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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便要仔细体察人心，选一个最合适的人出来。那里是佛国，与中原人情不同，万不可以你们之意，代当地之民心。要查当地民情，来定人之贤否。以当地人情民心推之于后时，看这人能不能得人心。不要数年之后让当地人叹息，当时朝廷不定某，而封某为王必然好于此时。以后那一带地方，政事治理自有朝廷，凝聚人心归于西平王，谨慎！”
包拯是个聪明人，在这些事情上，比欧阳修这些人豁达得多。徐平说得这么细，他当然明白是个什么意思，自己到了那里该怎么做。
说到底，立这个西平王，纪念归义军的奋斗是其次的，得当地人心是主要目的。灭了党项，中原王朝再次入主那一带，初期自然万民拥护。但是时过境迁，中原王朝的治理必然与以前不同，有得利的，必然也有利益受损的。
民心先起自民欲，从民欲自然就得民心。但是没有到大同，天下百姓不可能想什么有什么，总有满足不了的欲望。政权只能有所取舍，最大程度的让民心归附。这就是对治下百姓示之以公，临以大义的意义所在。公和义，就是让人民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立平西王，就是朝廷向西北之民示公义，从他们所欲。如若不然，从刚始到达的万民拥护，很快就会变成当地百姓诸般不适应，离心离德。明朝驱逐蒙古而有天下，所以说历史上得国之正，无过于明太祖。但明太祖登基，迷信天命，转过头去放下以前的大义，而去承认元朝的天命。再以明代元为天命所属而建立政权合法性，这假的天命撑不起明朝。
汉朝的天命不是完全的君权天授，在那之前，天听即民听，天视即民视，天心即人心的理论框架已经具备。那个天命，只是以天查民心，来获得认同感，民心才是根本。
神授和天授之后，政权的合法性必然来自于人民，所谓继承前朝法统，根本不会获得人民认同。徐平前世，新中国的立国之基是一切来自于人民，这才是真正的立国之本。让清帝退位而掌权的北洋民国，那个法统就是个笑话，接那个法统的都是笑话。
人从独居到群聚，必然是有了交集，才有了集体的认同感。一方面性情和欲望来自于自己，另一方面来自于那个集体。政权要维持集体的认同感，应该要尽量不干涉私人的那一部分，而加强集体的那一部分，这就是政权的公和义。
不承认人性的两面性，认为人性是一元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是社会性的反应，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大集体，只是人一元社会性认识在制度和文化上最基本的反应。不符合于人的社会性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来自资本义腐蚀，是资本主义尾巴，应该教育、改造。社会主义的很多运动都根源于此，制度和运动不是凭空来的。
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不承认或者弱化人性中的社会性，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等等很多思想，选举、议会等等很多制度，都是来自于这些政权对人性的认识。
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走向近代化，政治上最根本的，就是政权的合法性不再是来自于神，也不是来自于天，而是来自于人民。政治文明的现代化，这是最基本的判别标准，具体的政治制度只是保证这个合法性的。
选举制，必然要加以约束，约束的目的是取他们那个时代、那个群体的公和义。不加约束的完全普选制，必然会让私欲排斥公和义，成为按人群、按利益排排坐、分果果。这样的政权无法长久，也不会有牢固的合法性，只是一盘捏在一起的散沙。
徐平现在把这种思想推行到政治制度和具体政策当中，略微有些超前。历史上是欧阳修这一批人发展起来，把韩愈和柳宗元的思想深化，才初步完善的。他们当然不说这是政权的合法性，而是查治乱，究民心、辨性情，看政权的权正不正，皇帝和官员当位不当位。
以为大军过去，派出官员，谁不服就打谁的板子，再不服砍他的脑袋，就能够建立起牢固的统治，实在是想多了。漫长的人类文明史，还没有强盗集团能建立长久稳固统治的。
徐平斩了元昊，灭了党项，占领那些地方，只是第一步。只有在后面的治理中，得当地人心，形成对宋朝的国家认同，才算是大功告成。
在这之前，立西平王争取当地人心，是不可缺失的过渡。沙州稳固，还可以凭此作为号召，向西域开拓。宋朝已经没有大汉的昭昭天命了，再建天命也不合时宜，是让历史走回头路，徐平只好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
长时间的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朝廷的治理得到人民的认同，归属感增强，西平王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弱。人民自然而然会向中原文化看齐，会主动改变风俗习惯，这就是教化的过程。教化是人民主动进行的，被动去做，事倍功半，还可能一败涂地。
民为国本，在这个年代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说法，实际上已经慢慢成为共识。徐平向包拯详细地解释为什么要选张家的人，为什么要立西平王，让他有清醒的认识。
对事情认识不清，认为选个人来做王只是骗当地百姓的手段，是不能够做好这件事情的。政权有扮有演，但不能够欺骗，一有欺骗，人心也就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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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跑了的状元
包拯离去，章得象对徐平道：“沙州僻处西域，人户不蕃，地方不广，昭文相公一再叮嘱，过于多虑了。似此等地方，就是真封西平王，让其裂土封疆，也无大碍。”
