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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一路，则守者拒之于内，巡者击之于外；敌分窥各路，则避实击虚，伺隙雕剿。或三路同出，使敌疲于接应；或彼出此伏，使敌无隙可乘。至各路攻守机宜，必籍内地电线互通消息，乃能联络一气。如此而敌犹敢轻犯者，鲜矣。倘现在各船尚未足数，宜竭力购足，俾得成军。仿造快船、碰船、蚊子船各数艘，以备临阵补阙、应猝之用。论者曰：如此布置，非费千百万金不能有成，目下帑项未充，费何从出？不知天下大势，须筹全局。敌之敢于窥我者，以我力之未足也。试观从前海疆有事，一役之费动辄一、二千万金，而百姓之损失尤多，国威之摧挫不少，又何益也？今乘无事之日，筹赀自固，使敌不敢生心，国计民生均受其益。移有事时之用项于无事之时，未雨绸缪，保全于无形者实大……”
“语云：‘能富而后能强，能强而后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或曰：现下府库未充，赋税有限，公用支绌，民借难筹，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何曰非能？商市之兴衰，货物之增益，销路之宏远，须仗聪明才智之士思深虑远，而后‘操’奇计赢，‘胸’有成竹。况商业至今日而愈繁，商术至今日而愈巧。泰西诸国，每有国用不敷之时，便借贷于钱商，以济水火，事毕偿还本息，故时能转危为安，此为‘借米为炊’之法，彼国可用，我何不用之？……”
听到这些在后世也称得上是“振聋发聩”之言，林逸青不由得肃然起敬。
而林义哲的奏折内容，现在竟然出自一位日本艺伎之口，更令他震惊不已。
“诗织，你可知道，林文襄这个折子里面，说的最好的，是哪一处？”伊藤博文的问话将林逸青的思绪拉了回来。
“当是这‘桌‘腿’’之论。”如月诗织象是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掩口吃吃一笑，回答道。
“诗织为何发笑？”伊藤博文好似猜到了如月诗织想起了什么，笑着问道。
“就是这‘桌‘腿’’之论啊……”如月诗织笑道，“‘亲王狗吃屎、尚书嘴啃泥、‘侍’郎倒栽葱’，乾国小儿皆唱为笑谈，‘春’亩先生还记得么？”
听了如月诗织的回答，伊藤博文放声大笑起来。
林逸青听到“亲王狗吃屎、尚书嘴啃泥、‘侍’郎倒栽葱”这句歌谚，心中奇怪，他知道这当中应该是有故事的，是以没有多问，而是凝神静听。
“林文襄这个折子，最厉害的地方，便是以‘士农工商’四民喻为国之桌‘腿’，缺一不可，真是绝妙文字！”伊藤博文道，“乾国的那班腐儒书生，又是辩驳不得，而一二亲王大臣为反对林文襄予商民之平等地位，竟然亲身去试四‘腿’长短不一之椅子能否坐稳，真是愚不可及！”
听到这里，林逸青明白了过来，也禁不住大笑起来。
林义哲整治这些顽固派的办法，其实也有不少，只是效果也就是折辱他们一番，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上一次他那篇《西国圣道考》，便着实为难了这班人一回，这些人本不认同洋人为人，而洋人既遵圣道，则便不能讥以非类了。是故乾国兴办洋务，从此少了一大阻碍。”伊藤博文叹道，“那时我还以为，文章立论能写到如此，已是极致了，不意他又能更上了一层楼，把这‘士农工商’的桎梏也给破了！他是真正的天下奇才！可惜生在乾国，而不是日本！”
“士农工商，排列有序，视商为贱业，古以有之，而‘欲’兴商利民，非破除此等陈腐之见不可！”林逸青也感叹道，“而要破除成见，何其难也！谁知林文襄竟能做到！今日回想起来，仍觉不可思议。”
林逸青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熟悉近代历史的他知道，这“士农工商，商为最末”的成见，实在是为难了那一代的中国仁人志士太久太久！
事实上，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早期的西方也是一样：“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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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翁叔平日记》：
“光旭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林义哲条陈，其摺有建海军、护华商、开地矿、修铁路、安电报诸项，于筹饷一项则倡言兴商业以开饷源，并议借洋款，其于摺内极言工商之重，称士农工商皆为国之柱石，犹椅之四‘腿’并列，有缺损则颠仆。其论一出，闻者哗然。以其多引管子孔圣之言，太后似为所动，‘交’朝臣会议，敬邸、纯邸、文相指其言为是，沈相、宝相、李兰荪尚书默无一言，礼邸、单地山尚书（吏部尚书单懋谦）、徐豫如‘侍’郎（徐桐）极言其论之非，余亦‘欲’辩之，然细审通篇，无处不为圣言，似难以驳诘。……朝议多时，不能决，太后命内监取椅来，以锯将各椅‘腿’分去一块，长短不一，置于殿上，曰：‘有能坐而不仆者，乃可禁林义哲之议。’礼邸率先上坐，前仆于地，脸破出血；继单地山亦上前坐，跄于阶前，‘唇’裂，落齿一枚；徐豫如上前继坐，亦前仆，倒栽于地，头破。由是再无上前坐者，林议遂定。不日将见明诏，心中不胜郁愤，是夜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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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目录 第二百二十四章 管子为矛
在他原来的历史时空中，象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里便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然而，当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名相管仲，却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最早指出“士农工商”为“国之柱石”的，便是管仲！
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但也正是管仲变法中有“四民分业，士农工商”的话，颇为后世熟知，也引起了最大程度的误读。
管仲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管子·小匡》中说：“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后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则一直沿用至今。
而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的排序。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意，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远古的中国人其实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易·遁卦》中说：“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程典》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说：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柱石”，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他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
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
其一，是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当时的齐国，坐拥最强国力，但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其二，便是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论语·宪问》中说：“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管仲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徭薄赋”，三是“克己仁义”。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某种意义上，管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