逍遥法外长达3年之久，激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新任西林知县*凤根据村民控呈，调查据实后，将马赖及不法教徒共26人逮捕归案，依法判处马赖及不法教徒2人死刑，其余分别论罪处罚。这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第二条导火线“马神甫事件”。
这两部影片的上映引起了英、法两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纷纷表示一定要找中国讨回公道，一定要教训一下这个蛮不讲理的落后国家。
然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全面开战。
有一句话这样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但我觉得它还有下半部分，那就是：有了共同的利益，宿敌也能交朋友。
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做出了铁证，因为参与侵略的国家除了英法之外，还有美国和沙俄，而且这四国更是联合成为一个侵华联盟。英法和沙俄刚刚打完架，不管胜负，干架的双方不可能那么快言归于好，可惜利益当前，昨天才相互揍得鼻青脸肿的双方今天就手拉手，一起跑来中国合作抢劫，这样的脸皮是深不可测的。
1857年12月，英法两国在两部大片所营造的浓重反华呼声的局势下集结了5000多人的侵略军来到中国海域，准备全力进攻广州。当然开战前侵华联军还是先给清朝通通气，给叶名琛总督发了函，大概就是说之前亚罗号的马神父的事情使他们很愤怒，要求赔偿损失，限期10天之内答复。
28日上午，英法联军在最后通牒无效后开始进攻广州，政府军猝不及防，广州被攻陷，叶总督被俘虏，广州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纳马上投降。
随后，柏贵在侵华联军的控制下官复原职，但是已经成为他们的提线木偶，任由入侵联军操纵。虽然可耻，但柏贵在广州也拿了个第一，成为了近代第一个中国傀儡政权的傀儡官员。
控制了广州之后，侵华联军在1858年4月到达天津的大沽口外，目的很明显嘛，队伍集结，部署一下战略就打到北京去了。清政府马上派出直隶总督谭廷襄到大沽和他们谈判。
可是英法阵营这个时候根本不想谈判，因为他们知道这时候谈出来的条件是远远不能撑饱肚子了，他们还要继续打，打到清政府害怕、贴服为止。
为此，英法代表借故说清政府派出来的谭廷襄根本没资格和他们谈判，他们统统表示不和这些芝麻绿豆官浪费口水，我四个国家几千人马大老远跑来中国你们清政府想随便找个菜鸟来忽悠一下算了？没门！我们不谈！
英法两国忙着红脸生气，谭廷襄不知所措，这时候俄国和美国出来唱白脸了，他们俩一起出来当“和事佬”，两边装着说好话，结果却一把迷惑了清政府，使英法部队在5月20日偷袭了天津大沽炮台得逞，大部队一举抵达天津城下，嚷嚷着要打北京了。
此时的京城，天津兵败消息传来，朝廷乱作一团，咸丰皇帝马上派出大学时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马上出差到天津和洋人议和。
无奈，中国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当时桂良和花沙纳是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