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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外敌，平内乱，在边蛮之地，有这种功勋的人并不少，比如丁谓。丁谓在夔州路五年，因为做得太好，没有人可以代替，满朝都觉得对不住他，让他举人自代。丁谓也不客气，举荐能吏薛颜代替自己，回京之后从此一飞冲天。徐平超越丁谓的，恰恰就是离开的时候，满州百姓雨夜相送。他比丁谓强的，就是得人心。
想起丁谓，徐平就不由苦笑。外边的人说自己什么，多多少少总会传到徐平的耳朵里。说的最多的，只怕就是拿着徐平跟丁谓比了。
讲良心，徐平怎么能够比得了丁谓？丁谓淳化三年进士，当时排在第四名，他觉得屈才，老大不愿意。太宗说，甲乙丙丁，你姓丁排在第四不是正合适？丁谓这才委委屈屈地谢恩。授官做大理评事，饶州通判，一年多就招回京城，加直史馆。仅仅三年多，就做到了福建路转运使。中进士的第五个年头，就做到了三司判官。
那个时候转运使不讲究资序，只要被上面看对了眼，再小的官再浅的资历也都可以去做。抛开这一点不讲，徐平可是在邕州做满了两任六年，立下了无数功勋，才有机会回朝。加直史馆还是因为李用和的关系，三司判官也脱不开这个原因。
跟丁谓比起来，徐平的仕途可以说是坎坷了。拿自己去跟丁谓比，那不是寒碜人家丁谓吗？丁谓坏名声，是很晚的时候了，他做权相也就两年多。在这之前，丁谓一直是能吏的代表，而且诗文也是天下一时之选，徐平什么也都比不上啊！
淡黄色的灯光洒满屋子，照在一边认真做着针线的秀秀脸上，透着温暖。
徐平靠在桌子上，看着秀秀，想着自己的心事。
自己的事情自己知道，别人都看着徐平这一年来升迁飞速，想着要不了多少年就要做三司使，就要进两府任执政了。徐平自己却知道，三司使那个位置，哪怕就是带上个“权”字，离着自己也非常遥远。
三司总管财政，真正从制度上确定下来，始自寇准任三司使时。而到徐平的这个年代，功绩最突出、任职时间最长的三司使，则是丁谓。
这两个天才人物，影响实在太大了，生于这个时代，徐平只能活在他们的阴影里。
寇准耿直任性，刚愎自用，争强好胜，虚荣心强，好许愿，对人施恩还一定要让人家领情，而且还被挚友张咏评价为不学无术。张咏自己都是好气任侠的人物了，他说是不学无术，可见寇准在当时人眼里的形象。可以说，读书人所认为的毛病，寇准满身都是。做官还专权跋扈，不但是同僚受不了，无限信任他的皇帝都受不了。
范仲淹曾经这样说寇准，“左右天子，天下谓之大忠。”皇帝他都要管着，事事听自己的，别说别人了。跟他一起做宰执的，那官当得是个啥滋味，也就可以想了。
丁谓完全是另一个风格，简单说就是罔上欺下，贪权弄权，排斥异己。别看对人和和气气，朝廷里完全容不下跟自己作对的人。关键是心辣手黑，动不动就要夺人的出身，甚至置人于死地，从精神到肉（体）彻底消灭你。
吕夷简弄权，好多人看不顺眼，但跟这两个人比起来，就是个和和气气的老好人。
人年轻，官升得快了，肯定就会有人拿着去跟这两个人比。一比就坏了，满朝文武官员，是再也不想跟这么样两个人同殿为臣了。别看现在范仲淹等人一说起寇莱公来，都要称赞一声忠臣，保国家社稷，有大功于国，让他们跟寇准一块做官试试？
无论寇准还是丁谓，做宰相之前的踏板都是三司使，这是徐平面前的一座大山。
只要朝里的老臣不去，徐平要想接近权力中枢的阻力就是无限大，特别是三司使那个位置。三司掌管国家财政，有大权，殿上又排得有常班奏事，碰上个强硬的，宰相都压不住。吕夷简和王曾，哪个放心让徐平坐到那个位子上去？
与其想三司使，还不如去想知制诰呢。知制诰掌外制，做上一段时间转翰林学士掌内制，也到权力中枢了。两制词臣，一是宰执的影响小，皇帝的权威大，而且不接触直接权力，别人也容得下。但词臣这个行当，徐平是真做不来啊，有什么办法？
徐平心里暗暗叹了口气，去年一上任就重修三司条例，现在想想，实在是有些莽撞了。前些日子注重农事，还想着编农事条例，幸亏没有动手。
丁谓任三司使的当年，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分别上了《三司新编敕》和《景德农田敕》，好死不死，徐平做的事情又与丁谓撞车。怪不得都过了这么久，关键部分徐平都已经编制好了，新条例中书那里就是卡着不让正式颁行。
天地良心，那个时候徐平刚回京城上任，怎么会注意当年丁谓干了什么？等到现在遇到阻力了，再去注意这些也就晚了。
这一两个月，徐平因病休假，从公事里脱出身来，才真正清醒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处境。随着三司新场务和铺子的功绩慢慢显现出来，徐平现在再提出什么意见，就不像以前那么顺利了。有意无意的，宰执那些人都要把徐平压一压。
徐平靠在桌子上，无奈地摇了摇头。若不是这种处境，他又何苦为场务里的铺子这一件小事，还要把插手其中的权贵名单附在奏章后面？若是以前，自己只要上个奏章事情就定下来了，谁会拦着？现在不行了啊，徐平提什么事情，都有人不同意。
要想让事情办下来，只能用这种手段作为交换。吕夷简那里必然会把这份名单压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作为交换，徐平的意见他就要帮着推行下去。
古人所说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言最简单，徐平却偏偏选了最难的立德去做。德不是私德，不是靠修身养性，不是靠做好人。
所谓德被苍生，立德是要有大恩德于天地间，之为不朽，非神即圣。
仅仅是推行商品经济，让国家富强起来，尚算不得立德，只能算立功。如徐平这样想着在这个过程中，让每一个人都得到益处，不管得到的益处是大是小，总之不让普通百姓成为这一过程的牺牲品。做到了，才是立德，足以不朽。
