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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第11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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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今非御史类的官僚当中,可以说没有几人能够比拟。

    不光是王文绍这样的“油浸枇杷”被张霈伦弹劾落马,连陈宝箴这样的名臣,也都给张霈伦弹倒。陈宝箴是当时出了名的干才。作文、练兵、治河、办教育、调理人事关系,样样精通。他在河北道任上,曾参与会审王树汶一案,本来已经定案,可临刑之时,王树汶大呼冤枉,这一声叫喊凄厉得惊动了中枢,刑部复查,终予以平反。那些会审的审判官员们,自然要遭到行政处分,或免职,或降级。其时陈宝箴已经升迁至浙江按察史,按照大乾官场的潜规则,追究责任,适可而止,既然人家早就不在其位,何苦要赶杀到底?除非两造有解不开的宿怨。但在光旭九年,时任左副都御史的张霈伦,与陈家既无冤,亦无仇,却还是参上了一本,认为陈宝箴既然参与会讯,就应该承担一定的罪责。结果,清廷下谕,拟追加处分。这下陈宝箴不干了,他说:“一官进退,轻如毫毛比,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士不思竭忠补阙,反声气朋比,颠倒恣横,恐且败国事。吾当不恤自明,籍其覆,备兼听。”于是上书抗辩,而且反咬一口,“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两造都坚执己见,朝廷只好下令阎丹楚来查问。阎是大乾名臣,以强项自命,一身奇倔的硬骨头。但他处理此纠纷,却“鼠两解之”,一味捣糨糊。最终,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由于咽不下这口气,他愤而辞官,自放白云山水间。虽然陈宝箴在奏折当中直接向最高执政者控诉“言路”的恶行。但即便如此,朝廷还是站在了张霈伦这一方,连阎丹楚这等不畏权势的人,都选择妥协退让,息事宁人,张霈伦的气焰之盛,实不愧“牛角”之誉。

    张霈伦弹劾朝官的风格,可以归纳为“对人不对事”——所谓“好搏击”,自然是攻击人身。这与张芝栋正好相反。后者“但谈时事,不事搏击”,可谓“对事不对人”。时人评价此二种监察纠弹的方式,多半赞赏后一种。因为惟有就事论事,不细分谁是主事之人,才是真正做事情的态度,才可能推动政治走向良性的轨道。如果就人论事,正如架上一副有色眼镜打量世界,只看到暗色的一面,却忽略了明色的一面,只盯住人的优劣长短,却不顾事态的进展,与谁有仇怨,就死命咬谁,且不管他所行的事之好坏,这则很容易陷入宗派社党斗争的偏狭。古人喜欢说“因人成事”,确是硬道理,可它不应该教条化、僵硬化而运用于风谏,其恶果往往是“因人坏事”。

    但论者评定二张,赞扬的天平却向张霈伦倾斜。其时张芝栋所上奏折、附片共计三十九件,无一是弹劾他人,无一非因事陈言。这亦是一个可以配对张霈伦的奇迹。而张芝栋因此背上“宦术甚工”、“极会作官”的恶名。确实,张芝栋的弹劾风格,一般不会得罪人;而张霈伦的弹劾风格,则会一再得罪人。是否在乎得罪人,得罪了多少人,是考察言官的一个重要标准,却不是全部的标准;评定言官的成绩,不仅在于他们的德行,更在于他们对政事的洞见和补遗。古人将“立德”置于品评人物的最上端,张芝栋因此被斥责为“下愚不移”,在“翰林四谏”之中,人品最下,实在是冤枉。

    有人说:“这些人里头,我只佩服两张,是用世之才。张孝答大刀阔斧,气象万千,将来可以独当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张侑樵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

    其实,“躁进”不独为张霈伦一人的缺点,甚至可以扩大化至几乎整个“清流党”。

    清流党所指涉者,乃光旭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为盛——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主要工具,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全面挥中原王朝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也由于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以成声援之势力,遂有“清流党”之称。

    而党争冠以“清流”之名,是因为他们认为现时朝政腐坏不堪,制度的枢纽已然崩解脱落,需要以道德的名义加以整治和拯救。

    “清流党”之勃兴,一是因为“彤光中兴”的大局面,朝廷要作出为打造盛世而虚心纳谏的民主姿态,士风高涨,言路大开;二是因为另一种隐秘的派系斗争——即斩不断、理还乱的“南北之争”——的鼓动,将单个的、分散的清流人士拧成一股绳,隐然有党社团体的形状;三是因为仁曦太后的推波助澜,借清流的力量打击敬亲王一系。就这几点最关键的原因而言,清流的产生,与儒家道德的自鼓舞并无什么直截的关联。在时人口中,亦少有“诤臣”、“君子之风”的赞誉,多认为他们借搏击权贵以谋求直言的美名;倒是对帝国执政者能够容忍这些人的论政方式和意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但道德水准的普遍低下,有弊亦有利——那就是他们极少患上道德病,以道德的名义杀人。

