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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采访过一个有右派与劳改经历的大学教授，我建议他以个人的亲身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听了沉吟良久，而后摇了摇头，说我们这一拨人是不宜涉足这个题材的。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的心灵被严重扭曲，永远也难以复原，而扭曲的心灵只能写出畸形的作品来。对他的话我无法进行判断。但从他说话的神情我看出他是很认真的。也许他的这一悲观论调仅属于他个人，并不具普遍的意义。即如此也会给人一种启迪，即不同的写作（经历写作——写“我”与非经历写作——写“非我”）各自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这就谈到我自己，应该说我属于那种写“非我”的范畴中。我极少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甚至连边儿都不沾。我曾写过战争，写过土改肃反，写过土匪蟊贼，都是遥远的事情与陌生的人物。我想这般的写作大致出于以下两点，一是觉得自己个人的经历过于平淡不值一提；二是鉴于我对作家职业的理解。我认为作家写作的视野应该是广阔的，应该在浩渺的现实与历史的时空中寻觅自己的写作题材。这样写作空间十分广大，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对比而言，作家个人的经历为创作提供的空间就狭窄得多。即使是饱经沧桑的人其人生经历对于整个人类生活而言也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的。现在许多作者特别是年轻作者过于依赖个人经历写作（所谓个人化写作），其依赖甚至达到了一种病态，不足取。也终不是长久之计。富矿也有被挖尽的时候，何况未见得有什么富矿。既然小说被称为虚构的艺术，就应该尽情施展作家的想象才华，为艺术装上翅膀。法国作家蒙田说过这样一句话：强劲的想像力产生强劲的真实。事实上也如此，想像力与真实并不悖离，还相辅相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写作生命力与作品的艺术品质很大程度取决于作家的想像力。
我以往作品题材的时间跨度很大，大约贯串了整个二十世纪。开始我并没意识到这一点，说明我并非有意为之。我的写作随意成分很大，没有规划之类的东西，兴之所至，东一头西一锤的，不像许多作家在某一题材领域里执著地挖深井。后来还是几个批评家朋友发现了我的这一特点（或者说痼疾），并作为一个问题向我提出。他们说我的创作具有某种编年史的性质。把我的写作与史联系在一起，自然是有些高抬了。但回过头一看，就发现自己的写作果然十分地散漫，题材几乎渗透到百年间的各个历史时期。时期，在汉语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语汇。我们中国人在对历史的记忆上很大程度依赖于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事件就成了时期。如北伐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土改时期、肃反时期、反右时期、四清时期、“瓜菜代”时期、“文革”时期及新时期……等等。一个个时期（历史大事件）如同一座座里程碑，在人们的记忆里由近而远向历史深处延伸。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依赖是缘于这些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形态以及国人生活境况的影响深重，难以忘怀，甚至刻骨铭心。只要回想到某一时期（事件）那个时期的特定画面便跃于眼前。如抗战时期的挖地道端炮楼、土改时期的分田地土豪游街、“文革”时期的红海洋打砸抢。当然，还有在各个时期都不可或缺的苦难与血泪。作为“镜子”的文学应将历史的画面记录存真，这是作家的职责所在。职责，现在已经成为许多作家讳莫如深的字眼，像躲避瘟疫似的远离，似乎作家一与责任粘在一起，这个作家就等而下之不高级了，就完了。可我承认自己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即使有被别人视为浅薄的危险也不改初衷（真是没救）。正由于觉得“责任”在身，在选择写作题材时总惦记着作品的社会性，着眼于那些对中国人命运有着深远影响力的方面。比如建国以来一次次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我的作品都有所涉及。大概今后还将继续涉及。如土改、肃反、反右、“文革”等。对比而言，这部以反右为题材的《中国一九五七》是我着力写的一本书。不是说这本书写得有多么好，而是想通过这本书把那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摆摆平。也许有人会说无论就规模还是影响力，“文化大革命”是反右运动所不能比拟的，那是一场全民的大劫难，而你的写作却没有体现这一点。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大约牵扯到对于这两场运动的本质认识，也与我要写的不是“全民”而是中国的知识层有关。话在这里倒可以反过来说了：对中国的知识阶层而言，无论就规模还是影响力，反右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所无法比拟的。反右运动才是他们真正的大浩劫。而对于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而言，反右运动也同样是一场真正的大倒退。本来便十分稀薄的民主又一下子被收入囊中，以此告示着“新民主主义”的终结。由此可见反右运动对“各方各面”其意义都十分深远。曾听说一个改正了的右派教授每当家里来了客人，首先要关闭了门窗才开始谈话，且决不涉及国事政事，他担心墙外有耳。一个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的精神品貌已荡然无存。我在《中国一九五七》中有这么一句话：改造像一把快刀，能三下两下将人砍削成想要的形状。什么是想要的形状？那就是面对管教（上级）九十度鞠躬面讪口诺。一场反右运动，就这么将中国知识分子定了“型”，也将中国社会民主不复存在的状况定了“型”。可以说反右是中国走向极权的开端，而开端的意义总是非凡。