徐平正色道：“相公此言差矣。自张议潮起，地方百姓群起响应，赶走吐蕃，惨淡经营一二百年，何也？心向中原，不忘其本。立西平王以应民心，朝廷示其公，设流官治理地方，则朝廷于天下大义也。得两州之地，再行裂土封疆，糜费钱粮，公义何在？”
章得象恭声谢昭文相公指教，回身去忙别的事情去了。
徐平看得出来，章得象这一声谢只是客气，心里其实并不当一回事，觉得自己在小题大做。本来吗，随便找个人立为西平王，还说多么多么重要，很多人都觉得可笑。
这并不可笑，西平王的人选确实是有些随便，但后来的制度却不随便。汉太祖所谓斩白蛇起义，真细究起来，其最初起兵又能够有多么神圣？但其一直坚持，最终形成了两汉四百年的昭昭天命。起步的基础差，只是开头艰难，持之以恒总能达到目的。
立西平王，实际治理权牢牢由朝廷掌控，两者缺一不可。不立西平王，朝廷制度地方不适应，与百姓之间没有缓冲，容易冲突不断。地方不平静，便就发展不起来，发展不起来百姓愈加不满。恶性循环，结果难以预料。立了西平王，再授以治理之权，形成真正的裂土分封，最终必然坐大。不要说教化，只怕那地方早晚还是要分裂出去。
政治就是这样，说到底是关于人的事情，追究到最根本，或许就是很简单。关于人是社会性的，还是独立性的出于趋利避害从而凑到一起来的，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理论根基。真问起来，谁会觉得这个问题有多么高深？在很多人眼里，说不定就真认为想这个问题是吃多了撑的，自己比谁都高明。
谈到历史，谈到政治，有的人会高高在上地抛一句：人，天性就是自私的，连这都看不清，都是被洗脑了，还没有经过社会洗礼。实际上这样说的人，说不定还很认真地赞同社会主义制度呢。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个什么意思，有必要知道吗？
不在这个位子上，没有必要知道。徐平做到宰相的位子上，脑子就必须清楚，一定要知道。不然就会出现制度混乱，互相之间牴牾不清，缺乏可执行性。
不要求官吏按照制度办事，政权的政治制度就失去了严肃性，无法取信于民。按照制度办事，照着这一条干，就违犯那一条，照着那一条，就违犯这一条。怎么办？觉得自己聪明可以删一些留一些？删掉一条就惹出更大的麻烦来。
从唐到宋，为什么对于人的性情一直纠缠不休？真是读书人吃多了不想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耗费精力？因为人性的认识，是政治制度的根本。
共产主义是基于历史进程的否定之否定认识的一元进化论，下一个朝代必须比上一个朝代先进，这是理论的根基。事实与理论有出入，也必须硬套进这个理论框架里。社会主义是认为人有一元的社会性，所以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充分发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理论家一样有大量的共产主义信徒，但是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才有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冷战的结果已经对这个人性的争论给出了答案。承认了人性不是一元社会性，而是有两元的个人和社会两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承认了人有社会性的资本义国家，最终笑到了最后。不管这个认识是主动的还是盲目的，符合了这个方向的，制度就表现出了活力。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徐平前世跟许多人一样盲目。说起制度不合理的地方，下边执行很困难的时候，经常跟身边人一起发一句牢骚，人家外国怎样怎样，就不会这样。憧憬着有一天，最终也会跟想象中的那个外国一样，不会再这样了。
现在明白了，哪里有想象中完美的那个外国，那只是小文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了表示自己高明的托词而已。真按着那个方向去，最终会是一塌糊涂。人性的二元本性，必然导致制度需要不断改变的不稳定性，和要以一理贯之的任务艰巨性。
人性认识表现在政治制度中，在农业社会就是人性善恶的讨论，到了工业社会，必然会发展到社会性和个体独立性的讨论。这个问题不清楚，制度就是一团乱麻。
徐平利用前世的知识，压下了这个时代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他开始把社会资源向城镇工商业引导，工业化会很快发展起来，关于人性的争论还会再起。
对工人敲骨吸髓的血汗工厂合不合理？对外掠夺还是实行互惠贸易？社会管理成本是应该由劳动者承担，还是由资本和资产所有者来承担？政策取向都会以此为根本。
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好处，便就要承担帝国主义的一切邪恶，什么不可避免之恶，都是装神弄鬼的神棍说法。世间的道理在人心，把握住了人心，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
高处不胜寒，徐平坐在宰相的位子上，很多做法，很多决定其实不被同僚理解。包括宰相和参政在内的很多人，对徐平对一些事情上的认真暗中摇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大的方向上，徐平确实引导国家在向前发展，不去计较这些罢了。
殿试之前，富弼突然上奏，提出要求废除殿试，直接以省试名次放榜。这个说法不是富弼心血来潮，在他之前，包括李淑都曾经提议过。这个建议有其来历，唐朝科举实际上是没有殿试制度的，武则天当政时的殿试不正规，没有形成制度，是偶然特例。循唐朝制度是一种风潮，不只是科举，包括官制，一直都有这种声音。武则天当政，在这个年代的读书人眼中不是好事，她曾行殿试，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