    大乾帝国的南北之争,地域之争、正如地域歧视,是中原王朝政治史上的一个特异现象。大致而言,北派的代表人物,即“清流党”的牛头李高阳;南派的代表人物,早期为沈桂芬,后期为翁叔平,翁氏门下聚集的一帮名士,如盛昱、王仁堪、文廷式、张季直等,又有一个名号叫“南清流”。

    “清流党”内部,既有汉人,亦有渤人,他们的弹劾标准,与中央…地方权力和利益的分界更无必然的牵连。而对于洋务派与守旧派之争,清流却略略介入,姿势相当暧昧。在洋务与守旧两派的争斗当中,他们的思想立场应该更亲近后者。可这里的“亲近”近乎权宜之计。象陈葆臻上,已明确提出富国强兵只有“讲求洋务”,并建议选员出洋考察,掌握各国的“山川政教土俗民情”,以避免“临事仓茫无定见”。张霈伦既承认“时艰之亟,实以洋务为大端”,又完全赞同洋务派的变法主张,强调要“采西法以敌西人”,认为“变法之效,至久而至者,则莫如武科改试洋枪”。张芝栋一再指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驶有方,皆可供我策遗”,因而他在现实活动中“颇以师西法致富强为事”。清流派不仅是出谋划策的言者,更是直接经办洋务的实践者。如吴大成在吉林创办机器局,张芝栋在山西筹办铁矿,这些都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展进程。

    而张佩纶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时,他是欣然接受,而不像当年的守旧派领斡垠,被敬亲王作弄,亦接到类似的任命,他当时的表现,却是痛哭流涕,大有晚节不保之感,于是以养病为由,被迫辞去了所有职务。张芝栋更滑头,在京城的时候,以清流自居,对洋务运动的态度极其审慎;到山西担任巡抚之后,便开口大谈洋务,放手大干洋务,从而成为洋务派的中坚人物。当然,如“五虎”之一的邓载修,对洋务运动的恶感就相当浓重,但却只是少数而已。

    事实上,“清流党”反对洋务充其量只是表象,他们更多的是反对洋务派官员——就是说,他们的矛头指向人,而非事。他们如此抉择,与南北之争、仁曦太后与敬亲王之争息息相关。在这两对矛盾之中,清流都涉入过深。简而言之,南北之争,清流亲近北派,北派与“清流党”的共同核心李高阳思想保守,敌视洋务;相应的是,作为洋务派之领头羊的敬亲王则一向关照南派,他看重沈桂芬,却不喜李高阳,如此,“清流党”理所当然要反南派,反敬亲王,顺带造成反洋务的假象。同理可知,清流在仁曦太后与敬亲王相争持的战场会怎样站队。当然,比较与北派,“清流党”与仁曦太后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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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目录 第一千零四十二章 突来叛乱

     这种在先前的亲缘,为张霈伦与李绍泉走到一处提供了名正言顺的契机。“清流党”鼎盛时期,张霈伦意气风发,白简搏击,连续攻下数名朝廷大员,可无一奏疏指向群议汹汹的李绍泉,一直为时人所诟病。李绍泉为人不满或招忌之处,一是专权而媚上,二是办理洋务,三是主和论的外交观其实第二点清流人士也并不是特别反感。“当彤光间,清流之所以不满意李绍泉者,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盖绍泉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规定。绍泉特不过一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绍泉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

    事实上,“清流党”与李绍泉并没有什么解不开的仇怨。李绍泉固然不喜欢清流,却深知他们的厉害,因此从不与之硬碰死磕,而是蓄意结纳和笼络。除了张霈伦,吴大成亦为他羁縻。在这些人当中,李绍泉与世交子弟张霈伦至为亲近。按照张霈伦“对人不对事”的议政风格,根本就没有弹劾李绍泉的道理。

    李绍泉一直以曾伯函的衣钵传人自居,曾伯函行事有一句至理名言:“办大事以寻替手为第一。”他说到亦做到,结果敲定李绍泉作替手,湘军衰,淮军兴,为安定大乾的飘摇江山塑造了得力的军事支柱。可李绍泉到晚年发现,等他准备为毕生经营的北洋军系找一个替手的时候,一起打天下的淮军将领,却无一人可用:或者野心勃勃,生长着“弑父”情结,用之则容易祸及自身;或者庸碌无为,不堪大用。所以,他只好放眼于交际圈的外围,最后选中了张霈伦。除了两人交好、相互忠诚之外,首先是因为张霈伦乃科甲出身,具备入阁拜相的资本;其次是张霈伦与李鸿藻领袖的北派之亲密关系,此外张霈伦是清流魁首,名声在外,一般的言官都不敢捋他的虎须,而李绍泉本人就缺乏这个优势,经常沦为舆情的众矢之的。

    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张霈伦的才干和心志。

    李绍泉十分赏识张霈伦的霸才,认定张霈伦将来的勋业必然在他之上,因此才不遗余力地加以培植,但“会办海防事宜”的张霈伦却没有选择去北洋帮办军务。

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目录 第一千零四十三章 雪夜带弹行

    曹琨在雪地上默默地坐着。旁边是躺着的同伴停止了呼吸的身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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