无论是写作前还是写作中，纠缠于我的不是写作本身方方面面的事，如搜集素材、构思、叙述等。对于这个社会敏感性很强的题材而言，上述并不是顶要紧的。比如采访掌握素材，在一九五七年那场运动中总共有五十七万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由此我将他们称之为五七人），虽然其中不少人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活着的仍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每当谈到这个话题，总会有人提供说他认识的某某是个右派某某某在农场改造过云云。五七人是无处不在的，尽管大多数已进入暮年。这就为了解当时的情况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至于写作的其他方面亦不是问题，创作无定规，要怎样便怎样的事。那么问题又在哪里？纠缠于我的又是什么？我想是对那场运动的认识与把握，对落难于那场运动中的人的心灵轨迹的认识与把握。我想得最多的是这一历史事件所蕴含的意义以及给予我们的启迪。这是写作这部作品的前提。
建国以来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政治运动，后来被彻底否定的只有“文化大革命”。而“文革”恰恰又是诸多运动中最复杂、最怪异、最难以言说的一个。当初的发动者“一网打了满河的鱼”有犯众怒，因此遭到清算是理所当然的事。反右运动则是以“扩大化”为说法“改正”的。在说法上与实施上都有所保留（保留了六个真右派）。尽管这很让人费解，但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便不是个清醒者。应该说针对个人的“改正”还是比较彻底的，除了在经济上没做补偿（指工资，须知若是因国家无力支付巨额补偿而影响到“改正”的政策实施，想也不是当事人愿接受的事），其他方面都有较好的善后。政治上不留尾巴，使用上也不受影响。五七人中后来有官至政府领导人的这本身便很说明问题。就是说，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那场运动已经是尘埃落定，当事者各得其所（包括那些长眠于地下的五七人）。鉴于此，似乎也就没必要翻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老话重提了。那会使各方各面的人都感到疼痛与不适。这是一定的。可我最终还是决定要写，其用意并非是要将那块“伤疤”展览于世，如果要这样，由当事人现身说法则更恰当些（已经有不少纪实体裁的书）。我觉得反右这块伤疤不仅仅是长在单个的五七人身上，也是长在整个知识阶层身上，甚至是长在我们国家与民族的肌体上。意义深远悠长。对此作家不应漠然置之。文学对于这一事件的反映与追索，小说应当担负更大的职责。以其广阔的视野，高度概括以及执著的诘问与追索，将那抹暗色凸现于历史的画版上。
真诚究竟能够走多远。这大约是在《中国一九五七》写作之初受海尔集团那句“真诚到永远”广告词的影响而想到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海尔如今的气壮如山是否与这句大谈真诚的广告词有关，而我知道我的这本书的未来品质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写作的真诚度，或者说作品的真实度。我希望能将作品写得真实，但真实能够走多远？或者说真实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天地间能够走多远？
写作一部作品首先将真诚真实的问题提出，这本身便是件很荒诞的事，与文学创作的本质相悖，情理不通。也正是这种“情理不通”困扰着当代文学及其写作者。真诚真实成了一件费斟酌伤脑筋的事，无奈只好将商业促销的“打折”手法用在创作上。将现实生活打上几折，于是生活的真实就成了“艺术的真实”。作家面对着现实，再面对着自己的作品，有谁能坦言自己没有“打折”？这是一种集体的“游戏”，也是一种集体的无奈，也差不多是当代文学的现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过，许多人耿耿于怀于中国作家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把责任归咎于评委的不公及汉语言翻译的障碍。我不敢说没有这种成分，但事实上他们却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诺贝尔奖的原则是作品须具有理想主义精神，是那种放在全人类视野下崇高真诚的理想主义，而不是狭窄的伪理想主义。如果我们中国能够出现《百年孤独》、《日瓦格医生》、《古拉格群岛》、《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作品，我想同样可以获奖。就是说，是我们没有那样的货色，不是评委有眼无珠。
话题再回到《中国一九五七》，再回到真诚与真实。在写作之初我便十分清醒，对于这一有着深刻社会性的题材而言，作品的真实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未来作品的基本品质。我在这条真诚的道路上究竟能够走多远？我不敢说能走到底，但我想走得远一点，再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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