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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0章 政策原因
王文说的这些徐平倒不陌生，前世学的历史知识，“摄关”有些陌生，但后来跟这性质一样的“幕府”可就非常熟悉了。这算是日本的传统了，“大化改新”的时候国王联合贵族杀了权臣夺权，从此改国号为“日本”，算是终于成了有实权的国王了。可没过多少年，“大化改新”的功臣又重新把国王架了起来，历史完成一个轮回。等到后来再一次维新，天皇又把权力夺了回来，然后疯狂作死，最后又被当成个吉祥物供起来。
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日本这个国家就没有大一统的基础，所谓中央集权，无非是跟着中国邯郸学步罢了。后来的维新再一次把天皇拱上去，也不过是学完了东方学西方，强扭着硬上。天皇要想做真的帝王，就必须疯狂对外作死，不然就得当吉祥物。
不过听了王文的话，徐平还是有些不明白，问他：“日本国小岛不少，又山地众多，土地支离破碎我知道。这支离破碎的地方，就有不少强藩，很难捏到一起去。不过你也说了他们现在藤原家一家独大，是事实上的当权者，又喜欢中原货物，为何不想通商呢？”
王吉道：“都漕官人是天朝上国人物，不了解这些蛮夷小国是情理之中。那藤原家虽然是日本国的第一权势家族，握着国政大权，但在他们国里，远说不上一言九鼎。那国里小藩无数，强得能跟藤原家叫阵的也颇有不少。最近几十年，他们国里内乱不断，就在前两年才刚刚平定了‘平忠常之乱’官人，这平氏一族也是他们国里的一个望姓，前世就有一个平将门作乱，自立为王。平定平忠常，打了三四年的仗，死人无数。小可之所以说这些，是想让都漕明白，那里说是藤原家当政，但也只是个共主，下面能够威胁他们家的强藩是颇有不少的。如果跟中原往来，被大宋知道了虚实，随便扶持个强藩，便就能把藤原家掀下去，改朝换代也是易事。有这个顾虑，所以日本国自唐亡之后，便就禁了跟中原的交往。五代时候，闽越曾派使节去他那里，他虽以礼相待，但却拒绝通交，就连闽越的使节也只是让搭海商的船返回，可见防范之深。”
徐平点了点头，终于算是明白了一些。王文家就是五代时闽越国的大家族，对这些事情知之甚深，说起来如数家珍。
说到底，日本国在唐朝时积极地跟中原交往，不断派遣唐使入中原，是有前提的。唐朝对四周蛮夷采取的是开放态度，别说是日本国，就是北方不少被唐军攻占的地方，也并不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特别是贞观四年唐朝内部关于夷夏政策的大辨论，以魏征为首的严夷夏之防的一派彻底失败而告终，唐太宗李世民欣然接受了“天可汗”的称号，正式形成一国两制。中原地区用汉制，最高统治者自然是皇帝，胡人地区则继续用可汗制，李世民以中原皇帝兼任天可汗。自李世民起，李唐皇帝的正式称号是皇帝天可汗。
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改变，改变了自五胡入中原，主动汉化，在谋夺皇位之前按汉人习惯先称“天王”再称帝的趋势。开启了唐朝中原皇帝主动适应胡人政权，接受胡人最高统治者“天可汗”称号的传统。后来再次出现，就是以蒙古大汗兼中原皇帝的元朝和以后金大汗兼中原皇帝的清朝了。
“天可汗”并不是始自李世民，本是草原胡人政权对最高统治者的称呼，不过汉文典籍一般音译为“登利可汗”。至李世民正式接受“天可汗”，因为登利本有天的意思，为了以示区别，汉文才改了前面一字，胡人的话里实际与“登利可汗”没有区别。
李世民接受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称号，而是一种制度。即在胡人地区，继续行使可汗制度，那里的官员继续世袭，不行汉制，中央不派官员。唐朝对那里下公文，皇帝的自称也是“可汗”或者是“天可汗”。实际上，就是把唐朝的疆域分成两个部分，传统汉地按照汉制行事，草原大漠的胡族按照胡人的制度行事，唐朝的统治者一人身兼两职。按照徐平前世的话说，唐朝是一国两制的，汉制和胡制并行。
对这一点，李世民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清醒认识的。当胡人各部上“天可汗”称号的时候，他说的很清楚“朕以天子之尊，下行可汗事乎？”皇帝是至尊无上的称号，任何在这一称号上加后缀前缀的，都是自降身份，李世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称号，并沿用下去，一直到唐代宗都是皇帝天可汗，结束于胡族血洗长安。
按李世民自己的说法，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胡族，与胡族有“香火情”。再一个，“自古皆贵中国贱夷狄，而朕独爱之如一”，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真正从利害关系上来说，登上皇位的李家在中原根基不深，李世民又是杀兄逼父夺位，需要引入这样一支政治力量来平衡传统汉族地区的政治势力。正是有这种政策因素，才发生了唐朝盛世之时，大量汉地胡化，大量汉人也被胡化的事情。
这便就有如割肉饲狼，用汉地的钱粮财富把胡人喂养肥壮，最终是血肉尽而狼犹不知足。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个胡人举兵反叛，便就利用了壮大起来的胡人军事力量。事实那个时候，唐玄宗手下握重兵的节镇，统兵节度使基本已经没有汉人了。