这样的事情，做起来哪里有那么容易？以前徐平只是闷着头去做，没有理性地去想一想，现在阻力越来越大了，就不能不想了。
放下刘沆等三人的来书，徐平提起笔来，迅速写了上报的奏章，把郑戬提供的名单附在后面。把奏章封了，徐平对秀秀道：“秀秀，你把这奏章收着，明天一早让徐昌派人送到三司衙门去，交给判官刘沆。让刘沆、郭谘、郑戬三人用印画押，一起上奏。还有，现在我盐铁副使的印在度支王惟正副使那里，让他帮我用印。”
秀秀接了奏章，仔细收好。以前在邕州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是她做惯的，徐平很多公文都是让他收着，按照吩咐发给相应的人。
写完奏章，徐平只觉得意犹未尽，把前些日子李觏来的信又取了出来。
李觏在方城县上任，学着当年徐平在邕州的为政举措，开办营田务开垦荒田，不再招人指射，而是直接由县衙管理。一些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他写信来问，同时也谈了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经验，以及自己的看法。
李觏是饱读诗书的人，说起对经典的学习和理解，满天下的读书人都算上，他也是数得着的。一些以前徐平觉得困惑的问题，李觏反而能有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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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6章 立言之志
天下之财有数，不在官则在民，这是网住徐平的一个魔咒。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劳动可以创造财富入手，然后才是商业交换可以让财富增殖。
然而，财富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先要明确地回答。前世徐平上政治课，很多概念都是小时候便就从课本里学习，一年年学下去，一点点加深理解。润物细无声，不知不觉间就把很多复杂的学术概念溶入到了思想里，成为一种本能。
但是，真要向没有系统学习过的人解释这些概念，便就茫然不知所措。在前世说起劳动创造财富，很多人都认为理所当然，不需要解释，这个年代却是不行。
天生万物以养人，一切都是来自于上天，怎么可能由人创造出来呢？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不怎么信神，但却相信上天，相信天命。
先秦显学儒墨两家，墨子讲天鬼，孔子讲对神敬而远之，传统上都不是把天和神看作无所不能的人格化的宗教意义上的神。《尚书》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天心与民心联系，到孟子，更进一步以民意代天心。但不管怎样，那无所不在的天都是在那里的，只是任人打扮罢了。
李觏从儒家经典出发，认为礼就是人的本能欲望，首先是食物满足人的生存，然后是男女繁衍后代自然而然的情（欲），所谓食色性也。
这给徐平打开了一扇门，只要说明了人的基本需求，那么，满足人的需求的种种便就是财富。而这种财富，劳动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这样的理论基础，最大的危险就是走到了孟子一派的对立面。告子说人性无善无不善，食与色是人的本性，孟子正是通过反驳告子这一观点，提出了性善论。
李觏极端讨厌孟子，甚至会为了徐平抄前世的一首打油诗，千里迢迢跑到邕州去求学，便就是在理论基础上与孟子思想的根本冲突。
荀子倒是主张性恶论，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正是因为食色是人的本性，所以争夺、残贼、****也是人的本性，应对人本性恶而不让其做恶，便要起礼仪，制法度。
这既是法家思想的来源，要压制百姓的本***望），满足君主的欲（望），所以制严法，用酷刑，让治下百姓不得不顺从，不得不以天下所有奉君王一人。同时也是儒家纲常伦理的思想来源，因为人性本是恶，所以要立纲常，树礼仪，压制人恶的本性，一举一动甚至思想都受三纲五常的限制，直至存天理，灭人欲。
孟子即使在儒家那里，地位也一直不高，直到韩愈《原道》正式提出道统论，把孟子视为孔子之后得道统的惟一一人。到徐平这个年代，所谓道学家，都是尊孟子一派的，道学本就是道统的意思。而非道学的，则大多都贬低孟子。
对大部分人来说，非孟即尊荀，历史上这两派思想斗争的极端表现便就是党争。
王安石尊孟，孟子的地位真正意义上的上升，思想列为经典，就是在他手里神宗时候发端的。司马光非孟尊荀，讲三纲五常，思想根源上就与王安石势不两立。
讽刺的是，非孟最卖力的就是李觏，但历史上正是他的思想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导。富国强兵，正是李觏极力鼓吹的。
两宋的思想斗争基本都在尊孟非孟之间纠缠，直到朱熹杂和起来，又引佛家思想入儒家，自成一体。朱熹一边说尊孟，一边存天理灭人欲。既然人性本善，又何必去灭人欲呢？实际上，是用孟子的旗，包了荀子的骨头在里面。
与其说宋后的统治者思想是儒皮法骨，不如说是孟皮荀骨更准确一些。越来越严厉的三纲五常钳制社会，吃人的礼教，思想的根源其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