这种政策背景下，日本国这种四夷小国，才会放心大胆地与唐朝交往，而不用担心自己被唐朝颠覆。而经过晚唐，北方的战乱带来的血腥教训，中原政权再次严夷夏之防，对于四周蛮夷的态度重新严厉起来，与周边的联络很多就中断了。
宋朝的夷夏之防比唐朝严厉了太多，蕃官不论封官爵多大，都一律序位汉官之后，哪怕蛮族里封到三公的，见了知县照样是下级。西北蕃汉混居的地区，不许汉人女子给胡人为奴为妾，反过来也没有同样的限制。
事情总是有得有失，这样做的结果是稳定了汉族的传统区域，但与周边蛮夷各族的关系也疏远了。其实不仅仅是日本国这样，周边的大理、吐蕃、以前的交趾，也都同样跟宋朝的关系比较冷淡，完全没有了唐朝时候的热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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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1章 文化往来
徐平之所以重视高丽商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的市场确实比高丽大得多，但想开辟却困难重重，藤原家族对外来势力的防范极为严密。外国商人到那里，不许自己出卖货物，不许下船随便走动，比大宋的几个市舶司限制还多。而高丽因为离得太远，警惕性就没有日本这么高，又有王家这种权贵之家做内应，通商就容易多了。
了解了东北亚的局势，徐平对王文道：“事情总是要一步一步来的，暂且先不要想得太多，把到高丽的商路开辟通畅了再说日本。货物你不用担心，以后你家里派个人来，或在东京或在西京，选合用的贸易。以后就不用再从明州上岸了，直接由高丽到密州，海上的路途又近，京东路到两京又有五丈河，来往方便。――不过，有一件事我可是丑话说在前头。本朝历来都有书禁，虽然往年高丽的宾贡生在京城搜罗民间书籍，偷带出境的向来不乏其人，但那总归是犯禁的事。以后你们可以贸易书籍，但贩的何种书籍，是由哪家刻印的，数量多少，都要报国子监，国子监核准才可以。若是犯了禁，国法不饶！”
王文急忙拱手行礼：“都漕官人如此仁心，我们怎会再去犯禁？高丽蛮邦小国，向来仰慕中华风采，每一册书到那里，都视若珍宝！都漕此举，实在善莫大焉！”
周边各国，不管是小到高丽，还是大到契丹，文化都比大宋差了不知多少，中原的书籍在那些地方都极受欢迎。但因为书籍包含地理风土人情，有泄露军事机密的顾虑，大宋一向是禁止出口的。但实际上这禁令也形同虚设，走私不知有多少。徐平的想法，与其让人走私，还不如放开一部分书籍的出口，事前审核就是了。到时出去的书籍，主要以道经佛经和儒家典籍为主，至于军事地理等杂七杂八的，自然还是要封锁住。
见黄金彪坐在一边插不上话有些无聊，徐平笑着问道：“黄金彪，你有没有出过海？”
黄金彪一扬脑袋：“自然是在海船上走过的，不然我怎么会想做高丽的生意？”
徐平来了兴致，问他：“去过高丽？去过日本？还是下过南洋？”
“都漕官人说的，都是蛮邦小国，我黄金彪好歹是上国人物，没事到那里跑什么！我就是从钦州坐船，到过明州。这一路上，可是不近呢！不过船大，跑起来稳，其实也没有什么。而且海船跑起来可是不慢，到明州比陆上走快得多了！”
“钦州到明州，也不错了，真算起路途，只怕比到日本和高丽更远。以后等到海船多起来，广南的货物运到中原，尽量就不走陆路了，走海路近得多。到明州还是远了些，要是到密州或者登州转五丈河，还要更加方便一些。”
徐平自然知道黄金彪实际上是不敢在海上乱跑，钦州到明州的沿海商路早已经是成熟的了，没有多少危险，他才敢去坐船。不过他难得真敢去闯，也不说穿他。中国沿海从南到北的海路商人早已经跑得熟了，只是一直没有官方组织，不成气候。再加上沿海的小岛众多，海盗出没，台风季凶险异常，一直没有起到替代陆上商路的作用。当然，这也跟广南和江南一带的经济来往不多有关，商路主要是通到中原的。
按照徐平的想法，是由官方出面，从北方的密州，到中部的明州和泉州，到南方的广州和钦州，几个市舶司组织大型船队，开成稳定的贸易路线。这种事情，只有官方出面才能做得成，私人海商做得再大，最终还是会走到跟海盗勾结的邪路上去。
不过这一切都要等到徐平回到三司之后再说，现在只是机缘巧合，提前准备。
东北亚的贸易此时的中心是明州，从那里出发，横渡东海，到肥前的值嘉岛，即是徐平前世说的长崎，再转到筑前的博多，即是九州的福冈，大宋和日本的贸易是在那里进行的。至于跟高丽的贸易，因为规模本来不大，大多也是借的到日本的贸易线。因为日本闭关锁国，这条自唐朝时开始兴盛的贸易路线变得冷清了，到高丽并不方便。因此才要在密州新设市舶司，从那里出发，横渡黄海，到高丽就近便得多了，而且台风也少。
如果日本一时不改变锁国的政策，大量的贸易往来只怕还是要通过高丽，从那里转到日本。那么密州只能先代替明州的地位，承担起东北亚贸易中心的地位。至于以后，只要双方来往密切了，以日本的政治形势，大宋扶持一些靠近海岸的强藩也不是难事。
事实上此时的大宋跟周边的小国，实力差距非常大。历史上南宋在陆上被打得颜面无存，还有底气威胁高丽，不合作便就派十万水师渡海，把那小国给灭了。对陆上的威胁之所以显得无能为力，很大程度是因为对手掌握了大片的传统农耕区。
徐平对东北亚的兴趣目前也只是商路而已，再进一步的动作，就得不偿失了。
又说了一会闲话，徐平对王文道：“你远来不易